家园共育讲究的是快乐专递，开心学习！教师在一定情况下要进行家访，了解情况，帮助孩子解决问题，并使其积极健康快乐地成长！那么，有哪些可以用在孩子身上的教育资源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父母伤了你，但是...”，仅供参考，希望能为您提供参考！
我们和孩子的关系，其实是我们和父母关系的照见
我很喜欢梵高，疯狂的那种。
对，就是那个跟妓女结婚，被关进精神病院，割掉自己耳朵，生前只卖出一张画，几乎没吃过一顿饱饭，最后自杀的倒霉蛋——文森特·梵高。
我看他的传记，买他的画册，临摹他的作品，看他的画展，我有星空和向日葵图案的雨伞，杯子，靠垫，杯垫，拼图，丝巾，笔记本，手机套和床单，还有泰迪熊博物馆耳朵包着纱布的梵高熊，都是了解我的朋友从世界各地带来给我的。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迷恋他。
虽然我知道他也是白羊座，我们都热衷于浓烈的色彩，都对生活有巨大的热爱。
但是，这个理由仿佛不足够。
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最近一直在钻研戈登博士的《父母效能训练》，说是研究亲子关系，其实是通过孩子，看到自己，又经由自己，照见父母。整整三代人彼此的影响和循环，贯穿着摊开在眼前，脉络清晰。
显示着所有的因，和对应的果。
我能看到每个人的身不由己，也能看到每个人迸发出的自己的力量。
看到每个人的伤痛，也看到每个人带着伤却依然前行的勇气。
用否定表达爱，是许多父母常用的方式
我知道爸爸是爱我的，但是对他从小以权威的方式对我，一直耿耿于怀。
爸爸从来不表扬我，无论我做什么。
拿98分的卷子回家时，会因为那2分被批评，拿58分的卷子回家时，他不会批评我——会打我。
爸爸对我表达爱的方式也是批评——当他看到我的房间乱了，他会帮我收拾屋子，但是批评我太懒；当我感冒了，他会给我买药，但是抱怨我不好好穿衣服；当我想要跟他亲近一下，他会躲开，所以我们之间，几乎从来没有肢体的接触。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爸爸说要带我去自然博物馆，但是出门前因为选择穿哪件衣服发生了争执，爸爸指着他选中的衣服说：“如果你不穿这件，我就不带你去！”
上小学的我把头一梗：“我就不穿！不去就不去！”
结果呢？
我们就这样彼此生着闷气，在家里呆了一个周末。
而这件事，一直被我记了30多年，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堵得慌。
我觉得爸爸太拧了，太硬了，我对这个爸爸并不满意。
在我小的时候，会流着眼泪屈服，但是从青春期开始，我开始报复性的反叛，我不听他们的意见，自己做决定。
随着我的成长和成熟，我懂得越来越多了，我越来越能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但是，我的青春期，仿佛一直都没有结束。
学习了很多个人成长和育儿知识，我更加知道爸爸离教科书上的“标准爸爸”的差距有多远，我能看到自己身上的那些低自尊，不配得，不自信，过分在意他们评价，以及不够柔软，脾气火爆等等，很多的问题，都是来自于小时候爸爸对我的态度。
后来，爸爸帮我带孩子，我看到爸爸非常爱我儿子，却经常满脸带笑的说出“不听话，坏孩子，越来越淘气”等否定的语言，我能理解，这就是他爱的表达方式。但是，在我听来，每句话依然刺耳，和着我小时候他对我的批评，彼此如同回声般交织在一起。
如果我能有一个柔和的，鼓励的，积极的爸爸就好了，我经常这样想。
来自不完美的原生家庭，也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努力生长
我不断的在用我自己的方式，向爸爸妈妈证明着自己有多好。
几天前，参观梵高的多媒体画展时，我突然醍醐灌顶：
其实我喜欢梵高的原因，正是因为他虽然屡遭生活打击，却依然坚挺旺盛的强大的生命力。
他就像是中了诅咒，生活甚至从未对他微笑。他的朋友，他的爱人，他的身体，一切都冷冰冰的。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却拥有如太阳般永不熄灭的热情，变幻出浓烈的色彩，恣意倾倒在用饿肚子的钱买来的画布上。
这种逆境中拍到谷底又昂然勃发的顽强的力量，压得越低，反弹的越用力的打不死的热情，就像是我，在对爸爸权威的叛逆中，不断累积，不断提升的能量。
通常，小时候被家长用权威对待的孩子，有两种。一种是屈服，从此惧怕于所有权威的力量。一种是叛逆，从此不断的想要挑战权威，证明自己。
显然，我是第二种。
我不断的在用我自己的方式，向爸爸妈妈证明着自己有多好。
我独立，负责，孝顺。在32岁失恋之后，顽强的从濒临崩溃的悲惨中爬起来，成长自己，收获真爱。并且用两本情感疗愈的书，给这门恋爱课画上了一个华丽的句号。
我从不怕挑战，我热爱挑战，我喜欢压力之下微微紧张和兴奋的感觉。我做很多新鲜的尝试，生活轨迹不断的变换，离我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近。很多小时候不敢想的事情，都在自己的手里，一步一步的实现。
我相信世界上有奇迹，我相信我自己能创造奇迹。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个爸爸。
他用他看似粗粝权威的作用力，让我收获了巨大的反作用力。
这可能比我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到达的位置，还要高。
因为我知道，在爸爸那些负面的表达后面，是他的爱。
想到这件事的一刹那间，我感到一种非常通透的幸福感，堵在我和爸爸之间的那条通道，清澈通透。我有一种和爸爸联接上的力量。
我再也不想要一个“另外的”爸爸了。
首先，如果真的换一个爸爸，没人能保证一定比现在这个好。
其次，即使我真的得到了一个如教科书般标准完美的爸爸，我也并不能确定，我的表现会比现在更好。
每个爸爸，对我们自己来说，都是完美的爸爸。都是最适合我们的爸爸。
我，才是我自己和孩子最重要的“原生家庭”
平时做亲子教育，经常接触很多家长，有些人了解到家庭对孩子的影响之后，会抱怨原生家庭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伤害。我们学到的那些教育理念，仿佛让我们对父母的挑剔有了更多理论依据。
“我妈妈太强势，总是控制我，所以我才总是想控制孩子。”
“我妈妈从来就不懂得界限，所以我总是被她越界。”
“我爸爸抽烟喝酒，一吵架就打我妈妈，所以我童年非常凄惨。”
……
说到童年凄惨，恐怕很少有人能比过乔布斯和奥斯卡获得者查理斯·塞隆。
老乔是个私生子，出生一周就被亲生父母送人，寄人篱下。
而小查亲眼目睹妈妈枪杀了向全家人施暴的爸爸，16岁就独自闯荡，肩负养家重任。
这样的童年，在无论任何一种育儿理念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巨大创伤。
如果他们堕落，自暴自弃，怨天尤人，想必比我们都更有理由吧。
但是他们同样可以用自己的力量爬起来，不仅取得骄人的成就，更收获坚定充实的内心。
因为我们有的，不仅是爸爸妈妈，我们还有我们自己。
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再大，也大不过我们自己。
当我们自己决定用积极的态度去生活，用美好的心去拥抱世界的时候，
所有的伤口，都会开出娇艳美丽的花。
“没错，你受到的伤害，来自于父母，你现在所有的那些心理上的弱点和人格缺陷，也都来自于你的家庭”，我对那些跟我抱怨原生家庭的朋友们说，“那么现在让你意识到这些问题的自省的冷静，让你开始想要自我成长的积极的力量，让你去思考人生的智慧的头脑，它们又是来自于哪里呢？”
“难道不是来自于我自己么？”他们说
“那你自己又来自于哪里呢？”
“没有一对家长，对孩子的影响仅仅局限在正面，或者负面，那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每一对家长，都是最好的家长。
让我们接纳他们对我们不完美，却充满爱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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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但是，同样是爱，结果却是大不相同。想一想，你是哪种类型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保护型：这类父母对孩子十分不放心，事事考虑得周周全全，总担心自己微小的疏忽会对孩子造成损伤。但是孩子却往往会感到压抑、受拘束、没有自由呼吸的空间。如果你是这类父母，在教育孩子时请注意将你看管孩子的尺度再放宽一些，让孩子有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也许他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但是切记，如果不让他自己动手，就永远也没有自立的一天。 娇纵型：这类父母对孩子十分溺爱放纵，不论孩子怎么做，都认为是对的，而且从不严厉批评。这类父母培养的孩子看似幸福，实则相反，他们缺乏容忍力和自制力，经常得寸进尺、贪得无厌，而且不爱自己动手，长大以后他会变得好吃懒做，生活自理能力差。这种父母应该注意严厉管教子女，在日常生活中，要教育孩子明辨是非、弃恶扬善。这个转变过程要把握好度，循序渐进地改变。 支配型：这类父母奉行“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准则，认为孩子必须遵守家长制定的规矩，不能有丝毫的反抗。这种高压教育方法使孩子感受不到父母的关怀，从心底里厌恶。他们特别希望能与父母进行沟通。父母应该适当考虑孩子的要求，并放手让他自己去做，一定要相信孩子的能力，并且不要吝啬自己的赞美。 放任型：这类父母由于工作比较忙，而且内心也希望给孩子一个自由生活的空间，因此对孩子自己的事情一
般让孩子独立做主，从不过分干涉。但是由于接触时间少，不能全面了解孩子的想法、情绪等，容易让孩子感到父母对自己疏于照料，而且不受重视。父母在宽容孩子的同时，也应给予他适当的指导及约束，孩子需要父母做积极正确的指引。 理想型：所有的孩子都希望父母是集中以上几种类型优点的好父母，这种类型的父母能够理解孩子的想法，也认可他的情绪与行为，并能经常性地与孩子进行沟通，填平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这样的亲子关系会十分协调，孩子也能独立自主地生活，而且与小朋友们交往时，往往表现出有主见、有组织能力等优点。
那种在学校、操场和课外活动地点转悠，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头顶、和他们紧紧绑在一起的父母被戏称为“直升机父母”。
针对最近几年美国父母对于孩子的过度教育行为，很多有识之士开始发动一场“慢教育、简单教育和散养教育”的新革命。
给孩子们买防过敏袜、专门请家庭教师改正他们不正确的握笔姿势，在他们第二次膝盖摔破了皮之后就把秋千拆了——这些“直升机父母”对于孩子的关爱确实太“无微不至”了。除此之外，商场有出售防止烫伤的火炉把手套、绑在家长和孩子手上以防孩子走失的腕带(“给你和孩子三英尺的自由”)和婴儿爬行护膝(好像他们生来并不会爬行一样)；康涅狄格州有个市长因一位母亲的压力而下令砍掉三棵胡桃树，理由是掉进游泳池的胡桃可能会让她偶尔在池里游泳的孩子过敏；学校不再让学生合伙搭车，而是直接把孩子送到家门口——以往这种方法只针对残疾人。
我们太在意孩子们能否成功了，因此把抚养孩子也当成了某种形式的产品开发。父母们要求幼儿园开始教授中文，为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未雨绸缪；高中老师收到家长愤怒的邮件，抗议学期未完就组织考试；学院院长把大学新生称作“易碎品”(事实上他们在入学前就已经破碎了)和“茶杯”(遇到极小的挫折就会破碎)。
以上，就是21世纪之初最典型的为人父母的方式——又一种将要破碎的泡沫。因此，美国很多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发动新革命，目标是击退这种近乎可笑的父母对孩子的过度保护和过度投资行为。新革命有很多手段——慢教育、简单教育、散养教育——但传递的信息是一致的：越少越好，盘旋是危险的，失败才是成功之母。你真的希望孩子成功吗？学会在适当的时候放手吧。只有你放轻松了，他们才会飞得更高。
对于过度教育的抵制已经很久，但现在才有了新进展。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的调查，经济危机开始时，很多家长削减了孩子的课外辅导课，却惊讶地发现也没什么不好。2008年春天，《时代》杂志的一项调查问题是经济萧条如何影响家长和孩子的关系，结果显示，认为关系改善的是认为关系恶化的4倍。
“这个时候，所有的问题都放到台面上来了，容易发现问题出在哪里。”慢教育运动的导师卡尔赫诺(CarlHonore)说。
最糟糕妈妈的反击
Overparenting(过度抚养)这个词跟美国著名的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有关。1899年麦克阿瑟进西点军校时，他的母亲平克也在军校附近租了一套公寓，据说这样她就能用望远镜看清儿子有没有好好学习。
过度抚养在1990年代发生了更具戏剧性的演变，就像刹不住的汽车一样。世道越来越繁荣，可恐惧和焦虑渐长；犯罪率下降，可家长们却不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步行或骑车上学的孩子从1969年的41%下降到2001年的13%。1980年至今儿童受伤死亡率下降了50%，可是家长们却不让孩子在操场上锻炼，婴儿车上不忘温馨提示“折叠前请抱走婴儿”。6至8岁的儿童，自由玩耍时间从1981年至1997年下降了25%，可家庭作业却翻了倍。因为研究者发现常听莫扎特的音乐可以暂时将婴儿智商提高9分左右，佐治亚州给每个新生儿家庭寄胎教CD；在最疯狂的时候，大学校园里安装了“你好，妈妈！”的网络视频，家长们可以看见公共区域的情景；安永会计事务所专门为新晋职员提供“父母套餐”，这样父母们也能参与到和公司谈收入和福利的行列。
当你搜索“美国最糟的妈妈”，会发现前几页的搜索结果都是关于一个叫勒诺斯坎纳兹(LenoreSkenazy)的母亲，就因为她让自己9岁的儿子一个人坐地铁从商场回家。她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中对于什么是“儿童能接受的风险”的叙述在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记者从中国、以色列、澳大利亚，甚至马耳他打来电话要求采访。斯坎纳兹决定反击，她争辩说人们已经丧失了评估风险的能力。我们担心发生坏事，但行为却伤害了孩子，让他们在焦虑和不敢冒险的温室中长大。
勒诺斯坎纳兹毕业于耶鲁大学，和丈夫共同抚养着两个儿子。她承认自己曾经有点“西科斯基”(生产直升机的公司)，她曾为儿子的生日派对请来一位足球教练，还给每个参加派对的人分发了口腔保护罩。
但是从这一天以后，她创办了一个叫“自由成长的孩子”博客，后来还出了一本书。她写道，做父母的一代小时候自己一个人步行或乘车上学、被人善待或被人欺骗、摇摇晃晃地挨家挨户去推销饼干……可他们现在却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做同样的事。“我们把自己的孩子惯得弱不禁风。”她认同汽车安全带和自行车头盔这样的理性防护工具，但是有些做法让她觉得很荒唐，比如有人建议家长们在每天孩子出门之前给他们照张相，万一被绑架了，警方能有一张孩子的最新照片，看清楚他们穿的什么衣服；一旦孩子安全回来了，家长就可以删掉照片，下个早晨继续拍。
这个建议在那些听说小女孩走丢的家长看是个好办法。但是太多家长都计算错了。斯坎纳兹说，从统计学上讲，没给孩子接种疫苗而让孩子受到H1N1流感威胁的父母，其实是更疏忽大意的。换句话说，从来没有报道说有哪个孩子被陌生人的万圣节糖果毒死，而且儿童被陌生人绑架和杀害的可能性只有一百五十万分之一。如果有家长问：“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去商场？”她建议的回答是：“那你怎么能让他去亲戚家？”(受过性骚扰的孩子有80%是朋友和亲戚的受害者)或者“你怎么能让他坐在你车里？”(2008年超过43万个孩子在机动车事故中受伤)
“我并不是说不应该对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做好预防，但是有好运，就有厄运，你掌控不了，没有100%安全的世界。”
恐惧就像真菌，暗中侵蚀了父母原本安宁的身心。如果说担心孩子身体受伤还算理性的话，那担心孩子失败就太多虑了。既然知道未来孩子在残酷的全球化竞争中摸爬滚打是难免的，为了这种恐惧而给幼儿园的孩子布置家庭作业、组织三年级的学生进行双语竞赛、进大学之后还给孩子设闹钟……又有什么用呢？
“直升机”的撤退
很多教育学家都在寻找各种让“直升机父母”撤退的办法。其中一个办法是，家长们要在暗中使劲，不要越过自己的职能范围。
每个老师都会跟学生家长说，学生们需要失败来树立信心。可是，老师发现，很多家长会给孩子代做作业、画画、写实验报告，然后为了把孩子送进好点的班级，像个政客一样发表长篇大论。堪萨斯州Belinder小学的校长卡伦伏契尔制定了一项“非营救”制度，可是她每天都会在学校里发现学生父母落下的便当盒和笔记本。甚至有一天，一个母亲急匆匆地拿着一串项链跑到学校，为了让她女儿穿着更得体。“我很幸运，和聪明的父母打交道，却看见很多聪明的父母做出蠢事来。这就像病毒。父母们知道自己不该如此，可他们却控制不住。”
教育学家认为，做小学生的“直升机父母”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一直持续到初中和高中就不好了。有些高中老师提到“秘密战士父母”，即那些不总是盘旋在孩子头顶，但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的父母，比如音乐剧角色分配和决定足球比赛的首发阵容时。高三是黎明前的黑暗，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大学准入资格是检验他们教育成功与否的一张成绩单。而在很多大学里，专门设有家长项目主管，他的职责是定期召集一定区域的父母和教师见面。某大学官方网站上给出的五个建议是：参观(但不要太频繁)、交流(也不要太频繁)、别(过于)担心、期待变化、相信他们。
在治疗“直升机父母”的办法里，最有力的武器是井喷般出现的父母网站，父母们可以在上面吐露心声、承认错误、明白降低对孩子的期待并不意味着放松对孩子的教育。一位母亲在网站留言说：“我认输了，真想放弃她。可这不是注册的目的啊。”
但是力求革新的教育学家对于过多的教育建议并不看好。父母们学到的教育方法太多了，而这场新变革的目的是允许家长们有不同的教育方法，或者至少不盲从。卡尔赫诺说：“有人相信，一定有一种秘密的教育方程式，如果我们多看书、多花钱、够刻苦就能找到，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你能想象更多可能发生的凶险吗？每个孩子都不同，每个家庭都不同，父母们要能不被媒体和其他父母的纷繁意见影响，找到最适合自己家庭的教育方程式。”
最后，家长们必须谦虚。我们可以忙乱，可以烦躁，可以逃避，但是最终，我们注重的事情可能并不那么重要。教育学家针对5年级的学生做过调查后发现，孩子们通过阅读得到的收获，和通过看电视得到的收获基本上没什么区别，他们在《今日美国报》上发表文章：“经常逛博物馆看起来并不比逛小卖部的收获多多少……等父母们拿起教育指导书看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很多东西早就已经形成——父母的教育程度、父母是否离异、父母婚后多久有的孩子，这才是对孩子影响最大的。”
如果你能接受以上令人惭愧的事实，那么理解D.H。劳伦斯在1918年讲的一句话就容易多了。“如何开始教育子女。第一原则是：不要管他。第二原则是：不要管他。第三原则是：不要管他。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开始。”
他当然说起来容易。
因为他没有孩子。
于杭（化名）的工作很忙碌，她查了一周的行程表，只能拨出一个午饭的时间接受采访。这样的工作强度到了周末也不停歇，自动转为育儿频道。周六早上要带着4岁的孩子从北京的西四环开车到东三环外上雅马哈音乐课，中午在车上睡一个半小时的午觉，下午继续上美吉姆的运动课和艺术课，如果是不上艺术课的下午，孩子就要去上范阳画室的绘画课。周日上午要学一个小时的太极拳，下午全家到郊区租种的农场种地。虽然于杭自己也认为周末的早教课程在所有参加早教的孩子里面算多的了，可是她并不认为这是盲目。她告诉记者，孩子周末的繁忙行程，是根据“自己经济情况和孩子的接受情况综合判断”。
育儿焦虑的源头是亲子之爱。在近代，随着家庭经济能力的增强和市场专业分工的细化，各种针对孩子能力开发的市场产品多样化，给亲子之爱增添了新的内容：培养理想化的完美孩子。当这个伴随着家庭经济能力的增强，被商业力量催生出的豪迈理想，与生育低潮导致的“一孩家庭”结合时，亲子之爱的负面效应被放大了。在商业力量和生育低潮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一代过度焦虑的父母。
“独一代”和“独二代”同堂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它创造了减少相当于一个欧洲人口的控制奇迹，也创造了1。6亿左右的独生子女。至今对这一生育政策的社会评价，多集中在新生儿减少造成的人口红利降低、社会结构老龄化和未富先老等经济、社会问题，但如果结合成熟工业社会的心理学研究，可能会发现，当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成为父母时，他们所经历过的育儿模式，会对他们今日的育儿心理产生强大的影响。
国家人口计生委前主任张维庆曾表示，“十一五”时期（2006到2010年）中国面临着第四次生育高峰。这一次婴儿潮从2005年开始，大约将到2015年后结束。相比前几次婴儿潮，这一轮新生儿高峰在绝对数值上并不引人注目，但特殊之处在于，父母大都是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出生，这正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起点。这意味着，中国的家庭结构中，第一次普遍出现了两代独生子女同处一室的局面。
在父母的保护下，几乎未经风浪的“独一代”们，因为育儿，要经历一个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考验。根据中国社科院2009年发布的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除了香港澳门外，白领收入最高的内地城市是上海：5550元/月，北京白领的平均收入为5200元/月。在CPI指数连年上涨的情况下，白领的平均月工资仅比2007年上涨200元左右。我们姑且以这个不太准确的平均数据作为基础，来计算一下育儿在这些年轻白领父母的家庭开支中占据的比例。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青年研究》曾刊发了著名社会学家徐安琪的《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报告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的子女的总成本达到49万元――这可以说，抚养子女的总经济成本是惊人的。但是这个成本计算却被舆论认为低估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养儿成本，如果算上孕产期的支出以及从孩子孕育到成长过程中父母因孩子误工、减少流动、升迁等自身发展损失的间接经济成本，孩子成年前的总成本估计要达100万元。一个数据经常被用于描述改革开放的成果――我国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下降到2005年的36。7%。但对一个生活在北京或上海的白领家庭，一个孩子的增加，每个月单奶粉费就要达到上千元，可以立刻让我们在恩格尔系数上的社会进步消弭于无形。
不管是从育儿的经济成本，还是从和上一辈的感情联系来看，让老年人帮助育儿都成为城市白领普遍采纳的一种方式。按照一项在线数据的调查，尤其在北京上海这样消费成本居高不下的超大型城市，老年人帮助育儿的家庭占到70%～80%。
三代同堂，其中两代都是独生子女，这是中国目前比较特殊的家庭结构。从好的方面看，两代人共同养育孩子，这有助于育儿的安全和健康，以及整个家庭财富的增长。但这种模式在积累两代人财富的同时，也积累了两代人的焦虑――它们将共同作用到对同一个孩子的养育过程中。
紧缺之困
“独一代”的父母，和“独二代”的孩子之间相差了约30年。在这30年间，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资源的种类与分布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生产，喂养，上幼儿园，上小学……看起来是再正常不过的育儿链条，但如果再循着传统的路径走，会发现意想不到的阻力。
孙杨是北京人，受过高等教育，在一家颇有声誉的传媒公司上班，不是举目无亲、全无资源，但当她从2010年开始怀孕后，她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焦虑感。
孙杨和丈夫遭遇了育儿链条上第一环的资源短缺。以协和医院为例，“产科只有一、三、五开诊，而且每天只有5个号”。孙杨的丈夫马宇驰对记者说。资源的绝对短缺，还在网上催生了协和医院产科挂号攻略这类信息指南。“那些早就等在大厅的人是前一天晚上医院下班后就去排队的，每人按先后顺序给一个排队的号，然后不能回家睡觉，因为整晚隔些时候就会有人出来点名，不在的人就被划掉了。像马宇驰那样第二天早上才去的，不管多早都是连进大厅的资格都没有。”孙杨对记者说。马宇驰为此开了一个“一切为了孩子”的微博，他说：“我觉得我们就是现在最典型的父母，城市里长大的‘80后’、独生子女、有一份收入还可以的稳定工作，如果我们生孩子都这么难，北京城里那么多外来打工的，可怎么办？我开一个微博是想跟朋友们交流、分享我的心情，也想记录整个生命诞生的过程。”
如果把育儿焦虑症的爆发点分为几个阶段，生育难不过是第一个门槛。婴儿潮通常被用来解释――70年代生人的平均生育年龄推后，导致与“80后”的生育高峰出现了重叠。但这种解释可能夸大了生理上的不可抗因素，而掩盖了我们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实际上，产科挂号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的产科大夫严重短缺。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王琪告诉记者，作为医疗纠纷的重灾区，产科工作辛苦，风险较大，而待遇却很低。产科医生24小时接诊，夜里常被叫起，精神长期紧张，容易发生差错事故，导致产科医生流失严重。一些大型三甲医院产科床位不足40张，有些甚至与外科共用手术室。由于高级人才短缺，很多医院产科缺乏处理疑难杂症的经验，不愿接收危重病人。于是，大量产妇集聚专科医院，出现了就医难。
相似的情况出现在育儿链条的下一环。2007至2009年，北京市的新生儿有41。575万人。他们将从2010年开始陆续进入幼儿园。而从2009年北京市合法幼儿园的在园人数看，北京能提供的幼儿园学位数约为24。8万人。这意味着，北京的幼儿园学位缺口，约为17万名。当然，在已经市场化的学前教育领域，选择收费在5000元以上的高档幼儿园，可能会让竞争减少，但会遭遇到老一辈父母生活经验的质疑。要知道，在他们养育“独一代”的80年代，正是计划经济下公共资源的巅峰期。街道幼儿园、机关幼儿园、企业幼儿园、托儿所、学前班，各种形式和主体的学前教育琳琅满目。从全国范围看，80年代光街道幼儿园就有10万所（这一数据在2007年变为2万所），而且收费低廉。一个学期的学费两块钱，这是让上一辈父母念念不忘的收费标准。如果选择众多正规体系外的“山寨”幼儿园或者家托，在食品安全与治安问题频发的今天，体制内有监管的尚不可靠，体制外的更难以信任――谁来为你孩子的安全负责？
这是中国育儿焦虑症的核心。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普通家庭的孩子最重要的上升通道，但如果循着上一代的既有路径，却要遭遇即便拿钱也难以解决的激烈竞争。
选择之难
如果说学校教育是育儿的必需品，中国的年轻父母面临着供不应求的困境，那在育儿的副产品上，他们面临的则是选择太多的焦虑。
一句有关育儿深入人心的说法是，“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结合“独一代”的成长史，这句话足以成为鞭策新一代父母的警世恒言。70年代人背负着父母的期望，在竞争中长大并在竞争中持续前行，他们承受的压力，是以前年代的人所无法相比的。虽然每个真心爱孩子的父母都会认同，孩子不应该成为标榜的工具，但如果孩子的竞争力就是父母文化程度和教育力量，以及对孩子负责程度的竞争，那么把孩子当成自己一件伟大的作品互相炫耀攀比，似乎也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70后”“80后”的父母大多经历了自己父母望子成龙、考试激烈竞争的少年时代，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再被应试教育和功利性学习所压迫，极力强调培养的是孩子们基本素质和能力，可这些基本素质又包括绘画、音乐、体育等许多方面十八般武艺。于杭觉得，自己和丈夫都是体制内的人，体制内有体制内的好处，但是她希望自己的宝宝将来除了工作有自己喜欢的领域，还能自由度大一些，而这些都是以这些课程所培养的素质为基础的，这又是另外一种望子成龙。
家庭是个环境，孩子就像生长在其间的植物。环境里的土壤营养是否充足，水分和阳光是否适当，都会影响到孩子这株“植物”的“精神生命和物质生命”。给“外行”的父母当孩子，就像是植物生长在土壤或者光照有问题的环境里，肯定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发育不良。
你用刀割他，他能不痛吗？你用火烧他，他能不焦吗？你把他放在冰天雪地里，他能不冻僵吗？你用恶劣的语言去说孩子，就是用刀去割他，他的心就会留下伤口；你不去疏导而去激怒孩子，孩子的理性就会在暴躁中烧焦；你让孩子感不到任何爱，他的心就会冻僵。
观察孩子，要着重关注孩子的性格和人生态度，因为性格和价值观对孩子的影响是长久的。如果把孩子比成一部汽车，那么，价值观就是这辆车的方向盘，孩子的性格和智力就是车的性能。我们应该既要锻造孩子的良好“性能”，又要避免让孩子走错方向。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家长不应该仅仅注意现在孩子身上的问题，更要注意观察一些成年人身上的缺陷，要注意从成年人身上总结教育孩子的经验，因为那才是童年环境、家庭教育所产生影响的最后结果。从孩子身上看问题，很容易一叶障目，因为孩子身上的每个具体问题都让父母挂心，这些问题分散了父母对孩子的真正问题的注意。教育孩子目光要长远一些。
一个孩子就是一份“试题”，时时处处都在考验着父母的家庭教育水平；一个成年人就是一份“答案”，处处时时都体现着父母对教育试题的回答。孩子是教育的“开始”，成年人是教育的“结果”。分析“开始”，我们作出的往往都是些主观的预测和假想；分析“结果”，可以让我们更客观地借鉴这个人所受的家庭教育的利弊。所以，对于成年人的分析和观察，对于我们教育孩子有更多的借鉴意义。在此，我们简单地列几种成年人身上常见的问题，供家长朋友们在教育子女时借鉴。
一、丧失生活的快乐
人生虽然不是一场欢宴，但是，也会有很多美妙的感觉供我们品味，对于孩子来讲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很容易满足。但是，在功利心强的父母眼里，快乐并不值得追求。每当看到孩子兴高采烈地沉浸在游戏中时，他们就会想，要是孩子能把这时间用在学习上该有多好。其实，学习、玩耍、沟通、与家人相处等活动都有其各自的快乐，然而，不会教育孩子的父母，只会让孩子感觉学习是负担、玩耍没自由、沟通很压抑、相处很无聊，只有摆脱父母跟小伙伴们在一起时，才能得到些许的快乐。
许多父母情绪化严重，高兴起来什么都好，对孩子的错误视而不见；烦躁起来，孩子一身都是错。喜怒无常使孩子无所适从，快乐是一件很要紧的事，只有当生活在孩子眼里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时，孩子才会对生活充满热情和兴趣，才能形成开朗、乐观、主动的性格。
二、缺乏安全感
缺乏安全感的人容易紧张，情绪起伏大，要么盲目轻信，要么无端地多疑。事到临头，他们很容易既拿不起又放不下；追求某个目标的时候，也常常缺乏自信，患得患失。虽然这样的人当中也不乏很有才华的人，但是，他们很少能够感到真正的踏实和满足，缺乏安全感的状态是他们一生的负担。安全感是否健全充足，由孩子0～6岁的经历决定。家庭的重大变故、父母的感情破裂、教养方式的暴戾都会破坏孩子的安全感，而安全感一旦被破坏，就很难恢复。
三、没有能力
有些人上学的时候学业失败，成年后，也会出现做事情没有思路、分不清轻重缓急、效率低下等问题。并非所有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长大后都没有能力，这里指的是很想学习，却总是不得法、没效果的那一部分人。缺乏能力的人除了极少数是因为智力不足之外，大多是因为父母过分的保护和指导，打破了他们内在的节奏与和谐，导致他们缺乏主动思考的习惯、眼界狭窄、思维刻板、缺乏自信。
四、情商过低
情商低的人在适应环境、人际交往、把握机遇等多个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很多时候，情商比智商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不懂得宽容、忍耐和克制的人，获得成功的几率要比情商高的人低得多。过分的溺爱和娇惯，以及父母本身的情绪化过分严重，往往都会造成孩子的情商发展滞后。
五、缺乏主见
有些人毫无主见、遇事不自信，总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习惯于听从别人的帮助和安排。这样的人遇事犹豫、言行保守，个人成长和发展都十分缓慢。这实际上是一种人格缺陷。没有主见很多时候就意味着没有自我，这样的人是很可怜的。支配型和专制型的父母教导出来的孩子容易缺乏主见；相反，在民主的、宽松的、支持型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孩子，往往比较有主见。
六、刻板书生化
有些学生把学业的成功作为唯一的价值来追求，一味地死读书，对那些在其他方面才艺突出、但是学业落后的同学非常轻视，言行刻板、不苟言笑。他们的阅历单一，仅限于学校和家庭；交往圈子狭窄，仅限于几个要好的同学。这样的学生虽然能够在学业上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缺乏必要的适应和变通能力，看问题很容易绝对化、理想化。父母刻板的“学业至上”的价值观，是这种书生化人格最主要的成因。
七、聪明自恃
许多成年人特爱耍小聪明，从来不踏踏实实做事。这种人做事很难成功，交友也很难长久。很多人感觉这不算什么，还称赞这些人聪明。其实，这种有机灵就抖的人很可怜，舍近求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他们最常见的结局。这种爱耍小聪明的行为，与父母的教养方式直接相关。其实，在孩子刚开始露出这种苗头的时候，父母如果能够及时地制止他们的行为，并生动地举出这样做的害处的话，这种错误是很好纠正的。怕就怕做父母不仅认识不到这种行为的危害，反而以此为荣、以此为乐。果真如此，孩子的这种倾向就将与日俱增。
八、怨天尤人
这种人，上恨父母没根基，下恨儿女不争气，除了自己没有他不抱怨的。弄砸了事情绝对不是他的错，犯了错误他也是无辜的。凡事总是找借口，丝毫不能忍受别人说他不对，嘴上永远不服输，不停地抱怨、矫情。这种脆弱无知的表现，通常是由家庭的娇惯、缺乏要求造成的。
九、紧张型人格
这种人太在意别人和外界的看法，生怕自己的行为不符合别人的要求，被人指责、鄙视。举轻若重，事情很小，心里还是搁不下，明天来个客人，今晚就睡不着觉，稍微有个场合，手脚就不知道往哪里放。不能恰当地表达自己的不满，要么就压抑，要么就过激。做事唯唯诺诺，墨守成规，害怕冲突与冒险，回避尝试。这样的人大多是从小就被父母过分管制，泯灭了自己的个性，除了服从，没有胆量和习惯坚持自己的想法。
十、无所事事
这种人胸无大志，没有任何追求，为了“生存”而生活，生命对他们而言，除了被动地度过外，没有任何主动的方向。其实，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天分，可是，在早期的生活中，没有优秀的榜样供孩子借鉴，家庭生活中，精神世界过于贫乏，没有精神追求和个人见解。因此孩子内心的火把得不到点燃，最终熄灭。
十一、道德败坏、趣味低级
有的人精神空虚，缺乏修养，追求感官刺激；惟利是图，居心险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巧言令色，好耍手腕……这些性格缺陷，都与父母的生存风格和价值追求直接相关。
小峰是一个略显瘦弱的小男孩，粗一看，和别的小朋友并没什么两样，但如果你稍加注意，你就会发现从他的耳根往下，整个脖子，再往下……遍布累累伤疤，让人不忍细看。第一次见到他，我就想，这孩子一定是小时候被烫伤的吧。在一次和小峰随意的聊天中，他告诉我是在两岁的时候，一热水壶的水倒在了脖子里……可怜的孩子啊，幼小的他就遭受了如此的伤痛，这伤疤，将伴其一生，这伤疤，时时让家人黯然神伤。我只好安慰说：“没事的，等你长大了，就好了。”真的`很希望如此！
还有小浪小朋友，他的嘴唇上有两条伤疤，是个生下来唇裂的孩子，虽然做过了手术，但他的发音还是受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读拼音，一组拼音“dtnl”不侧耳细听感觉就是一个音。好在小浪小朋友不自卑，他喜欢发言，这是令人欣慰的，我也常叫他起来回答问题，但令人苦恼的是每次他那含糊不清的声音总会惹得那帮还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哈哈大笑，这样三番五次地制止后我还是不免担心：在他敢于表现自己的时候他的自尊心会不会被一次次无意的伤害呢？我该怎么帮助他？
这两只有点小残缺的小蝴蝶，在心底我会对他们多一份怜爱，但我更愿意像对待每一个普通的孩子一样，把同样的关爱给予他们，我希望，他们受到的一切一切都是平等的，他们能像他们念的诗里一样“我敢于向天下所有＼以平等待我的眼睛说＼我是一只小-蝴-蝶！”希望他们现在、今后始终能以平等的眼光审视自己。
，相信在伤痛过后，也能插翅飞翔，生活于他们，依旧会美丽！
龙应台有太多的标签。作家、思想家、社会批评家、学者、教授。这个台湾女子，既彪悍，又温柔，有大抱负。年轻时活得像唐朝女子，热烈丰富；今天，完成新书《目送》的她又宛如步入了宋代，风轻云淡，重重沧桑在脸上，遮不住。
那天我问你，“你将来想做什么”，我注意到，你很不屑于回答我这个问题，所以跟我胡诌一通。是因为你们这个世代的人，对未来太自信，所以不屑与像我这一代人年轻时一样，讲究勤勤恳恳、如履薄冰，还是其实你们对于未来太没信心，所以假装出一种嘲讽和狂妄的姿态，来闪避我的追问？
我几乎要相信，你是在假装潇洒了。今天的青年人对于未来，潇洒得起来吗？法国年轻人在街头呼喊抗议的镜头让全世界都震惊了：这不是上世纪60年代的青年为浪漫的抽象的革命理想上街呐喊带着花环、抱着吉他唱歌，这是21世纪的青年为了自己的现实生计在烦恼，在挣扎。
从我的21岁到你的21岁，人类的自杀率升高了60％。你刻意闪避我的问题，是因为21岁的你，还在读大学的你，也感受到现实的压力了吗？
从18岁开始失业的画家
还记得我们在德国时遇见的那个画家提摩吗？他从小爱画画，在气氛自由、不讲究竞争和排名的德国教育系统里，他一会儿学做外语翻译，一会儿学做锁匠，一会儿学做木工。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又过去了，现在，应该是多少年了？我也不记得，但是，当年他失业时只有18岁，今年他41岁了，仍旧失业，和母亲住在一起。
没事的时候，他就坐在临街的窗口，画着长颈鹿。在他笔下，长颈鹿的脖子从巴士顶伸出来，穿过飞机场，走进一个正在放映电影的戏院它睁着睫毛长长的大眼，盯着一个小孩骑三轮车。
因为没有工作，所以他没能结婚，自然也没有小孩。事实上，他一直过着小孩的生活。可是，他的母亲已经快80岁了。我担不担心你将来变成提摩？
老实说，是的，我也担心。
把你当“别人”并不容易
我记得我们那晚在阳台上的谈话。你说：“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你坐在阳台的椅子里，背对着大海，手里点着一只烟。那是清晨3点。
朋友若看见你在我面前点烟，一定会用一种不可置信的眼光望向我，“他怎么能在母亲面前抽烟？你又怎能容许儿子在你面前抽烟？
”
我认真地想过这问题。我不喜欢人家抽烟，因为我不喜欢烟的气味，更不喜欢我的儿子抽烟，因为抽烟可能给他带来致命的肺癌。
可是，我的儿子已经21岁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成人。是成人，就得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为他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一旦接受了这个逻辑，他决定抽烟，我要如何“不准许”呢？我有什么权力或权威来约束他呢？
我看着你点烟，翘起腿，抽烟，吐出一团青雾，恨不得把烟从你嘴里拔出来，丢向大海。可是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请记住，你面前坐着一个成人，你得对他像对待天下所有其他成人一样。你不会把你朋友或一个陌生人嘴里的烟拔走，因此，你就不能把眼前这个人嘴里的烟拔走。他早已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一个别人。”
青年的成长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大家都知道。但是，要抱着你、护着你长大的母亲学会“放手”，把你当某个程度的“别人”，也不容易啊！
如果你愿意去给河马刷牙
“你哪里平庸了？”我说，“平庸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将来的事业一定比不上你，也比不上爸爸你们俩都有博士学位。”听到这句话，我有点惊讶。
“我几乎可以确定我不太可能有爸爸的成就，更不可能有你的成就。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人，有很普通的学历，很普通的职业，不太有钱，也没有名。一个最最平庸的人。”你捻熄了烟，“你会失望吗？”
现在我已忘了当时跟你怎么说的，说我不会失望，不管你做什么我都高兴，因为我爱你？或者很不以为然地跟你争辩“平庸”的哲学？或者很认真地试图说服你你并不平庸，只是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自己？
我不记得了。但是，我可以现在告诉你，如果你“平庸”，我是否“失望”。
对我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而在现代的生活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你的工作不把你绑架，让你工作的俘虏，第二，它给你时间，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
至于金钱和名声，哪里是快乐的核心元素呢？假如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庸”。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当你的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我怕你变成画长颈鹿的提摩，不是因为他没钱没名，而是因为他找不到意义。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拥有更多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如果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名比利，而只是在为自己找心灵安适之所在，那么连“平庸”这个词都不太有意义了。“平庸”是跟别人比，心灵的安适是跟自己比。千山万水走到最后，我们最终的负责对象，还是“自己”二字。因此，你当然没有理由去跟你的上一代比，或者为了符合上一代对你的想象而活。
同样的，抽烟不抽烟，你也得对自己去解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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