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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是一出悲剧。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和挣扎，但迫于环境，他们最终一一失败。失败的不是他们，是明朝，是时代，是万历十五年的所有人。
这场悲剧的核心，在于朱元璋的顶层设计能力太差，没有靠谱的治国框架，又非常的幼稚，最后沦落到以德治国。小时候看古装电视剧总觉得里面的事情都没法理解。
大臣们为啥因为皇帝立谁当皇后、当太子，吵得不可开交，以死相逼？大臣们为啥成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来吵去？为什么倭寇这种东拼西凑的强盗帮，能对明朝造成那么大损害？为什么当官的人一定得四书五经，文章写的好？不应该考察管理能力什么的么？
事有反常必有因，因，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框架。在明朝，德是治国方略，德是行政依据，德是文官集团的底盘。德是治国方略。皇帝就必须成为德的最高代表。所以皇帝要不停的出席各种卵用没有，纯粹作为象征意义的活动，以此来强调自己的德。而文官集团会严密的监督他，因为皇帝有德，政权的合法性才能稳定，文官才能高枕无忧，这是文官集团的命根子。
德是行政依据。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了，由无数个农村组成，国家的行政效率又太低。每件事情如果认真去判断，成本极高，文官集团是吃不消的，不如用规则极其简单的德来判断。所谓大道至简嘛。
德是文官集团的底盘。既然是以德治国，官员的核心能力也就成了德，所以，长袖冠衣，三滤长须，雍容雅正，成了文官的经典形象，至于能力，不重要。整个文官集团，基于表面上的共同信仰，绑定在一起，这就叫底盘。
在这个框架里，最开心的是文官集团，他们也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对上，他们严格要求皇帝。不能有丝毫自身的特点、私信、个性，一定得代表好「德」。对外，他们打压武将集团。因为德既然是最高代表，稳定就成了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出了乱子，本身就是无德的表现，那武将的平乱，又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再说，文官要求德行，武馆要求能力，文官自然看不上武官。
对下，他们基于「德」的要求治理老百姓。判案的时候，哥哥和弟弟，就判弟弟错。穷人和富人，就判富人错。丈夫和妻子，就判妻子错。对事实的考量？他们才不在意呢！
对内，他们组成一个个利益集团，相互间争斗的极其厉害。几乎每一次朝堂上的争端，或者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被用来党同伐异，维护自身利益。对自己，他们表面标榜道德，背地里极尽私欲。即使比较清廉的官，也觉得搞些灰色收入理所应当。在这个以德治国的框架里，你会发现，一切都解释通了。
大臣们为皇帝立谁当皇后、当太子，吵得不可开交。是因为皇帝违反了立长的道德规则，而违反道德，就会触动统治合法性的根基。大臣们成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来吵去，表面是为了小事，实际是为了铲除异己，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都是利益。
倭寇这种东拼西凑的强盗帮，能对明朝造成那么大损害。是因为武将被打压的过于厉害，军事极端不受重视。当官的人一定得四书五经，文章写的好，而不应该考察管理能力。因为以德治国，官员的核心能力，就是德。
在这个诡异、崩坏，江河日下的系统里，很多人在做着自己的反抗。万历和正德发现文官集团表面冠冕堂皇，背地极尽私欲的真相，决定不再合作，一个不上朝，一个成天出去打仗。
张居正想要中兴明朝，整顿税收，大权独揽时尚能推动少量地区执行，却触动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所以一死，所有改革全部恢复原样，自己也身败名裂。申时行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不再强力推动，改成和稀泥，努力在协调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做好事情，缺只是小修小补，还被文官集团骂道德不够。海瑞选择相信德，过的一贫如洗。但受时代所限，他判案仍然是根据德，而非法律。同时他太扎眼，为整个文官集团所不容。
戚继光非常现实，从小兵用的武器、战术，到治军方略，战略战术，都按照实际情况来。该送礼送礼，该送美女送美女。即使这样，在他的靠山张居正倒台后，他也被迅速罢官。
李贽的悲剧，不在于最后的自杀，而在于他从来没有圆融一体，自身思想前后矛盾。他希望能弥合文官集团的私欲和道德，这几乎不可能。「万历十五年」里的每个人，就这样在激荡和反抗中走完了一声，迎来最终的大失败。以上，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框架。这个框架不仅能帮你更加理解明朝。其所揭示的问题，很多在当今依然存在。比如老百姓期盼清官，缺不呼唤法制。一堆人对封禁咪蒙弹冠相庆，缺又对另一些封禁的内容扼腕叹息。德治的弊病，思维的惯性，早已延续了几百年。
而这本书带来的方法论，则是大历史观。历史里的八卦，个人的命运，各种奇闻异事，悬案迷踪，都并不重要。要把眼光拉长到三五百年，看到大的历史脉络。观察不妨细致，格局却要宏观。这句话，是对《万历十五年》最好的注脚。
《万历十五年》：个人认为这不算是一本历史书籍，因为我用了四年时间，每看必有新的收获。总体来说，讲述了万历皇帝长达几十年不上朝的一个心理描写，并根据这个铺展开来，讲述了有明一代，封建官僚暨知识分子在面对孔孟之道、朱熹之理和纷繁复杂的现实时，是如何抉择的。而这其中，海瑞选择了道德的高尚，一生清贫，却屡遭排挤；首辅申时行选择了中庸之道，极力缓和，调节各方面的矛盾，晚年却被弹劾回老家；一代名臣张居正选择了改变，却在死后遭遇了抄家和鞭尸。孤独的名将戚继光面对腐朽的明朝军事财政制度，选择了依靠张居正来完成自己毕生梦想，最终张死后被弃而不用；而李贽，选择了面对选择了坦白，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就是为了荣华富贵，就是为了封妻荫子，哪有那些道德君子所讲的，匡扶天下，救济黎民百姓。他们所有人都是悲剧，无一例外没有我们现在人意义上的成功。在他们实现各自政治理想的一生中，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也许不同的人会读出不同的感悟。黄提出“大历史观”，就是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去思考历史事件，而万历十五年貌似写的是1587年，其实是从这个长久以来的封建统治制度来书写这一年，而60年后明朝即亡。
中国政治生态中的阴与阳——读《万历十五年》有感1500字
中国的政治生态涉及的方面太多，有很多相关的书籍描述，我在这里就简单阐述一下其中的“阴阳”之道，当然是个人浅显的理解，必有很多不成熟的观点。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把矛盾运动中的万事万物概括为“阴”、“阳”两个对立的范畴并以双方变化的原理来说明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以我个人的理解，“阴”代表不能对外界所公开的、不光明正大的状态，“阳”与“阴”相反，代表那些公之于众的、对外宣扬的状态，简单来说阴阳即善恶！作者在本书中多次提到，中国古代官僚存在“阴阳”双重性格，即一方面以儒家思想所标榜的仁义道德作为自己做官的宗旨，大肆宣扬以天下苍生为己任，而不计个人利益的得失；另一方面却在背地里追名逐利、滥用职权，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利己主义者。
作者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很多官员向皇上直言进谏，大骂皇上昏庸无道，在我们看来这个大臣太有勇气了，冒着掉脑袋、诛九族的危险指责当朝天子，真的由衷地佩服。但作者却说很多诤谏者并非正直尽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这些人把正直当做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这就是所谓的“沽名卖直”。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等有趣的事情，在现代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为了流芳百世的名誉，竟不惜以个人及家族的生命为代价。
我们熟悉的几位明代大臣，无不包含这两种性格。张居正是典型的表里不一的官员，表面上要厉行节俭，被抄家之后才发现他的生活作风是多么地奢华，为自己建造一座官邸就花了上百万两银子！申时行深谙官场之道，所以被批评为一个两面派、和事佬，这种官场的“老油条”现在也不胜枚举。就连我们非常敬重的戚继光也不例外，除了民族英雄的光环外，他背后的政治手段也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觉得最不明显的就是海瑞了，他一向讨厌这种双重性格，所以严以律己，是一个真正单重性格的理想主义者，但在那个时代不会包容一个这样纯粹的人，所以他被认为是一个疯子。
“阴”、“阳”双重性格，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古代，世界各国、各个时代都存在这种现象。官场如此，其他行业亦如此，尤其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某一个单位的A部门的小李获得了一次销售大赛的冠军，为了表示祝贺，A部门全体领导要为小李举行一次隆重的庆功宴，并邀请了这个单位的大领导莅临指导，这让初入职场的小李很惊讶，没想到自己获得一项荣誉领导们这么重视和关心，心里真是倍感荣幸。宴会上，气氛并没有小李想象的那么轻松，单位的大领导坐在最上座，部门的领导两边对称而坐，而主角小李却被挤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首先是各位领导致辞敬酒，当然还是从单位领导那里开始，前几位领导基本都是祝贺小李获得了冠军，部门领导则着重感谢单位领导的重视与支持，而越往下小李越觉得话锋不对，祝贺、感谢的话简单两句总结后，便开始了“诉苦”：部门的几位管理人员向单位领导抱怨本部门基础设施、工作环境、资金状况都不尽如人意，希望单位能够给予更多地关怀；近期本部门其他几位同事也参加了类似的比赛，希望领导能够给予相应的鼓励与支持；以小李拿到冠军为契机，能否向单位申请一笔技术创新的资金......然后部门最大的领导开始向单位领导详细阐述具体的情况，单位领导全程以笑脸相对，在这么多人面前只好做出简单地口头承诺。终于等到小李发表获奖感言了，他把之前背的稿子流利地说了出来，首先当然是感谢单位、部门的支持与帮助，其次感谢身边同事的指导......而自己的付出与努力却没有提及，最后部门领导说了一句“小李讲的好啊！”，全体成员鼓掌祝贺。小李终于知道，此次的庆功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以为自己庆功之名，来表达部门各项利益之实。这种类似于酒桌上的谈判，很好地体现了其中的“阴”与“阳”。
归根结底，是中国传统上习惯用道德代替法律。“阳”是美德的一面，“阴”是丑陋的一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性善论”，提倡用道德教化丑恶，让“阳”占据主旋律，乃至代替“阴”。现实中却没有那么理想的结果，即使道德再高尚，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内心的“阴”，两者是相生相克的矛盾体。所以就需要一个外物来继续制约“阴”，这就是法律，法律的产生是解决道德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且法律应该优先于道德的，这在今天我们看来再正常不过，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把两者颠倒，重视道德的培养，而忽视法律的程序。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这一年，明王朝的模范官员海瑞、著名将领戚继光相继离世，在历史的长河里似乎仅掀起了些许浪花。而在黄宇仁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里，这一年，又仿佛暗含玄机，确是颇为值得探究的历史节点。
纵向而言，1587年距明开朝（1368年）已有219年，距明亡（1644年）尚有57年。此时的明王朝治国早有祖制，统治思想上则信奉僵化的程朱理学下的孔孟儒家，甚至将其视为司法、理政的判断依据。看似一切均按部就班、井然有序、日臻成熟的王朝旧制，仅余的数十年气数，却又无不在提醒后来的诸位看客，实则危机早已潜伏。
横向观之，在黄仁宇先生截定的1587年之剖面下，万历皇帝正当24岁的盛年，却已登基15年，其老师兼前首辅张居正已溘然离世5年。执政的前十年亦是万历帝在位最有作为的十年，开创了“万历中兴”的盛世局面，这些均与首辅大臣张居正励精图治，强力推行系列改革密不可分。当然，当时尚在少年的万历帝眼里，凡事以老师的教导为最高准则，名为万历中兴，实乃张居正的个人意志使然。尽管开朝皇帝朱元璋为巩固皇权而废丞相，凡事均需皇帝钦点，长此以往，必有后来皇帝不堪重负，随之，内阁制度应运而生，加以明朝的监察、秘密警察之制，皇帝既在脑力、体力上得以解脱，又分散权力防止下臣专权。但是这仅是理论上的完美无瑕罢，实际情形往往大相径庭。张居正竭力辅佐万历帝，一心图治的他断然不曾想自己的专权，死后引发臣僚群起攻之，终遭皇帝的唾弃，落得个死后两年便被抄家，险被鞭尸的悲惨下场。
587年，即位15年的万历帝，无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上均略显疲态。这位从小生活在帝师张居正影响与约束下的皇帝，雄心当立之时，受了反对派的引导与蛊惑，当务之要便是极力清洗张居正等人势力，似乎一扫了多年来的压抑与阴霾。然而，此时的万历仍然毫无冲破藩篱的快感。约束依旧，自己如同重又被新的人所绑架。自开朝以来，朝廷便被文官集团所占据，虽然争吵毫无休止，但正是这毫无休止的争论构成了一股难以逾越的力量，使得国家机器在预设的规范与轨道内有条不紊的运转着。在万历看来，自己恰像一具木偶，在群臣的摆布下立在当在的位置。他愈发地感到，老师张居正的倒台，真正受益的是倒张派的臣子，他不过是顺势推到了最潮头罢！然而内心的一点悔意，终究被一时的蒙蔽与情绪所淹没，何况自己还是九五之尊的皇帝，岂能随便食言。于繁杂喧闹的朝堂，万历更觉这无穷尽的上朝的无趣与累赘。
所幸的是，在没有张居正的5年里，新任首辅申时行颇懂为臣之道，举凡政事皆处理得滴水不漏。然而，彼时的首辅申时行内心亦颇为复杂，以至于才五十有二的他，便早已鬓发苍苍，显现出处未老先衰之态。原本作为候补之一的申时行，时来运转之下，侥幸坐上了首辅的高位。不过，此时的首辅亦如此时的皇帝，职业的矛盾如影相随。前任张居正的前车之鉴，无疑让其如履薄冰。
申时行深谙，开朝以来，王朝的运转全依仗道德的力量得以均衡维系，而道德的传承则在于出身于士人阶层的文官集团，所有的典章制度均在文官们的直接干预与操作下得以完成。明朝开“八股取士”之先河，考试的标准化虽大大减少了评判的难度而更具操作性，但其束缚人的原创思想亦是立竿见影的，诚然这是为统治者所愿见的。这也催生出一批固守陈规、僵化教条的文官士子。自然，本朝的法律已置于道德之下，具体的事务甚至司法判决，全在于为官者的道德评判，而具体操作的技术层面亦无实际的依据，往往为个人的好恶所左右，行政的成效自是大打折扣。绵延两百年下来，俨然形成了连万历帝都深感巨大的力量。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业社会，王朝的统治只能通过各级文官与底层的大多目不识丁的农夫勾连起来，因而，施政的核心便在于推行能让文官能所遵循的文牍范本。当初，前首辅张居正一意力图打破这种僵死低效的局面，却终究被这无形的力量所扼杀。
不过,扼杀张居正的力量明面上为其改革将大多数文官置于对立面，而底下的暗流则在于张居正忽视了文官不愿公开的私欲，升官发财实则为无数士人毕生追求的梦想。虽然开朝以来，本朝官员的待遇并不高，但是这仍阻挡不了士人们做官的热情，暗下的俸禄自是丰厚无比的，范进中举即为一例。那些仁义道德只是停留在嘴上说说，实际执行时又另有一套标准。这阴阳之间的关系，张居正显然挂一漏万了，其触动的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奶酪。
首辅申时行对此阴阳之道早已心知肚明，其施政要义则在于平衡之术，皆以妥协维持局面为主，而不一意孤行地去达成自己所愿。即便如此，言官对其攻击未曾停过，先是其极力与张居正撇清关系，后因其过于妥协。终究其在拥立太子的事情上，文官们不愿意看到其在此事上拥戴新功，一番攻击之下，被迫辞职挂冠归田。
王朝的文官们大奉阴阳之道，万历帝见得多了便更加感觉无趣而心生厌倦。倒是一位叫海瑞的官员，在如此封闭保守的官场上仍秉承操守，敢于自我牺牲，似一股清流倾泻于污浊之上。只是清者如海瑞者一生命运多舛，几经浮沉，最后一次出山已七十有二，不过是文官们看重他高风亮节的名号委以虚职，以宽慰老百姓的心罢了！
至于青史留名赫赫有名的武将戚继光，在当时重文抑武的情境下，处境并没有历史教科书上所言之好。明王朝的武将几乎皆为文墨不通的粗人，故而对于带兵打仗并无实际的理论可支撑，统领军队的则是文官甚至太监，前朝震惊中外的土木堡事件正是太监领兵的杰作。武将的功绩在文官们看来，不过是其高谈阔论中一句话的事情，显得微不足道。也只有这样的武将，皇帝才安心稳坐金銮殿。只是军队如此低下的战斗力，无怪乎东南沿海屡被一干倭寇侵犯。如同戚继光这样文韬武略的将领自开朝以来皆为凤毛麟角，此自然为文官集团所防备。若不是前首辅张居正的鼎力支持，其一番精忠报国的抱负恐如空中楼阁般化为泡影。他的命运实与张居正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张的悲剧亦导致了戚继光后期被万历帝革职，一代将星在贫病交加中了却残生。
而横空出世的明代思想家李贽的出现，更如同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怪胎。这位出任过万历朝官员的学者，骨子里对于当时社会僵化的思想、保守的思维而极为蔑视的，尤其对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极为批判。彼时，曾为领导和改造社会力量的儒学，俨然成了限制创造的牢笼。以至于其下半生弃官在湖北麻城的佛院里著述立说，试图洗刷这沉闷的空气。尽管其本身处处充满了矛盾，但是这种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之举是值得肯定的。其一些主张是切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是不为文官集团的重视与采纳罢！直至人生的终点时，终引起文官们的群怒，抓捕入狱自刎而亡。
彼时，在地球的另一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将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在北京皇城北面的白水黑山间，努尔哈赤去繁就简创立的八旗军队正致力于开疆拓土。而1587年的大明帝国看不到任何励精图治、鼎新革故的气象，反而自皇帝至低级官员愈发的暮气沉沉、固步自封。
此时封建王朝实则已进入了一条幽暗的死胡同，中国的大地本可以穿过这条所谓的胡同通往新的世界，只是历史没有假设！一切起于偶然，实又必然！王朝的轰然坍塌早已列上了日程，此即为黄仁宇先生探微知著的内在逻辑罢！
选择阅读《万历十五年》的原因与《明朝那些事儿》有极大的联系——《明朝那些事儿》常常与《万历十五年》拿在一起被人比论，而《明朝那些事儿》也被我划在小说一类中我很喜欢的历史文学类系列丛书。我对《万历十五年》产生好奇，自然也有理可循。大约花了一周读完这本不算厚的“史书”，又延伸了一下相关史料，我开始写这篇读后感。
首先是我了解到的有关本书的地位评价。《万历十五年》可以说是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症结。“万历十五年”即指公元1587年，本书开篇黄仁宇先生就说明了为何要单讲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从目录我就产生了亲切感，我想这样一目了然的目录更方便读者从中寻得因果。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李贽、戚继光等人的名字一挂，我也就大概了解了作者行文的方向与着笔点——这本书取一年为题，前后延伸，通过几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和故事讲述着明朝的历史，甚至是整个中国古代的专制体制。
结合阅读和课下资料查找，我认为本书要讲述的最终论点是中国古代落后的原因，也就是道德代替法律。在我们高中所学和课外阅读不太难想到，集权的目的是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几个方面实现对权力的集中，但是读完《万历十五年》我又会想，真正意义上的集权是否一定取决于皇权呢？站在本书引导的角度，国家的专政体制发挥着最大的作用，不仅仅是皇帝一人，还有他背后的文官集团，更可以追根溯源说是儒家思想。因此书中所再三“强调”的万历皇帝不能立心爱的女人为皇后、不能立喜爱的儿子为太子，不能决定死后自己和妃嫔的墓葬——万历在史上一贯消极的作风或许我可以将其看做一种无形的抗争。从某种角度看万历一直在和庞大的集团做着对抗，在以往的历史学习中老师称之为中央集权的斗争。权倾朝野的张居正、颇有思考的申时行也一直在背负着那个庞大的文官集团的压力——这就是国家的制度——或者说道德制定下的制度和法律。（均为不专门学习研究历史的我的个人看法，如有误解之处还请老师原谅）。那么按照我的这种看法，书中花费诸多笔墨去记述礼仪、制度，我也可以对自己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了。 括而言之，《万历十五年》给我的感觉比《明朝那些事儿》要更为稳妥真实，读它的时候更像是在听一位年高德劭的学者在细细向我分析，但是它和那本书一样在于二者的语言都平和而浅近，使我这个仅仅是对历史感兴趣的“门外汉”也能得到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与思考。相比而论，我可能会更喜欢《万历十五年》。
读完这本书我也有了关于自己的一些感触（同样是非专业学习研究的观点），古代中国的体制问题不仅使黄仁宇先生产生思考，也使我有所困惑。没有西方的大炮轰炸，中国的体制会改革么？从一方面看：封建体制的顽固与与生俱来的安土重迁思想；从另一方面看：体制内部自身的稳定性也促使着其自身的微调和变化。李贽的悲惨下场与同时期西方对各流派思想的宽容相比，西方的改革当然更为容易——又或许我们从程朱理学说起，清朝不能算作落后于西方的开始，因为它不过是走着前人体制的老路罢了。
这是我第二次读这本书。第一次是在大一上学期的时候，那时候看的是电子版的。当时因为“久仰大名”就去找了电子版的资源读。结果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不忍卒读”。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本书像百年孤独一样难看，常常的篇幅，堆叠的术语，还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叙述的风格让我望而生畏；加上我本人也比较急功近利，静不下心来看这种难看的书，所以那时候的我看了十几页就失去了继续看下去的欲望。
然后到了这学期，由于我参加了读书分享会，加之有前车之鉴，我下定决心要把这本书读下去。于是花了差不多4天的时间，每天阅读四五十页，终于把这本书啃完了。期间为了能更加了解其中历史，我还在B站上找了关于张居正的百家讲坛。看完这一遍之后，对本书有了一些了解，对明朝的历史也是，甚至对于整个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都有了一些思索。也算是读了这本书的一些收获吧。
这本书之所以难读，我觉得正是它的优点吧——正经、堆料十足。里面所叙述都有章可循，大量引用史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而且言辞中肯，极少有不正经，片面的言辞。这是一本畅销的学术性著作——欠缺畅销书的通俗易懂，不能像畅销书那样一目十行那样就能懂得其中所写，反之你应该一行一行地认真去读；但是这本书又比其他的学术性著作容易读的多，像看小说一样。我觉得书名也取得不错——万历十五年。取一个年份来当书名，里面有什么奥秘吗？说实话我也是被这个书名吸引的。
说到书名，就要提到书的内容了。我觉得，万历十五年是一个引子，引出了书中故事的前因后果。书中所讲的人物，有六个，分别是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出来万历皇帝做两章来论，其他五人各做一章。但是每章并不是脱节的，相反，者些人只是相应章节里的主角，其他人充当配角。书中讲述了这些人，这些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宿命般的结尾，余韵悠长。
作为一部历史性著作，它的写作是成功的。作者考究了很多史料，详实得记叙了当时的情况，然后又由此引发出自己的历史观，即是：“中国官僚体制以道德代替法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人们理智上的自由被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宗教上善良也无法弥补技术上的不足，这便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大失败的主要原因。”且不论这种观点对不对。不过这本书确实试图提出一个理论对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做一个原因。历史上也不止他一个人试图提出一个理论可以全面笼统地对中国历史做一个适用的法则。如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中根据系统的控制论得到的“超稳定结构”社会说。
说实在，我这次很认真地看这部书，还因为我想找找这部书到底有没有明显地参杂个人的观点。历史学家罗克齐就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在我读历史，都要很小心、很谨慎地去读了，半信半疑，生怕中了圈套。
后来还去知网上查了相关的文献，确实，发现了这本书中的不足之处。一下我来简要说一下我读这本书的感受。
非虚构性的历史小说
作者在这本书小心翼翼地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和一般的历史著作不同，由于作者试图通过他的“大历史观”来描绘历史，所以这本书的叙事风格与小说非常接近。作者给读者娓娓道来地讲述了一个历史上有据可考的故事，书中充满着文学性与小说性的色彩。怪不得喜欢历史的我看不下这本书，因为这是一部“非虚构性的历史小说”，而我看不下小说。
比如书中开篇这一句：
“这一年阳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
与二月河开篇：
“顺治十八年正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刚过完年,一群一群的叫花子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又开始沿街乞讨。北京城哈德门以西的店铺屋檐下、破庙里挤满了这些人。”
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书中描写人物的心理环境、夹叙夹议等等，都有小说的色彩。
强烈的宿命感
我在阅读过程中就感到了一股压抑的气息。作者这种尽量还原历史的叙事风格、多种故事、人物关系的交错描写，在我看来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必然的结局。特别是张居正改革又被废除、海瑞不得志、戚继光晚年凄凉等悲剧性结局，另我感到满满的宿命。又如文末叙事的戛然而止：“当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四海升，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他发展的尽头。”有种余韵悠长的感觉，就好比我看《百年孤独》的时候那种感觉一样，一瞬间《万历十五年》书中的场景在我脑海中重现，有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感觉。
隐喻与现实
作者所写如此悲剧性结局的故事，有他的目的。正如前文所说，作者认为古代中国以儒家的道德原则代替法律，所产生的悲剧结局便是必然的。他主张否定文人治国，推动法治、经济、商业与科技的发展。
但是现实如何呢？当今中国的法治、经济、商业与科技相比于数十年前已然有巨大进步，但是当今中国人的人文精神与之相比却是缺失的。而且作者对儒家的批判与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其的批判是相同的，否认儒家，强调摒弃。但是现在学者对儒家的态度已经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了。所以还是有偏颇的。
对李贽的误读
我只选出其中几条。
一、书中写道李贽对海瑞的评论：尊重海瑞，但是指出海瑞过分拘泥于传统的道德，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其实，李贽对海瑞是夸赞的态度。原文如下：
“夫青松翠柏，在在常有。经历岁时，栋梁遂就。噫！安可以其常有而忽之！与果木斗春，则花不如；与草木斗秋，则实不如。吁！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世有清节之士，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任栋梁者，如世之万年青草，何其滔滔也。吁！又安可以其滔滔而拟之！此海刚峰之徒也，是亦一物也。”
二、作者认为李贽没有从根本上放弃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价值理念，因此自相矛盾的言论随时会在李贽的笔下出现。比如他赞成寡妇守节殉夫，但对卓文君的私奔，又说是“归凤求凰，安可诬也”。其实李贽是肯定寡妇改嫁、还有为爱情私奔的女孩；但是他也认为守节与否是一个人的价值选择，表示尊重。
三、李贽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之苦海难逃也。可如何！”作者便以为李贽是消极悲观的，但是事实上李贽是一个乐观主义的人。
以上一些观点我看完之后似懂非懂，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之后才恍然大悟。特别是对于李贽，像我这样的一般读者，不会特意地去考察史料，很容易会误以为李贽是消极之人。
历史已经发生，我们见或不见，它就在那里。以前听到老师说学历史的用处就说借鉴，但是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历史的最大悲剧在于历史悲剧的不断重演。”细细想想，确实如此，令人感慨。
历史就像一头望不到边的大象，我们这些回顾历史的人是盲人。在不同的位置摸它，感知它为何如此，会得到不同的解释，却总是难以窥见它的全貌。高尔吉亚曾提出下面命题：
1、无物存在；
2、即使有某物存在，我们也无法认识它；
3、即使我们可以认识某物，我们也不能告诉别人。
乍一看明显就说唯心了。但是我觉得有很有道理，妙不可言。特别是如果你把“某物”换成“客观的历史”，变成：
1、无客观的历史存在；
2、即使有客观的历史存在，我们也无法认识它；
3、即使我们可以认识客观的历史，我们也不能告诉别人。
最后还是推荐一下《万历十五年》吧，感觉挺有特色的，当然，反正我不敢全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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