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心得集锦。
俗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平常的学习工作中，幼儿园教师会提前准备一些资料。资料的定义范围较大，可指代生产资料。有了资料的协助我们的工作会变得更加顺利！所以，关于幼师资料你究竟了解多少呢？小编现在推荐你阅读一下万历十五年心得集锦，供大家借鉴和使用，希望大家分享！
万历四年，1576年，朱翊钧收到了一举报信。辽东督查刘台，举报张居正。刘台罗列的七大罪状，这也都是疾风骤雨改革中常有的事，虽然每件事情本身问题不大，却是其中的张居正的要害，首辅怒了。
在明朝，官员之间互相举报和弹劾，本身明朝特色，为何首辅对此事怒了呢？是因为他怕是吗？非也！关键是举报他的人，既非他的上司，也非政敌或同僚，而是他心血栽培、一手提拔的学生。
一个人要想成功，考取功名只是一小步，而有人支持那才是王道。而刘台得到了首辅大人的支持，因为张居正的提携。他在高中进士后仅仅两年，就成为辽东督查，那他为什么要这样黑老师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老师以前一直给他鸡蛋，忽然有一天没有给，他不高兴了，因为他忘记了这个鸡蛋本来属于谁？辽东将领事李成梁，打了大胜仗，刘台眼红，抢先写了喜报邀功，这种事是犯禁的，按制度应该降职惩罚，当然作为首辅的张居正也可以低调处理，大概是想教育一下学生，以儆效尤，首辅法人就对刘台予以公开训斥、通报批评，这下鸡蛋没吃到，学生不干了，黑了老师。
其实这样的弹劾在明一朝，不算新鲜事，但是抛开事情本身来说，却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在以尊儒礼制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下，连自己的学生都起来反对自己，这是多么挂不住面子的事情啊！为此，首辅提出辞职，未果。加之首辅本身的私德并不是多好，后来的清算，从个人到制度，将本来可以振作起来的明朝，重新带回了死亡之路，首辅的心血也成了回光返照。以道德治人、整人，这在明朝也是极为推崇的一件事，任何事情，只要和道德关联，死亡概率大大提升，道德要不要讲？那肯定是要讲的，但是讲什么，是要有选择的，每次看到宣传孝道的“二十四孝”图时，后背就发凉，那些手法极端、思想错误的尽孝方式原封不动的示众并加以宣传，是懒啊？还是没有甄别的能力？
一个王朝也罢，家庭也好，亦或个人，好多东西是相通，但我们自身轨迹运转一段时间之后，必然形成惯性，有些东西是好的，应当予以坚持，但是对于那些不合时宜，与历史潮流逆向的东西，一定要摒弃，予以革新，这也算读书的一点浅薄收获
高拱年岁已长，身体渐衰，是看不到张居正下葬了。虽然张居正在高拱临终前的几个月专程拜访了闲赋乡舍的高老，似乎二人已前嫌尽弃、间隙消弥，尘事尽散，梦渐安平。但高拱可以不见张居正之丧，却不能让张居正安寝于墓中，其一纸《病榻遗言》却致一生荣耀致极的张首辅落得个家产尽抄、褫夺谥号、迫夺御赐、子孙充军;惟没有开棺鞭尸，算多少保全了些体面。高拱的“阴招”之险，古今无人能及。张居正生前观世悟禅自言的“如入火聚，得清凉门”终变成了破败的华梦，真正“入火聚得清凉”的却是他的继任首辅申时行。人性的阴阳、事情的正反，参悟与执迷，事事与非非，尽在眼前身后。这一切正应和了“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
开朝洪武以来的文官制度，历二百年，早已由制度化为骨气，融到了文人的血液里。古怪、清贫而又铁骨铮铮海瑞不得不说是这种骨气的一个典范。一名文官即然为讪君直言可以不惜性命，那官印、荣华又岂能羁绊了骨气。这是一种执拗，也是一种单纯，但却缺少了些情趣。“他的思想不是得之于天赋，而是来自经常的、艰苦的自我修养”，也许固执的海瑞永远无法理解“一个女人如有情趣，那么不论她过去是娼妓、已经结婚或正在怀孕都毫无妨碍”。
戚继光虽有些孤独，但终是生逢时、命合运的，外有倭寇之患，内有首辅之助。他虽然改变不了陈旧的体制，这是他“不可能做到的事，但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最大地适应环境发挥他的军事天才了”。“戚继光的天才之处，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这也许就是戚继光止止堂的座右铭吧!“他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他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
李贽是一个矛盾体，矛盾得让人理不出头绪。“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李贽也走了这条路了，读了经史子集，做了官。可后来却辞了官，寄居于朋友家研究起了史学，要做学问家。这读书是目的呢?还是路径呢?怎么当路径走了一程，转而又变成目的了呢?既然把读书变成了目的，一介儒生，后来为什么又遁入空门，出家了呢?逃离了世俗的羁绊，又去研究世俗的经史，这倒底是出世了?还是入世了呢?李贽终其一生，不过是一个追求个性与自由的孩子。他极度自我，却又没有自我，正如“自我只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他在狱中自裁气绝前写了王维的“七十老翁何所求”来解释他的死因，也是极为贴切的，不知求何所求?他不知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建设些什么，但他从他的阅历与思考中知道，为了得到自由与解放应当打破些什么，只是生命将息，力不从心，无所求了。
这就是万历十五年，自此以后，万历不朝。
说实在，我这次很认真地看这部书，还因为我想找找这部书到底有没有明显地参杂个人的观点。历史学家罗克齐就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在我读历史，都要很小心、很谨慎地去读了，半信半疑，生怕中了圈套。
后来还去知网上查了相关的文献，确实，发现了这本书中的不足之处。一下我来简要说一下我读这本书的感受。
作者在这本书小心翼翼地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和一般的历史著作不同，由于作者试图通过他的“大历史观”来描绘历史，所以这本书的叙事风格与小说非常接近。作者给读者娓娓道来地讲述了一个历史上有据可考的故事，书中充满着文学性与小说性的色彩。怪不得喜欢历史的我看不下这本书，因为这是一部“非虚构性的历史小说”，而我看不下小说。
比如书中开篇这一句：
“这一年阳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
与二月河开篇：
“顺治十八年正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刚过完年,一群一群的叫花子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又开始沿街乞讨。北京城哈德门以西的店铺屋檐下、破庙里挤满了这些人。”
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书中描写人物的心理环境、夹叙夹议等等，都有小说的色彩。
我在阅读过程中就感到了一股压抑的气息。作者这种尽量还原历史的叙事风格、多种故事、人物关系的交错描写，在我看来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必然的结局。特别是张居正改革又被废除、海瑞不得志、戚继光晚年凄凉等悲剧性结局，另我感到满满的宿命。又如文末叙事的戛然而止：“当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四海升，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他发展的尽头。”有种余韵悠长的感觉，就好比我看《百年孤独》的时候那种感觉一样，一瞬间《万历十五年》书中的场景在我脑海中重现，有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感觉。
作者所写如此悲剧性结局的故事，有他的目的。正如前文所说，作者认为古代中国以儒家的道德原则代替法律，所产生的悲剧结局便是必然的。他主张否定文人治国，推动法治、经济、商业与科技的发展。
但是现实如何呢?当今中国的法治、经济、商业与科技相比于数十年前已然有巨大进步，但是当今中国人的人文精神与之相比却是缺失的。而且作者对儒家的批判与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其的批判是相同的，否认儒家，强调摒弃。但是现在学者对儒家的态度已经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了。所以还是有偏颇的。
《万历十五年》共七章其中就有专门一章描写海瑞，标题是《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这既是该章的标题，更是黄仁宇先生对海瑞的真实评价。一方面认为海瑞行为处事古怪，与时代发展不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他是明朝的模范官僚。虽然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并牺牲自我的精神，并且自己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传统伦理道德。
在我看来，在海瑞的身上体现出了以下的特质：
一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信仰和敬畏。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海瑞保持着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极大信仰。始终用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忠孝要求自己，时刻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要求。也正是这种强烈地信仰，让他内心对传统伦理道德保有敬畏之心，认为传统伦理道德是神圣的，必须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二是言行如一，说到做到。可以说海瑞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实践者和践行者，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明朝官员的俸禄极低，甚至连基本的生活水准有时都难以维持，但海瑞欣然接受，
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二十两，甚至不够殓葬之资。
三是原则性极强，执行规定不打折扣，不论人情事故。回顾海瑞从政二十多年，对成文规定执行地不折不扣。任浙江淳安知县时，严格执行钦差大臣的俭朴规定，致使钦差大臣不入淳安；任南直隶巡抚时，严格执行官方限制大户过多占有土地的规定，强迫自己的救命恩人徐阶退田十几万亩。
四是精细入微的人文关怀和生活阅历。文章中提到海瑞审理一起因杀人案件。该案案情是妻子的哥哥前来索取欠款，之后与丈夫发生扭打，进而失手将丈夫推入水塘淹死。为掩盖真相，丈夫的尸体被哥哥沉入水底。恰巧案发前有一朋友极其仆从在他们家住宿，知道这件事后不敢声张。后经邻居报官，至此案发。经初审认定，此案是因奸而致谋杀。例如是死者的妻子与这位朋友必有情，不然，何以偏偏在这位客人到达的那天，丈夫突然丧命等等。后经海瑞审查后发现多处疑点，认为此说法从情理上讲不通：一则妻子与她的丈夫生有二子一女，决不会如此忍心；二则这位朋友家境一般，且早已娶妻，最多成为此人的小妾；三则若真有此事，那也应当是参与密谋的人越少越好，为何要牵扯上这位朋友的仆从。正是由于海瑞细致入微，注重情理，促使一件冤案得以昭雪，无辜的人免受凌迟之苦，也还了多人以清白，避免了司法体制蒙受冤屈。
自己从检7年，从事过公诉、监所检察业务工作，接触过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服刑人员及其家属等形形色色的人，也从法学生转变为执法者。自己也在不断的思考，应具有怎样的素养才是合格的检察官。至少从海瑞身上，找到了部分答案。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有高度的自信。这种高度自信源于对自己能力的认可，但更重要的是来源于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认可。只有对自己从事工作的高度自信，对自我价值的充分认可，才会激发我们从事工作的热情与信心。海瑞作为一个孤独的斗士，一个人在践行着那些纸面上而实际上大家都不再相信的伦理道德，试想如果没有强烈的自信，他能坚持下去吗？或许我们的待遇比不上别人，但并不由此就否定我们工作的崇高性；或许我们日常琐碎，但并不由此就低估工作的重要性。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时刻保持对法律的信仰和敬畏。检察官作为法律人，作为执法者，应当对法律有着崇高的信仰和敬畏，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法治才有前途。这也要求我们要加强对实体法的理解和把握，对程序法的程序自觉和程序自信。当前存在许多执法不规范的问题，法律也存在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我们应当有着坚定的法律信仰，保持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做到严格执法、规范执法。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具备人性执法，以人为本的思维。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我们与犯罪分子不是敌我矛盾，在办案过程中不能简单地粗暴办案，应当更多的进行换位思考，用我们的真心去体会犯罪分子，让犯罪分子感受到法律的温情。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有良好的职业素能。当今时代，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法律也在不断变化和修改，作为一名执法者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能，确保执法过程实现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这是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写的一本好书，1979年首先在美国出版，并多次重印。我是在阅读了王小波的“不新的《万历十五年》”一文后，才上网购得此书阅读的。在读书中，通过书里提到的文章和人，再去找自己有兴趣的书来读，这种是我自称为“顺藤摸瓜”读书法。由于这个读书法，我最近重点购买了一些“读书笔记”类的书籍来阅读。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历史学范畴的书。在我的读书目录里，应该是文(文学)、史(历史)、哲(哲学)三类为主。在阅读一个人的著作前，最好先阅读他的传记或者简介，这样，才会对作者写作的立场、背景、动因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有利于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这个也是我自称为“摸清背景”的第二个读书法。由于这第二个读书法，我也购买了比较多的人物传记来阅读。
通过读书，我要建立起自己的读书方法和阅读书目体系。
再来谈谈《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吧。全书以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为历史时间的横断面，然后讲述了与这个横断面有关的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后，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所以，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
读了这本书后，引发了我的另一个思考，就是我们现在一再提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究竟我们民族历史那个阶段、那种机制值得我们骄傲，更值得我们在当今列强环伺的国际形势下提出“复兴”的口号?如果说中国的汉唐盛世值得我们后人“复兴”，那么，万历十五年的悲剧，不是由汉唐而来的吗?
希望通过阅读更多的历史书籍和做历史的思考，能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明史有“税重民穷”之说。如果意在说明当日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同期英国税收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等。“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辽阔，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类似“潜水艇肉夹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制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
张居正精明能干试图经济改革，申时行中庸诚信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奉行儒家传统道德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实干主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李贽清高矛盾试图打破儒家的一元宇宙观，结果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名裂。就连九五之尊的万历皇帝，本有中兴之愿，但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形象反转，天子家事又屡被臣下干预，眼看死后都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并肩长眠，早已厌倦在各种典礼上充当木偶的他也终于心灰意冷，怠政三十多年。
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其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
单一意识形态体制所造成的困局还表现在，它不能承认自己自己存在问题，因为怀疑终极价值，就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如此往复，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执行者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必然是掩盖之。在这个体制之下，因为终极价值理论上的不可怀疑和体制事实上的漏洞百出，整个体制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形式：人人都在用阳的一面，也就是终极价值来掩盖自己的阴的一面，也就是个人私利。当社会日趋参差多态之时，体制所要求的单一化，同质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齐划一的集体开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其必然碰壁。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态。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既无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距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职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做标准，则前后想通。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考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去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技术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底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而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气地理关系的影响。
自小读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的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为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机构作为行政基础。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中国儒家学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它国家低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中国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
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进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额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为基点，和日本的大名政权，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中国立国以来以贫民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
今日中国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为司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中国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中国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发夹、到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成能亦成为可能。
总体而言，《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可分割，也不变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
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位人物，就是首辅申时行。如果说张居正是一个理想高过现实的人，在改革上雷厉风行，撇开当时的文官集团，重用自己的亲信，那么申时行却是一个现实高过理想的人，他当官有很大的现实感。他明白人，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都有“阴阳”两面。阳的一面就是对道德伦理圣人教诲上级命令的遵守，阴的一面就是要为自己谋私利，以及如何首鼠两端，两面为人。所以为官为政之道，就在于调和折衷，大家拿出诚意来，彼此团结和谐又不触犯自己的私利。所以申时行大多数的时候是以和事老的面目出现。下属有派系争斗了，他要去调和;大多数的官员跟皇帝意见不一了，他要去调和。可是这么一个调和大师也实现不了调和的目的。不但调和不了，还牵连于己。张居正死后清算张居正的运动就让他只剩半条命，首辅的位置已经在摇坠，因为申时行属于张居正这一派的人物，受到张居正的赏识提携才能居高位;立儲**则是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万历皇帝和群臣之间在谁立为太子的意见上不一。朱常洛为长子，但万历并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原本是万历母亲慈圣太后的侍女;朱常洵出生得晚，但他的母亲是郑贵妃，万历非常喜欢郑贵妃，也非常喜欢朱常洵，之所以郑贵妃能得万历欢喜，除了容貌这一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郑贵妃爱读书，有才，能够跟万历两人进行思想上心灵上的交流，这在其她嫔妃以至于皇后都是望尘莫及的，也因此宫女太监们经常看到皇上和娘娘一起看日落，吟诗作对。万历信佛，万历也经常和娘娘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这样的事迹能够流传下来，就表明皇帝从自己有第一个女人开始，第一个女人就是指皇后嘛，终其一生只宠幸一位贵妃，这本身就是一个稀罕的情形，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情形发生在皇帝身上是稀缺的。万历不仅在和郑贵妃一起的时间长，而且和郑贵妃在一起，流露出更多的真性情，喜怒哀乐发自内心。立儲**是这样的，许多大臣们坚持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坚持儒家教化;可是万历当然要立自己喜欢的儿子做太子，也就是朱常洵。那首辅申时行说得难听点叫首鼠两端，在万历面前，说万历说得对，常洵如何如何优秀，要立常洵为太子;在大臣面前，又说要尊重传统，立长子为太子，申时行把解决问题寄托在时间上面以及自己作为首辅的调和折衷能力上面。可到了后来，是两面都不是人，大臣参劾他表里不一，欺骗圣上，排挤陷害同僚，万历也难办，一直拖着不办，最后见参劾他的人越来越多，自己只好上疏辞官。一个以调和折衷之道为官的人，反而被同僚的参劾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这无疑是一个嘲讽。
早就耳闻过《万历十五年》，不断很猎奇，终究是一本怎样的好书呢!但是自己才识短浅，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又不甚感兴味，整天只做些个打发时间的无聊之事，并无意志可以沉下心来拜读大作。近日，机缘巧合，我终于有幸可以跟着黄仁宇先生一同去走向那个年代，用一种完整不一样的目光来审视那段历史和那段历史中的人物。不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情不自禁，也然世之传言--这着实是一本可以并曾经在海内外产生宏大影响的好书。
《万历十五年》，英文名1587,A Year of No Sign if icance。正如作者自译的这个名字一样，1587，相关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发作过无数大事情的国度来说，这一年真的安定静了。但是作者却凭仗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治学成果率领我们从这个毫无大事可记的年份中发作的一些小事看起，去俯瞰整个明王朝的衰落的背影，进而剖析整个中国在近代衰落的缘由。
1587，始于万历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的一个谣传，终于皇帝要对前宰辅张居正调查。期间作者洋洋洒洒数万言，尽述万历皇帝的悲苦而又机械的终身。万历并非像我们原先想象中的一样是个昏庸无能的君主。他也有理想，小时也很机警，也想成为彪炳千古的一代明主，到最后都想做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是那个急需一个明主的时期，却恰恰是一个容不下明主的时期，于是万历终于从文官集团整天拿来教育人，管理社会的虚伪的封建道德礼教的桎梏中心灰意冷下来，对朝事日趋淡漠，对人华诞趋失去希望!当他最终在立储这件事中屈从的时分，他也就成了真正的活着的祖宗。他具有高高在上的皇权，但是他又决断不了任何大事。他悲剧的终身，他有似工具的终身通知我们的是这个时期的带给人的无尽的痛苦。
1587，间隔首辅张居正过世曾经五年了。固然他早已不在人世，但盘绕他的风云并未随他而去。此刻万历正在重新认识这个他昔日的教师，他绝对信任首辅!但是，在文官集团的集体支配和诽谤下，理想通知他的是，这个他绝对信任和尊崇的人却是一个实真实在的伪君子。从昔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具有绝对权威的首辅到如今为万人鄙弃的伪君子，我们仅仅感慨于世态沧桑似乎还不够。张居正在位的时分，为国办了不少好事，他想成为相管仲乐毅那样的人物，他想匡扶社稷，解救苍生。他要辅佐8岁的皇帝成为新的彪炳史册的贤主明君，创始万历盛世。但是他越是努力，却越成为众矢之的。他当然能够凭仗其一时的势力和万历的信任而暂时安稳，但是当其一旦失去这种势力和信任的时分，他也就摔的越重。历史的开展趋向是他所不可以左右的，即便是生为人君的万历也迫不得已，因而他的这种抗争也就成了一种痛苦的悲号!悲号过后，他也就随着黄土一同走进了历史，留与后人或是或非的评说!
1587，此时正是首辅申时行当权的时期，他已在这个位置上面四年了!申时行和张居正一样，也是万历的教师，深受万历的信任。他早年受张居正选拔而能位列大学士。但是他这个人极会为人，虽得张居正选拔，却可以在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中免受牵连，最后还能身居首辅。由于亲眼目击了前几任的种.种结局，他深知当时文官集团的权力之大。即便是人君万历尚且拿他们毫无方法，更何况与他呢。于是，他就充任起了和事佬的角设，凭仗其过人的目光和出色的政治才干去化解各种隐伏的危机，他要调停皇帝与文臣的矛盾，他要调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他还要调解各文臣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和事佬，以致后人在归结其功劳的时分尽无事可记。要晓得虽然是被人辱骂的其前任张居正都有不少让人们不得不供认的功劳啊!但是正是这种无功劳恰是他的最大的功劳，他很好的完成了在那中社会条件下一个首辅所可以做的事情--调和矛盾!但是，生于那个时期，他即便有再高的才能，也免不了最后丢官归家的命运!
1587，还有传奇人物海瑞的谢世，孤单将领戚继光的分开，思想家哲学家李贽的剃度为僧。他们都免不了悲剧的命运。正如作者在书中末尾写道的一样：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外表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践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曾经走到了它开展的止境。在这个时分，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专制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发明或者习于偷安，文官的廉洁营私或者贪污作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激进，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通通不能在事业上获得有意义的开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读到此，我们也就初步了解了作者所鼓吹的大历史观了。正是作者以广博的学问构造高屋建瓴的解读那段历史，为我们提供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对待历史的目光。他着眼事情虽小，但反映的时期和历史却很大。见微知着，处处表现着认识的聪慧。
大历史观，需求我们跳出当前的视野局限，把眼光放到愈加宽广的时期背景中去理解历史，正视理想，创始将来。
初读下来，已让我堕入深深的考虑当中了。
最初对这个书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作者黄仁宇的传奇人生，我是赞同人生要有不一样体验的。所以一个当过军人的学者，一个颠沛流离远走异国的历史学家，这本身对我就是有吸引力的；二是因为评论说这个书和我们以往看待历史的视角不一样啦，研究的很深入啦什么的。能从和我不一样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也是很吸引我的。
我对这个书最大的感受，还是从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看到的，吴晓波说，仅有经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美丽，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说实话，我认为对于离我们远的历史，我们需要更多的细节，因为抽离和宏观天然就多。可是对于激荡三十年这样的书，仅仅才过去三十多年，当事人都还在，这种时候细节就显的不是很重要，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视野和宏观上对历史规律的把握才是最难得的。在这一点上我有些苛求了）.
黄仁宇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源于他对历史第一手资料的潜心研究，这种态度在此刻浮躁的年代越来越少了，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代人。这个书语言平实生动，并没有晦涩之处，所以一般人都看的明白。可是其中所表现的逻辑却不像他的语言那么简单。我读历史也不算少了，可是我对这个书最多明白了六成。如何去认识历史，怎样去认识历史，这个东西我此刻也还不明白，但黄仁宇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感觉，让我们觉得这样也能够啊。我觉得这个书是扎实的，也是趣味的。
三国演义的第一句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此定下了三国的基调。万历十五年的开头，也定了这本书的基调，就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从事情的微小发端，从而进一步能预见到之后的演变，这就是读史明智的缘由，这也是基于对长期历史演变的深刻理解而提炼出的历史性规律认识。读历史的确是明智啊。
万历当皇帝其实挺失败的，想做的事情一件没做成，不想做的事情却得天天做。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皇帝的日子久了，增加的也仅仅是不做不想做的事，想做的依然做不了。这也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决定的，文人集团过于势大，程朱理学深入人心，那个时候什么最大，不是皇帝，是礼法是制度，任何人都逾越不得。
张居正有多优秀自不待言，可是生前如此风光，死后却如此萧索，这其中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得不出能够一句话总结的原因。可是我想到了俾斯麦，他在位时纵横捭阖合纵连横，让德意志始终处于最主动的外交地位。但他一退休，他的那套体系土崩瓦解，德国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由此导致了一战。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不能建立一套长久的体制和政策或者在政治体制中找到适宜的接班人呢，总是政治过渡的这么不顺畅。以儒家的观点就是没有以德服人，还是不够优秀的。
反观申时行，不似张居正那般锋芒毕露一手遮天，但申时行是懂得进退为人为官之道的。他们最大的差别不在本事上，在为人之道上。我其实最佩服的是汾阳王郭子仪了，那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人物的典范啊。
还有两个人的比较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继光，虽然他们是一文一武毫无关联。我想比较的其实是海瑞的不合实际和戚继光的实事求是。海瑞和社会政治现实格格不入，我们能够敬服海瑞的高洁，但我仍质疑海瑞的做法对社会有什么进取作用。而戚继光呢，在明朝军制如何落后的情景下，充分的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现实，从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实事。明朝有此名将，军事上却难有进取，不得不说，中华历来被外地入侵都是内部不团结的时候。武将有好下场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来还是得读书啊。
至于李贽，我没什么想说的，以前小时候看到李贽估计会说一些肤浅之言，可是这次看了之后，我却不敢说什么了，以后看了他的书或者有更深刻的了解再说吧。
这个书挺好的，以后有机会还要重读。
九五之尊，受人牵制——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天子之重任，在于其肩上也;天子之任命，在于其臣下也;天子之无奈，在于其内心也。
—题记
记忆中的天子，记忆中的皇帝，是穿着嵌着玉龙的皇袍，带着串着一条条珠子的皇冠，高高在上地坐在列主列宗所传下来的皇位上。他的一个指令，所有人都要听之任之，甚至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圣旨，代表着上天的指令。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去，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深藏其中的悬秘，是他才能无法施展的无奈，是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他人的关注，是他的私生活受到他人的干扰。
皇帝，这两个字眼让人联想起的便是“九五之尊”这四字。那么，你肯能会问，即是九五之尊，那么他会受谁牵制?有怎样牵制呢?其实，皇帝受臣下牵制在过往朝代中不少，但是过往朝代的皇帝好像都能选择出正确的决定。李世明之时，虽有多数官臣进谏，但那只能算得上是建议与指责罢了，李世明也会听从臣下正确的建议而采取措施。而万里在任时却与之不同，万历很小的时候就上任了，受着臣下的辅佐，所以官臣进谏已经算不上是建议，而是带这威胁之意。
明朝时代是极重视礼仪和仪式的，明朝时也是主张以道德、伦理治国，而不是以法制国。早朝和午朝是明代以来特例独行的，早朝过往的举行是风雨无阻，礼仪也极其讲究，到了万历之时才被罢免了。而经筳是皇帝不可免去参加的一种仪式，经筳是通过讲历史来劝谏皇帝。虽极为繁琐，但万历皇帝仍作为学生未缺席过。
转折发生在张居正死后以及立嗣问题上。作为皇帝的老师兼首辅张居正先生，生前有着功名，用自己的权利压制一切反对他的势力。死后，各种污名被清算，受贿赂，动摇皇帝的决策，各种罪名使皇帝对自己的老师连一点的敬仰之情都不剩。立嗣的争执，万历想要“废长立幼”却不能直接提出，万历便一拖再拖，最后不得已，只能听从文官的安排。经历了各种变故使万历看透一切，本对生活无热情可言，现在只对生活充满厌倦，他开始消极的方式对待，以无为治国。最后他连经筵也不出席。受阻之后，他便不再出紫禁城一步。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文官集团出现了“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小事倒有人夸荐”仗权欺人的形式。最后受苦的还是普通老百姓，以致出现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一种局面。
这样的皇帝这样的九五之尊，所以多人羡慕，却得不到真正的自由。
其实，作为老百姓更为好些。虽没有九五的权利，但有着柴米油盐简单的乐趣：虽没有九五之尊高高在上的霸气，但有着自己内心的自由。虽被称为庶民，但也有着贫穷的快乐。
这样的皇帝这样的九五之尊，所以多人羡慕，却得不到真正的自由。九五之尊，并不是最完美的，因为皇帝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九五却是处处受绊。
权力与羁绊，永远都是关联在一起的，当你想要拥有权利识别忘了还有约束在你身旁，“简单就好”，“且行且珍惜”，这两句话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两句话也是在告诫我们满足当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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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阅读文章产生了理解或者感触时，这时就可以把我们的思考写下来。在写学习体会时，应细读深思，盯住一点，以此作为切入点进行深入阐述，幼儿教师教育网编辑为您精心整理了一份符合您要求的“万历十五年心得”，相信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万历十五年》是我寒假读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红楼梦》，我在读完《红楼梦》之后，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本书留给我最初的印象，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而更多的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而读罢《万历十五年》，我又不得不为黄仁宇深刻的思考所触动，中国社会的管理过多的依赖道德而不是法制，这哪仅仅是明朝所特有的呢？殊不知，在接下来的清朝一直到如今，社会上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或轻或重的管理问题。
《红楼梦》是小说，尽管有许多内容是虚构的，但是毫无疑问，小说的情节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的，是生活的再现与升华，所以里面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我接下来论述的凭据。
余秋雨在《千年一叹》中提到过：中国人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这一点在《红楼梦》里体现的淋漓尽致。或者说《红楼梦》当中的人物关系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展开的，随便举一两个例子，比如黛玉刚进贾府，一个“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一方面反映了黛玉的心思缜密，深谙人情事理，但更反映了在当时社会上人与人交流与相处存在的一种隔阂；又比如众人讨贾母的喜欢，泼辣的王熙凤、“佛爷”似的王夫人、正经而又严肃的贾政还有那宝玉这些自不用说，单说贾母给宝钗庆生辰请邢夫人、尤氏和惜春，一个“不敢不来”已经将伦理体系的大家长所具有的威慑力体现出来。
《红楼梦》里面还体现出了一种强烈而又自然的“脸面观”。在《红楼梦》当中，我们能经常听到婆子骂丫环，或是主子骂奴才，而其中经常出现的词就是“上了脸了”，毕竟在奴才或是丫环的心里，脸面与身份是对等的。“上了脸了”，其实一方面是由于身份对他人脸面价值的内心的不认可，而另一方面是对脸面的有无并且多少与地位的直接挂钩深表赞同。
以上所详述的身份、脸面都是建立在儒家道德的基础之上的，而贾府被抄家，同样也是由于道德，即在道德层面上社会的不认可。而贾家在道德上的失败，归根仍旧是道德治家的的缺陷。
由家上升到国，这种问题就更加深刻并且以新的形式地暴露在社会管理层面，这在《万历十五年》中有较为详尽的叙述。
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以历史上极其普通的1587年切入，从波澜不惊的表面深入剖析了时代背后涌动的暗流，而这股暗流，即社会的发展与传统的文官制度之间的矛盾，即将浮出水面。作者在《万历十五年》中分析了这种文官制度的“顽固性”（姑且称之为顽固性）。尽管有身体力行，得到皇上支持且努力想变革，更确切地说，改善各种制度的首辅张居正，但是以一己之力对付“全天下的读书人”，结局可想而知，并且由于张居正侵害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最后死后落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尽管有清楚地认识到文官的双重性格，并且努力地折衷调和的申时行，但是作为首辅的他，承担着文武百官的表率以及与皇帝最亲密的大臣双重身份，一旦不能够履行好其中之一尤其是前者，他将自然为统治者或大臣所不容，所以在最后他对立储的立场被公布之后，自然而然地为百官踢出。以上两位首辅一则自起炉灶，希望行政效率的提高，却适得其反，由于严厉的政策导致的高压气氛最终使文官集团破裂；二则从中调剂，恕道待人，来补救文官之间的空隙，但是单单纯粹的补救永远也挽不回这座欲塌的高楼。他们都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试图来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然而文官制度像固执的一头冲向悬崖的牛，虽然这种制度已经愈发暴露出它的弊端——财政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军备的效能极低，腐败问题严重……国家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但是只要人民能安分守己，这种得过且过的日子，文官们并不准备拒绝。
宋朝的这种文官制度的思想基础是建立在“四书”上的，而“四书”则是这一个庞大帝国的圣经。“四书”被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所诵习，朝廷通过科举制度选出优秀的“‘四书’学习者”，组成文官集团，而大大小小的文官，他们所共通并且共同恪守的信条就是“四书”的训示。毫无疑问，一个人并不可能时时刻刻恪守这些信条，纵然有也不会被时代所接纳，举出海瑞的例子，海瑞在大部分的人心中是一代清官，没有错，他一生为官廉洁，死后只留下白银20两，他是令人尊敬的，但这也恰恰反映了文官集团并不是一个团结的共同体，相反的，内部才会出现像海瑞这样的道德模范。说海瑞是道德模范，是因为他也是文官制度的产物，并且拥有恪守所有道德准则的信念与勇气，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为官时并不被大家所喜欢。最初制定这一信条的统治者，希望依赖这文化的传统来维持和运转整个国家，但是这种文官制度随着时间慢慢变质，而变质的原因，便是因为人具有阴阳两个不同的方面同时又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而仅仅凭借儒家一些简单、粗略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法有效实行的原则来束缚人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还有一样事物能够弥补以上所有的不足，那便是法律。如果百官恪守的是法律而不是简单的信条，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潜力还很大，但情况并不是这样，法律并没有成为国家被治理的依据，相反地，法律在这个帝国的体现简单而又粗略，一些简单的民事纠纷只是由乡间的仲裁来判定，只有刑事案件由官府审理，而官府对于这些案件都有固定的规则，如“杀人偿命”等等。而导致这一情况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整个帝国实质上是由大大小小的乡村集合起来的集合体，所以如果以法律为本，实际运行中就会遇到操作繁琐、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等问题；其二是因为现行的法律制度是为文官制度服务的，司法从属行政，那么政府的统治便可以实现一元化，归根结底，这有利于巩固文官的统治地位——这也就是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表为公仆实为主人。所以，帝国的一点烛光并不能带领这个帝国走出黑暗。
然而，并不能就这样否定文官制度存在着巨大弊端，毕竟，它曾作为治国的政策并且取得不错的效果，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么这种制度的维持，必定是再也不能为时势所容许，但是许多社会管理问题依旧会存留。
文官制度的实质即为道德治国，回归到《红楼梦》中贾府抄家事件，其中的皇上并不曾正面出现，但我们不难感受到，皇上的喜怒决定着贾府的荣衰。试想元妃省亲之时，家父是何等的荣耀，但在道义上被皇帝否决之后（这一点不难从西平王在转达的皇帝旨意：“贾赦交通外官，依势凌弱，辜负朕恩，有忝祖德，着革去世职。”），家族很快便衰败了。岂止是贾府，社会上所有家庭都处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处境之中。这不难反映在人治社会中，财产权无法得到保护。反过来说，就是家庭需要法律与契约的保护梅因在其著作《古代法》中提到：”所有社会的进步运动，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而从不平等到平等，从等级制度到平等契约，正体现契约精神即法治精神。从《红楼梦》中体现出的“家”的困境，到《万历十五年》中体现的“国”的困境，我们不难看出道德立家与立国的弊端。由此，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以依靠道德为主要途径来感化他人的道路上，而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利用法律进行社会管理，必将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 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 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同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在分析、对比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可以篡改历史)，不同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同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符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一定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己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可以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可以自保，冯保可以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同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下面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这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而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面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但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对比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但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后来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因此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角色。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可以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老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己的老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己的老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因此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同阶层不同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只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面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但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一本书，让我们看透了历史的博弈平衡，看到了明代的政治家与官僚的相同于不同，也看到了现代发展的启示。所以，必须要感谢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要感谢当年明月，他引导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角度。
初读《万历十五年》，幸而，这显然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历史书，作者运用了平和的记叙手法，这点倒是让我想起了曾十分爱看的《易中天》品三国，当然这本书更严肃一点，通俗易懂的文字将我们置身于明朝之殿，以及其错综复杂的利益争斗，人情善恶，和让万历及读者都有些倍感无奈地政治体制，文官体制。
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但就像风暴前的平静，又如同作者黄先生所说：“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万历皇帝10岁登基，在位长达48年，又有张居正这样的能臣亦或是奸雄，这不禁让我想起清朝一位流芳百世的英明神武的君主——康熙皇帝。同样是幼年登基，在位时间冠绝该朝，同样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却为何命运迥异，一个被认为是明朝衰败的根基所在，一个却开创了康雍乾盛世。首先，不得不提对万历有着深远影响的大学士张居正。
在万历年幼时，张居正在危难之际保全了皇室的安全，并进而成为首辅大臣，对于万历的种种事物牢记于心，他是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是他首先意识到明高祖所建立的统治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越发显得不合时宜，他力推改革，成就了万历即位以后第一个欣欣向荣的十年。但我认为，也正是他毁掉了万历，张居正权倾朝野，组建利益集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颇有鳌拜功高盖主的味道，为积弊已久的朝堂埋下了隐患的种子。而万历皇帝呢?对于张居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怀有对前辈的尊敬，还是对他庞大的政治力量有所依赖，有所依仗，还是对于这位朝中具有无可比拟地位的大臣，心生恨意? 张居正去世半年后，因为各种言论，弹劾对张居正的冲击，让这位亲政不久的皇帝感到对他的信任简直就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张居正和冯宝，万历年少时最为亲近的两人，后来都不得善终，这对万历的心理上觉得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难以磨灭的创伤。
另一个让万历变得不死朝政的原因就是让他倍感无奈的政治体制——文官体制。身为九五之尊，也只能是一个“活着的祖宗”。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不仅是正统思想，更是统治思想，本来这是帝王用来喝令权臣，统治天下的思想利器，个人认为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便是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岳飞亦或是《水浒》里的悲情英雄宋江，都未能摆脱这一思想，但时至万历，已经变成了万历想励精图治的巨大障碍，没有统治，只有约束。万历无能为力，只能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朝政，对待群臣所谓的道德压力，于是开始了不理朝政，不思进取的万历年代。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但以秦国商鞅变法为先，统一全国，依法治国的效力可见一斑，但秦国又迅速地覆灭，秦王的横征暴敛，滥用劳力，民不聊生，固然是一方面，但哪个朝代的后半期又不是这样?我认为当时的人文思想没有统一，没有被君君臣臣的思想所束缚住，也是原因之一。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一种人文思想，更是一种统治文化，一种将天下士子的思想能集中统一的利器，是一种帝王之术。古代科举制度的论题一般也以孔孟之道，四书五经之类为题，而一般不以时事政治，怎样具体的治理国家为题，因而这种道德至上的风气一直伴随着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重德轻法的弊端便是许多行政，经济，管理问题变得政治化，道德化，上纲上线，难以以统一的数字化标准来衡量好坏，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作者也在书中评注道：“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万历虽也曾有雄心壮志，但终究还是一个悲情皇帝，思想道德上的束缚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虽在位长达48年，但长期不理朝政的他还是留下的骂名与非议。 当我们徘徊于王朝的兴盛与没落之间，我们是否能够回归历史，正视历史。本书留给我们的最大思考，便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显然万历的悲剧说明了以道德代替法律荒谬之极，但反观当今社会，我们拥有了比那时健全的多的法律制度，名目繁多的法律多到直接催生了律师这一职业，但显然道德的缺失又成为了一大问题，道德问题无法通过规章条例来硬性规定，如同小悦悦事件的冷漠路人，他们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如果受到法律的制裁，是否也是一种悲哀?是否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精神?那怎样才能找回社会所应具备的基本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这又是一个当今社会继续思考的问题。
当我们行走与历史与现实之间，我们是否能以史为鉴，哀之鉴之。万历的悲剧我们不会重演，但我们应积极思考现代社会给我们带来的问题，避免成为下一个悲剧。
说实在，我这次很认真地看这部书，还因为我想找找这部书到底有没有明显地参杂个人的观点。历史学家罗克齐就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在我读历史，都要很小心、很谨慎地去读了，半信半疑，生怕中了圈套。
后来还去知网上查了相关的文献，确实，发现了这本书中的不足之处。一下我来简要说一下我读这本书的感受。
作者在这本书小心翼翼地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和一般的历史著作不同，由于作者试图通过他的“大历史观”来描绘历史，所以这本书的叙事风格与小说非常接近。作者给读者娓娓道来地讲述了一个历史上有据可考的故事，书中充满着文学性与小说性的色彩。怪不得喜欢历史的我看不下这本书，因为这是一部“非虚构性的历史小说”，而我看不下小说。
比如书中开篇这一句：
“这一年阳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
与二月河开篇：
“顺治十八年正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刚过完年,一群一群的叫花子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又开始沿街乞讨。北京城哈德门以西的店铺屋檐下、破庙里挤满了这些人。”
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书中描写人物的心理环境、夹叙夹议等等，都有小说的色彩。
我在阅读过程中就感到了一股压抑的气息。作者这种尽量还原历史的叙事风格、多种故事、人物关系的交错描写，在我看来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必然的结局。特别是张居正改革又被废除、海瑞不得志、戚继光晚年凄凉等悲剧性结局，另我感到满满的宿命。又如文末叙事的戛然而止：“当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四海升，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他发展的尽头。”有种余韵悠长的感觉，就好比我看《百年孤独》的时候那种感觉一样，一瞬间《万历十五年》书中的场景在我脑海中重现，有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感觉。
作者所写如此悲剧性结局的故事，有他的目的。正如前文所说，作者认为古代中国以儒家的道德原则代替法律，所产生的悲剧结局便是必然的。他主张否定文人治国，推动法治、经济、商业与科技的发展。
但是现实如何呢?当今中国的法治、经济、商业与科技相比于数十年前已然有巨大进步，但是当今中国人的人文精神与之相比却是缺失的。而且作者对儒家的批判与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其的批判是相同的，否认儒家，强调摒弃。但是现在学者对儒家的态度已经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了。所以还是有偏颇的。
写心得体会是结合自己的学习与内心的想法来反映自己最真实的感受，问题来了，你知道写好一篇心得体会的关键是什么吗？这篇值得阅读的“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研究深度有保障非常具有价值，欢迎学习和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不得不说，这是我看到过的最好的中国历史读物!从这里，我才了解到了大历史观的概念。
以前读教科书般的历史读物，都是很片面化、脸谱化的叙述人物生平，罗列一些干巴巴的数字，让人读的枯燥乏味，根本无心深究。
黄仁宇先生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其拥有着独特的大历史观，这也是为什么万历十五年如此的独特出众。大历史观让历史变得鲜活生动，每个人物都变得立体完整。历史人物也是人，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很多时候他们做出的决定让我们身同感受。历史过去了几百年，我们的人性思维却基本没变，或许也无法改变。
大历史观强调背景和事件发生的众多原因的联系和因果关系。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是经历无数先决条件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我们常常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黄仁宇先生用他高超的逻辑技巧和独特的研究方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恍然大悟的必然结果是如何产生的，让我们对历史有了一种通透感!
这本书读的坎坷，在读过程中还穿插看了另外一本书，读的过程中还发生了很多忧心的事情。不过好在读完还是有所收获。
首先是大局观的问题。个人的功过实在不能左右历史，历史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
道德和法律混合在一起是很难治理国家的。道德可以拴住人心，法律可以公正裁决。但是混在一起凭主观意志有选择性的治理国家始终是艰难的。
文官集团的强大导致皇帝只是一个发布命令的机构，但皇帝又作为个人而言需要情感。当决定关乎情感或者情感被文官集团的利益左右，那几乎陷于孤独和绝境。嘉靖皇帝叛逆有个性，万历皇帝消极无为，他们企图把情感思想带入治国之中，却都遭来文官集团的厌恶及反感。
普通人的生活已然不容易，何况帝王将相家。
读历史可以看今日。虽然人物事件都远离现在的生活，却频频感受到了作为皇帝万历的无奈，作为人臣张居正的风光功劳，作为清官海瑞的心酸，作为武将戚继光的成功之道的心得等等。
在庸庸碌碌的生活中，但凡有点目标，有点追求，有点光亮，有点古人之道，或许你就会有大的改善。
花了比较长的时间看完了这本书，所以就简单写一下感想，只做精简，不做铺开；
首先这本书讲什么？
万历皇帝（朱翊钧）十五年，即1587年所串联起来的一位皇帝与五位大臣的故事，而通过对五位大臣的剖析和皇帝的解读，突出了当时社会的文化、上层组织和社会矛盾，成为了大明王朝从盛而衰的转折点。
张居正：他颁布新政、力图改变文官集团的腐朽之气，同时整顿经济，强化边防军事力量是一名很卓越的政治家，但同时步子迈得太快，同时执政法律过于一刀切，最终带来了身后被清算；申时行：是本书中最为印象深刻的人物，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了解过这个人，才发现他将中庸之道运作得非常娴熟，用妥协和调和的态度，来换取国家暂时的安宁，但即使做了一些安排和调整，可是对国家的发展和进度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虽然很多人推崇中庸之道，但本人更喜欢轰轰烈烈而活；海瑞：一个神奇的存在，其实更多是跟家庭成长环境有关，获取了很大的名声，但不能被任重职，因为古板而不知道转弯的政策根本无法落地，所以一生都在高悬空中，所遵循朱元璋时代的法却不懂变通，只能苦闷不得志，太高的标准和道德要求其实对干实事来说更多是一种障碍；戚继光：一代名将，以前课本上只看过他的抗倭寇，但不知道他还是蓟州总兵，建立了一支带有私人武装的强大国防部队，来守护国家，但在处事上也因为圆滑而受到争议，其实是情商高啦，只是晚年凄凉让人惋惜，国家没有对英雄给予圆满的回报；李贽：原谅我之前还真没接触过这位人物，但整个文章来说这位的争议和矛盾才是最大的，他鄙视那些假道学和伪君子，但也做不到和传统完全决裂，就如同一个夹心饼干一样，更主要是各种不切实际，看到他的经历好心累，思想上没有成为一个体系，只能顺着心中所想，很多时候更以博得名声为荣，但同时也佩服他一点就是思想上超越了那个腐朽的社会思维，还是蛮有点现代化思想的，就是生不逢时，导致牢中自刎也是惋惜；最后就是万历皇帝了：一个被文官操控，又时不时抗争，而又消极逃避的复杂人，他少年时应该是立志做一名好皇帝的，热血有着青春梦想，特别是求雨部分为国家殚精竭虑，可后来由于文官的操控，意识到手中的权力不仅不是万能的，还会带来无数的烦恼逐渐失去进取之心，尤其是以立太子为例，不能想正德皇帝那样抛开一切去过自己的人生，所以当皇帝也是很不容易，复杂的心情对万历。 好了，人物总结完了，以后重温时再拓展就是了！而从整本书来说，作者提出了一种“大历史观”，书中最后的总结尤为精彩，作者觉得明代制度只注重维持国家的基本生存，但不重视商业以及民间经济体的发展，也不重视国防军事和技术，，政府和官僚披着道德的外衣假公济私、粉饰太平，所以被动守成而进取之心创新不足，导致了种种社会矛盾迸发，从而导致了明代最终走向衰亡。
我会觉得看历史书就是这样的一种格局，从点入面，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历史人物的人生，你能够让自己的胸怀容纳更多，人的一生很短暂，但历史很宏大，从宏大的历史中找到填充和提升自我的部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还是多读历史书，多思考，多包容，多拷问，多总结；善良是要有的，但生存也很重要，技术驱动变革，人是如此，社会也是如此。
《万历十五年》是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高育良书记经常提起的一本书，因为觉得自己历史知识匮乏，所以选择从这本书开始了解历史。从一开始了解万历的枯燥无味慢慢地到想要对历史了解得更深，对书中人物了解得更全面。让我感触最深的不是某段历史怎么样，而是某个历史人物如何。
小时候看电视，看到位高权重的人物呼风唤雨，总是羡慕不已。万历虽然身为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也处处受朝中文官约束。万历有半点行为举止不合文官意，文官们就开始上书，打着为皇上国家好的名义，争取自己的利益，体现自己的价值，把万历约束在自己的条条框框里。很喜欢的一个部分是，把嘉靖拿出来，和万历为皇帝的状态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万历处处被朝臣约束，而嘉靖却喜欢/希望有人指斥自己。
海瑞从小是母亲带着长大的，但是他这位失去丈夫含辛茹苦把儿子拉扯大的母亲却让人爱不起来也恨不起来。海瑞一共结过三次婚，有过两个小妾。第一位和第二位夫人都是因为和婆婆不合而被休;第三位是在“可疑”的情况下死去，第三位夫人和小妾生的三个儿子也不幸夭折。谁也不知道第三位夫人在“可疑”的情况下死去，是不是海瑞的母亲一手造成的。海瑞能恨自己的母亲吗?在这样的情况下拉扯大自己孩子的母亲对自己的小孩都会有控制欲吧。而我对海瑞也多多少少有点同情，为国为民一辈子，72岁的时候还复出任职官位，到老年却没有人陪伴送终。甚至到最后去世，同僚们却只是觉得松了一口气，再也不用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
我在想啊，什么是对什么又是错呢，大概是大家所处的立场不同，评判人的标准也不一样。又或许没有好坏对错之分，你的所作所为、所说所想只要是对我有好处，不损害我的利益，那么你就是好人了。所以啊，我们活着是不是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呢?
对于戚继光，不知道为什么，感触最多的是他带兵写书的一些好习惯。例如他把所有的训练方法细节写成了一部操典式的书本。他周密而细致，习惯斟酌各种条件以及可能发生的情况，把很多细小的事情考虑起来等等。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一个人取得成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背后需要付出多少心血，取得成功不能只有PlanA，准备PlanB也至关重要。
在一本书的书评中见过一段话，大致是这样的意思：我们看书要尽量选择具有真实故事的书，而不是去看一些虚构内容的书，因为这样我们才能从中去思考反省自己。或许是历史知识的匮乏，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读到的不是历史，而是书中每个人的性格。
黄老的大历史观和黑格尔的唯物辩证史观一脉相承，都认为历史是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定产物，而裹挟在历史洪流中的个人，往往都是被动承受，无力回天。这在本书的最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却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上面这段话是很矛盾的，一方面黄老认为在当时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下，无论是谁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一方面黄老的精神愿景里又希望这种制度环境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所以大明乃至整个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悲剧都是注定的。人创造了牢笼最后反被牢笼所困，这个问题似乎无解。但如果能换一种思路或许会豁然开朗，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能够创造和使用工具，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很重要的工具。在这里，工具处于从属地位，是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一个手段。所以，最大的变数其实还在于人。
都说以史为鉴，读历史有多么多么的重要，可我这个人不喜欢读历史，就是不喜欢读。从义务教育到兴趣爱好，我所接触的历史人物都是很有限的，虽然有那么多被后人所传承的名字，然而我都很客观的去看待他们，也并未深入了解，如此的态度大概就是因为不感兴趣。
这本书被广泛知晓大概是因为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热播，所以，这本书是值得庆幸的。不幸的是，当今时代书的传播竟然要靠电视剧等来操纵，不难看到那些谁谁主演的热播剧的同名小说。
曾有人跟我推荐这本书，我也知道这本书应该会很好看，但是很久都没有读，直到计划自己一年要读36本书的时候，才想着自己要读一些关于历史的文字。
我对历史，是敬而远之的态度，文字记录的历史，大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能够脱离自己阶层环境的限制来写历史，则是尊敬的。
所以，这本书是值得尊敬的，作者也是值得尊敬的。
书名为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历史上特指的这一年，我以为自己早就读过《明朝那些事》，因而读着十分无趣，读万里皇帝无趣，读一身正气的张居正无趣，可是当我读到这：
这些人把正直当作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我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那些臣子们，倚仗着历史留下的训诫，把儒学作为武器，去直言劝谏。这些人，大都被历史所记住，也被后人所敬仰。但是，这种方法也是有代价的，有的只能赢得生前身后名。那么，仔细想想，那种从古至今所树立的“正直”是多么的可怕。
文官们用儒学的道德来约束皇帝，因为道德成为理所应当的东西。我记得，在另一本书《人性的枷锁》中，有这样的论述：自己不去偷东西是因为有警察，而不是因为道德。
那么，我们可以把“道德”这个词换一下，比如换成“努力”。
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要努力学习，努力做这，努力做那，因为老师告诉我们努力会使我们成功（其实二者不具备必然的联系），并且努力即使不成功也会被赞赏。
30岁的时候，我们回首，努力真的是对的吗？
我猜，“努力”这两个字会害了很多人，因为在这两个字的鞭策下，会把那些以此为座右铭的人逼近死胡同，驱赶着他们浪费青春，强制他们选择放弃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
比如，本科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女生，她有一些自卑，但她知道了努力会成功，于是她事事要强，事事力求做的最好。偶尔想起某些时候，有多少勾心斗角围绕着她，摧残着她的精神世界。现在呢？她做着与自己曾经的努力完全不相关的工作，那么，她到头来丢失的又是什么呢？
我没有说努力不对，我也没有说道德不好，就像书中所阐述的一样，当这些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指导一个自由的人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变得如此可怕。
读真正的历史，而不是看课本上的教科书，我们会发现我们曾经学的东西很多都是错的，课本所要教给我们的只是那些正面的，即那些人物一生中最为光辉的历史。于是，我接受为官者贪污，我也不介意工资不多的公务员变相受贿，但是如果这些人到头来还没有做一些正直的事，那确实有些说不过去。所谓正直的事，不需要是张居正选贤举能，也不需要是戚继光的抗倭，仅仅是一些为国，不，为民的小事就好。
要说楷模的话，不是没有，海瑞绝对是一个在中国古代道德下的完美产物。就如书中所说：
这位正直的官员，他毕生精神之所寄，在于按照往圣先贤的训示，以全部的精力为国尽忠和为公众服务。当然，天下广大的公务员们，完全不必这样。如今的世界还是很美好的，可以让我们过上不是大富大贵但完全称得上是幸福的生活。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书中，从皇帝到首辅，再到武将和文官，最后到哲学家－李贽。
他终其一生的探索无非是为了摆脱上面那些东西，于是，他有胆量去剃度，满不在乎的去与人妻通信，更不介意写一些在那时候看来伤风败俗的文字。如果把道德看做是枷锁，则他所作所为也是摆脱枷锁到达一个完全自由的形态。
但如作者的描述，他是一位自相矛盾的哲学家，但我们都知道矛盾无处不在，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即我们的心态很重要。
复习考研英语的时候，我曾无意中看到这样一句话并背了下来。
The mark of a first-rate intelligence is the aility to hold conflicting ideas in the mind at the same time and still function.
俗话说，做什么事都要有计划和准备。幼儿园教师在平时的学习工作中，都会提前准备很多资料。资料通常是指书籍、报刊、图表、图片等。参考资料可以促进我们的学习工作效率的提升。那么，关于幼师资料你了解哪些内容呢？下面是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的“万历十五年心得精选”，请阅读，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海瑞其人——他的身份作为一个传奇比他活生生的本人更为有血有肉。面对这个污浊的世界，海瑞以为只有自己看到了黑暗，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
然而他是糊涂的，事实证明，徐阶看到了，高拱看到了，张居正也看到了，他们不但看到了问题，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海瑞唯一能做的，只是痛骂而已。当他回顾他的做官史，他还是一个小小教谕的时候，面对知府的视察，他拒不下跪，因此得名“海笔架”。纵观他那没有一丝灰色收入的一生，可以称其为“自然经济的忠实拥护者”。当他成为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他敢于直接向皇帝上奏，说他一意修炼成仙;竭尽老百姓的脂膏，滥兴土木;二十多年不临朝，法规纪律松懈。官吏贪赃枉法，胡作非为，老百姓无法生活，水旱灾害时常发生，盗贼四起而且越来越厉害。
陛下试想当今的天下，是什么样子啊?连嘉靖看了都连连摇头，说：“这个人大概是比干吧，可惜我不是纣王。”看到了帝国的黑暗，只是一个义愤填膺的勇士，却不是一个好的执行者。他的身份作为一个传奇比他活生生的本人更为有血有肉。从始至终，他只是一个传奇的榜样，和一件好用的工具。
曾经有同事和我讨论《万历十五年》，问我“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你愿意做哪一种人?”我说哪一种都不做，因为他们都是失败者。
张居正是万历首辅，他的初衷很好，激进而大刀阔斧的推行万历新政，国库确实充实了很多，明朝也出现了一些暂时的新气象，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但是他推行的清丈田亩脱离实际，不符合当时的情形，推行不下去的时候，他不仅不会从技术的层面来思考其中障碍，反而刚愎自用，强行推广，结下了很多仇怨，加快了他后来下台的速度。
张居正从小聪明过人，十六岁考中举人，饱受传统教育，他把道德放在首位，按照申时行的说法，认为人的欲望有“阴阳”两面，阴的一面是人自己内心的、不可告人的私欲，而阳的一面就是可以公示于人的表现。所以作为首辅，张居正理所当然的赞同节俭，也要求官员节俭，这是他“阳”的欲念。另一方面，他出生于一个秀才之家，从未大富大贵，一旦高居显位，就极度奢靡，在他看来，自己作为首辅，劳心劳力，享受一下是可以的。政策上的刚愎自用，个人生活的阴阳两面，成为了张居正被人攻击的原因，以至于死后都不能入土为安。这让我想到了在竞选制的国家，在审查竞选资格的时候，竞选人的财产也要被列为参加竞选的条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万历年间文官不睦，是申时行上台后着重要解决的问题，他以“和事老”的姿态出现在万历年间的政治舞台上，认为大明的最大事务就是缓解文官之间的矛盾，大明王朝能够在平衡状态下得以运行。他之前追随张居正，亲自目睹了张处理文官不睦的方法，是主观上控制或者严禁文官之间的不睦，当然他也见证了张居正最后的结局：一次偶然的病就让他莫名其妙的死去。
申时行要吸取他前任的教训，他的经验就是：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习惯是否相悖，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是空中楼阁。尽管如此，三派文官对他还是不满：搜刮自肥的人认为他太假，甘守清贫的人不满于他对贪官的温和，而大多数人认为他没有是非观念.....，所以一旦机会来临，他也被众人踩在脚底下。
海瑞是大明王朝的异类。和他的同僚不同，海瑞不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然后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的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他尊重法律，按照最高限度执行，但是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他认为人的行为可以简单的分为“善、恶”两个范围，甚至在一些不能决断的案件上，也可以凭借善、恶来裁决。他认为君子为官的动机，无非就是恻隐与义愤，所以他的信条和个性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其悲剧性的结局说明了以个人的道德之长，仍然不能弥补组织和技术之短!
张居正的美好初衷和强硬手腕，开创了万历新政，但是并没有让他成为流芳百世的不朽，由于主观能动性过大，反而是落到了死后几乎被挖出来鞭尸的地步。申时行一生奉行“周而不比”的处世原则，最后让自己成为了所有文官的敌人。海瑞的执着与坚守，一生的仕途阴差阳错，他的死，让很多人叹息：这个人终于死了!
明史有“税重民穷”之说。如果意在说明当日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同期英国税收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等。“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辽阔，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类似“潜水艇肉夹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制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
张居正精明能干试图经济改革，申时行中庸诚信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奉行儒家传统道德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实干主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李贽清高矛盾试图打破儒家的一元宇宙观，结果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名裂。就连九五之尊的万历皇帝，本有中兴之愿，但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形象反转，天子家事又屡被臣下干预，眼看死后都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并肩长眠，早已厌倦在各种典礼上充当木偶的他也终于心灰意冷，怠政三十多年。
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其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
单一意识形态体制所造成的困局还表现在，它不能承认自己自己存在问题，因为怀疑终极价值，就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如此往复，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执行者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必然是掩盖之。在这个体制之下，因为终极价值理论上的不可怀疑和体制事实上的漏洞百出，整个体制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形式：人人都在用阳的一面，也就是终极价值来掩盖自己的阴的一面，也就是个人私利。当社会日趋参差多态之时，体制所要求的单一化，同质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齐划一的集体开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其必然碰壁。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态。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既无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距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职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做标准，则前后想通。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考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去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技术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底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而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气地理关系的影响。
自小读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的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为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机构作为行政基础。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中国儒家学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它国家低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中国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
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进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额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为基点，和日本的大名政权，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中国立国以来以贫民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
今日中国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为司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中国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中国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发夹、到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成能亦成为可能。
总体而言，《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可分割，也不变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
前几个礼拜看《大国崛起》，其中有一集是讲关于英国如何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励志图强，锐意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英国如何通过光荣革命，逐渐走向现代工业社会文明的历程叙述。而我的手中，正捧着一本《万历十五年》。
1587年，就在西班牙从海洋出兵准备攻打萌芽中渴望成长的英国的前一年。我们的泱泱帝国，大明王朝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散发出腐烂的气息。
1587年，没有特别的大事，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一年，在作者看来却隐含了很多后来诸多历史事件的伏笔。
六个人，六个主要故事，多声部手法，犹如历史的长镜头，探讨一个深刻而尖锐的问题：中国是如何从唐、宋强盛后，逐渐地失去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机会。是什么样的体制和力量在从中作祟?又是什么样的传统惯性和现代科学的缺失，让我们的帝国丧失掉革命的机遇?
作为皇帝的万历;两位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守时;古怪的模范官员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和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他们是是历史剖面，是一系列的象征。
虽然贵为皇帝，但当时的体制，皇帝也不过只是一个排位，万历从小即位，却在母后、张首辅和宦官的包围中成长。当他独自执掌朝纲时，他既不能摆脱不了烦人的经筵，也改变不了国家的运行机制。当他明白，事实上，他活在死去的祖宗的限制时，他对自己的地位迅速失去了兴趣。他把自己的在位变成了漫长的怠政年代。
张居正为改变政府作风，增强效率，防止贪官污吏，不遗余力。但他没有明白，他想改变的是落后的生产力和现实政治的平衡。在信息不发达和行政管理手段落后的前提下，只能通过抑制先进生产力，保护落后经济的方式，来达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综观中国历史，这样的历史场景，不胜枚举。在经历了漫长的十年改革后，伴随着张居正的去世，改革的努力最终化为乌有，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诽谤和复辟，中国社会的现代商业元素和经济元素，最终覆灭在强大的文官体制中。
作为后来者，申守时使文官体制达到了控制国家运行轨迹的高处。文官们，不关心经济发展，不关心国家前途，只关心利益团体。整个国家表面的稳定，掩盖了内部发展停止的事实，迅速地走向空心化的过程。向衰败的深渊走去。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方式，即使是在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后，相似的历史选择，再次重演。历史既是分时的，又是共时的，何其让人感叹!
在大多数关于好人和坏人的情景剧中，无论怎么说，清官海瑞，还有爱国将领戚继光都是百姓喜欢的人物。但如果抛开忠孝节义的道德评判，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热血沸腾的激情，而是冰冷的现实：
理想和期望的社会现实，跟真实的现实成反比：我们期望清官，就说明腐败已经司空见惯;我们呼唤英雄，就说明这个时代真的缺失正义。
社会的道义，需要英雄来支持。但是，对于国家的强盛来说，则过于单薄，无济于事。《万历十五年》是六个社会精英人物的命运和缩影：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中挣扎、逃逸，饱受煎熬。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中，没有人可以功德圆满。
看《万历十五年》，让你觉得原来历史可以这样看：历史是有延续性的，你不能把某个时间指定为封建社会，现在也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投射在我们的现实之中，根本无法剥离或回避。你也不能用唯一的道德审判来让大家闭嘴，不妨让我们放眼4前，抽丝剥茧，从各个细节还原历史的真实，这才是用历史认识现实的价值。
最近看完了《万历十五年》，明朝万历年间的重臣，张居正、戚继光、申时行、海瑞……无一不以悲剧收场。甚至万历自己，在这种文官集团体制之下，也只能无为而治。由此可以看到一种强大体制惯性所带来的悲哀。他们每个人都各有特点，亮光闪闪，也试图做出改革，但最终失败，大部分人还落得个革职、入狱、自杀的下场。一群文官为了整个集团的平衡，国家的武备、科技的革新、商业的发展都陷于停滞。
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是指：以一个时间基点为原点，前后各推一段时间，梳理整个大历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终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观感”。具体到万历十五年，即为1587年为基点，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明清两代为中国封建制度画上了一个句号。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从明成祖设立内阁，到清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明清政治达到专制顶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庆新政和张居正改革为后世治国者所称道。经济上，从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开始，到清代中期的摊丁入亩政策，农业人口激增，农业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农耕文明达到极盛。
在江浙一带，则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制造业、纺织业等成为解决地方人口就业的重要产业。军事上，统一多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边防矛盾呈现由内向外转移的过程。制度得以完善，中国疆域空前辽阔。
北方诸镇的边防措施万里长城得以修复，火器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军事领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装在镇压内部起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学高度统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选拔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也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下部书准备看看《彩色欧洲史》。
这本书——《万历十五年》是无意间发现，起初是以为与大明王朝一样，是小说，是演绎，后来却发现不是这个样子，如作者所言，这本书既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报，也不能算严格意义的商业产品。
作为一个多年旅居国外的华人，文字的写作风格已经深受影响，中国人做的史书多数很隐晦，虽不至于像段子里讲的，中国的史书里除了名儿是真的，情节全是假的，但是读起来总感觉悬在空中，纪传体由司马迁发明，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武侠小说的起源。这本书的文风平淡如水，婉婉道来，但是这水不是清流急湍，而像泡老了的带着茶末的水，总感觉沉沉闷闷，但是又说不出哪里有问题，就如同书里的那些主角一样，在大道德的规范下，都低着头，弓着腰，不能突破，也不敢突破，就像头顶一层厚厚的云层，这就是这本书整体的感觉。
作者的大历史观，要放到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历史的变迁，王风起于青萍之末乎？还是客观的事物规律有其必然解决，这本书里对于现状我看不到解决的方式，太多的无奈可奈何，太多的无能为力，最终只能被历史的洪流推动着，最终被碾为粉剂，唐宋元明清，秦皇汉武，唯独这个明的味道有些特殊，逻辑思维有几期节目讲的就是这个大明，有意思，可以看，这本书，也值的一看。
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位人物，就是首辅申时行。如果说张居正是一个理想高过现实的人，在改革上雷厉风行，撇开当时的文官集团，重用自己的亲信，那么申时行却是一个现实高过理想的人，他当官有很大的现实感。他明白人，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都有“阴阳”两面。阳的一面就是对道德伦理圣人教诲上级命令的遵守，阴的一面就是要为自己谋私利，以及如何首鼠两端，两面为人。所以为官为政之道，就在于调和折衷，大家拿出诚意来，彼此团结和谐又不触犯自己的私利。所以申时行大多数的时候是以和事老的面目出现。下属有派系争斗了，他要去调和;大多数的官员跟皇帝意见不一了，他要去调和。可是这么一个调和大师也实现不了调和的目的。不但调和不了，还牵连于己。张居正死后清算张居正的运动就让他只剩半条命，首辅的位置已经在摇坠，因为申时行属于张居正这一派的人物，受到张居正的赏识提携才能居高位;立儲**则是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万历皇帝和群臣之间在谁立为太子的意见上不一。朱常洛为长子，但万历并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原本是万历母亲慈圣太后的侍女;朱常洵出生得晚，但他的母亲是郑贵妃，万历非常喜欢郑贵妃，也非常喜欢朱常洵，之所以郑贵妃能得万历欢喜，除了容貌这一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郑贵妃爱读书，有才，能够跟万历两人进行思想上心灵上的交流，这在其她嫔妃以至于皇后都是望尘莫及的，也因此宫女太监们经常看到皇上和娘娘一起看日落，吟诗作对。万历信佛，万历也经常和娘娘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这样的事迹能够流传下来，就表明皇帝从自己有第一个女人开始，第一个女人就是指皇后嘛，终其一生只宠幸一位贵妃，这本身就是一个稀罕的情形，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情形发生在皇帝身上是稀缺的。万历不仅在和郑贵妃一起的时间长，而且和郑贵妃在一起，流露出更多的真性情，喜怒哀乐发自内心。立儲**是这样的，许多大臣们坚持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坚持儒家教化;可是万历当然要立自己喜欢的儿子做太子，也就是朱常洵。那首辅申时行说得难听点叫首鼠两端，在万历面前，说万历说得对，常洵如何如何优秀，要立常洵为太子;在大臣面前，又说要尊重传统，立长子为太子，申时行把解决问题寄托在时间上面以及自己作为首辅的调和折衷能力上面。可到了后来，是两面都不是人，大臣参劾他表里不一，欺骗圣上，排挤陷害同僚，万历也难办，一直拖着不办，最后见参劾他的人越来越多，自己只好上疏辞官。一个以调和折衷之道为官的人，反而被同僚的参劾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这无疑是一个嘲讽。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800字：
这本书我是在大学的时候读过，主要是当时阅读了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对明朝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进而阅读了一点明朝的历史著作，当年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因为这本书是一本群像画书，描绘的是那个年份下苦苦挣扎的君臣，而我其实更喜欢宏观性长跨度的叙事。
再次读完这本书，发现当时的社会貌似是一个无解的死局。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集权，取消了千年的丞相制度，可不曾想后期的子孙们却被文官集团困住了手脚，文官集团以道德来限制皇帝，而皇帝面对这些群臣打压一个冒出一群，着实无解。这帮文臣在朝中无法无天，在自己的老家也是呼风唤雨，成为帝国最大的蛀虫。相较于嘉靖躲在幕后和群臣斗，万历索性甩手不管了，所以很多人说明朝亡于万历。在和书友的讨论中都在想假如我回到那个时代该怎么办，貌似也没有什么解决之道。所以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结论，被重农轻商思想束缚的中国生产力无法发展，进而推出‘社会无法从内部生长出革命力量来。如果没有西方人打破国门，强行输入异种文化元素，中国的传统社会及其文官制度将一直延续下去，再过很多个世纪’。
我本人是不赞同这样的观念，我其实有点觉得这是成王败寇，落后是唯一的原罪。我们站在现在去回顾那段历史很容易就陷入历史绝对论里面，也就是认为历史在短时期充满偶然性，在长时期则存在必然性。读后感·我是持有历史偶然性观点的，这主要是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本书的影响。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卡尔.波普提出了他经典的五段论：
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而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不可预测的，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预测未来）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
我是认为以史为鉴大多数时候是无法成立的，古时候的博学之士接受的历史教育远比我们多，却依然无法摆脱困境。而西方文化的成功则是知识偶然爆炸所引起的连锁反应。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功之时，就是讨论中式思想的优越性的时候？
这是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写的一本好书，1979年首先在美国出版，并多次重印。我是在阅读了王小波的“不新的《万历十五年》”一文后，才上网购得此书阅读的。在读书中，通过书里提到的文章和人，再去找自己有兴趣的书来读，这种是我自称为“顺藤摸瓜”读书法。由于这个读书法，我最近重点购买了一些“读书笔记”类的书籍来阅读。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历史学范畴的书。在我的读书目录里，应该是文(文学)、史(历史)、哲(哲学)三类为主。在阅读一个人的著作前，最好先阅读他的传记或者简介，这样，才会对作者写作的立场、背景、动因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有利于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这个也是我自称为“摸清背景”的第二个读书法。由于这第二个读书法，我也购买了比较多的人物传记来阅读。
通过读书，我要建立起自己的读书方法和阅读书目体系。
再来谈谈《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吧。全书以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为历史时间的横断面，然后讲述了与这个横断面有关的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后，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所以，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
读了这本书后，引发了我的另一个思考，就是我们现在一再提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究竟我们民族历史那个阶段、那种机制值得我们骄傲，更值得我们在当今列强环伺的国际形势下提出“复兴”的口号?如果说中国的汉唐盛世值得我们后人“复兴”，那么，万历十五年的悲剧，不是由汉唐而来的吗?
希望通过阅读更多的历史书籍和做历史的思考，能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 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 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同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在分析、对比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可以篡改历史)，不同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同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符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一定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己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可以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可以自保，冯保可以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同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下面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这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而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面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但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对比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但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后来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因此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角色。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可以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老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己的老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己的老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因此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同阶层不同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只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面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但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一本书，让我们看透了历史的博弈平衡，看到了明代的政治家与官僚的相同于不同，也看到了现代发展的启示。所以，必须要感谢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要感谢当年明月，他引导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角度。
万历四年，1576年，朱翊钧收到了一举报信。辽东督查刘台，举报张居正。刘台罗列的七大罪状，这也都是疾风骤雨改革中常有的事，虽然每件事情本身问题不大，却是其中的张居正的要害，首辅怒了。
在明朝，官员之间互相举报和弹劾，本身明朝特色，为何首辅对此事怒了呢？是因为他怕是吗？非也！关键是举报他的人，既非他的上司，也非政敌或同僚，而是他心血栽培、一手提拔的学生。
一个人要想成功，考取功名只是一小步，而有人支持那才是王道。而刘台得到了首辅大人的支持，因为张居正的提携。他在高中进士后仅仅两年，就成为辽东督查，那他为什么要这样黑老师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老师以前一直给他鸡蛋，忽然有一天没有给，他不高兴了，因为他忘记了这个鸡蛋本来属于谁？辽东将领事李成梁，打了大胜仗，刘台眼红，抢先写了喜报邀功，这种事是犯禁的，按制度应该降职惩罚，当然作为首辅的张居正也可以低调处理，大概是想教育一下学生，以儆效尤，首辅法人就对刘台予以公开训斥、通报批评，这下鸡蛋没吃到，学生不干了，黑了老师。
其实这样的弹劾在明一朝，不算新鲜事，但是抛开事情本身来说，却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在以尊儒礼制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下，连自己的学生都起来反对自己，这是多么挂不住面子的事情啊！为此，首辅提出辞职，未果。加之首辅本身的私德并不是多好，后来的清算，从个人到制度，将本来可以振作起来的明朝，重新带回了死亡之路，首辅的心血也成了回光返照。以道德治人、整人，这在明朝也是极为推崇的一件事，任何事情，只要和道德关联，死亡概率大大提升，道德要不要讲？那肯定是要讲的，但是讲什么，是要有选择的，每次看到宣传孝道的“二十四孝”图时，后背就发凉，那些手法极端、思想错误的尽孝方式原封不动的示众并加以宣传，是懒啊？还是没有甄别的能力？
一个王朝也罢，家庭也好，亦或个人，好多东西是相通，但我们自身轨迹运转一段时间之后，必然形成惯性，有些东西是好的，应当予以坚持，但是对于那些不合时宜，与历史潮流逆向的东西，一定要摒弃，予以革新，这也算读书的一点浅薄收获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在这看似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书中着重写了万历皇帝、改革家张居正、调和者申时行、清流海瑞、武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六人的事迹和思想，从正面或侧面描绘了该王朝的面貌，让今人读来，能够感知那个年代，也对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
对明王朝道德的认识：
明王朝没有西方一样强大的宗教力量，他们只有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规范着帝国的道德，儒家文化是明王朝的根本，成为指导人们的唯一的道德标准，进而成为治国标准。道德规定着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的行为和思想。地方乡绅自治用传统道德为标准;官员判案以“四书”为准绳;皇帝欲废长立幼也要受到伦常的制约。道德纲常为国之根本，它不仅可以指导判案，甚至可以替代法律。用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治国，缺乏“公正性”。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替代行政。没有了“公正”的法律，用“人治”的方式，社会的腐败容易滋生，腐败者本人，多数为人治的执行者。
对明王朝政治的认识：
尽管明王朝的皇权在历朝中已经非常强大，但是书中则反复强调文官集团和皇权的博弈，文官集团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万历皇帝坐姿不雅，他们会立马批评，万历皇帝喜爱书法，他们会加以限制，万历皇帝欲立三皇子为太子，他们则坚决反对。以至后来万历仅为皇权的象征，其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官的制约。万历本人可以免去或诛杀冒犯他的文官，但却对整个文官集团无能为力。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因缺乏调和者而导致万历长达二十年的消极怠工。
《万历十五年》给予我的启示：
1、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2、一个国家体制僵化，发展停滞，没有活力，必须改革。成功则兴旺发达，不彻底则江河日下，不改革或改革失败则坠入深渊。
3、人有两面性，阴面和阳面，人是自私的。明朝一直依靠儒家思想、四书五经的原则来管理人民是行不通的。
4、历史自古就是强者的天堂，弱者的地狱，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
5、当皇帝也有当皇帝的无奈，万历皇帝虽然为一国之君，但其实活的也很不自在。
我们每分每秒都在思考，并产生很多感想，那么我们应该动笔将这些理解记录成个人心得体会。 写心得体会，是在把自己的经历变成财富，在写心得体会的时候你有什么疑问吗？想了解“万历十五年心得”的起源和发展历程请继续阅读，希望您能够从这篇文章中获得收获别忘了收藏！
早就耳闻过《万历十五年》，不断很猎奇，终究是一本怎样的好书呢!但是自己才识短浅，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又不甚感兴味，整天只做些个打发时间的无聊之事，并无意志可以沉下心来拜读大作。近日，机缘巧合，我终于有幸可以跟着黄仁宇先生一同去走向那个年代，用一种完整不一样的目光来审视那段历史和那段历史中的人物。不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情不自禁，也然世之传言--这着实是一本可以并曾经在海内外产生宏大影响的好书。
《万历十五年》，英文名1587,A Year of No Sign if icance。正如作者自译的这个名字一样，1587，相关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发作过无数大事情的国度来说，这一年真的安定静了。但是作者却凭仗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治学成果率领我们从这个毫无大事可记的年份中发作的一些小事看起，去俯瞰整个明王朝的衰落的背影，进而剖析整个中国在近代衰落的缘由。
1587，始于万历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的一个谣传，终于皇帝要对前宰辅张居正调查。期间作者洋洋洒洒数万言，尽述万历皇帝的悲苦而又机械的终身。万历并非像我们原先想象中的一样是个昏庸无能的君主。他也有理想，小时也很机警，也想成为彪炳千古的一代明主，到最后都想做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是那个急需一个明主的时期，却恰恰是一个容不下明主的时期，于是万历终于从文官集团整天拿来教育人，管理社会的虚伪的封建道德礼教的桎梏中心灰意冷下来，对朝事日趋淡漠，对人华诞趋失去希望!当他最终在立储这件事中屈从的时分，他也就成了真正的活着的祖宗。他具有高高在上的皇权，但是他又决断不了任何大事。他悲剧的终身，他有似工具的终身通知我们的是这个时期的带给人的无尽的痛苦。
1587，间隔首辅张居正过世曾经五年了。固然他早已不在人世，但盘绕他的风云并未随他而去。此刻万历正在重新认识这个他昔日的教师，他绝对信任首辅!但是，在文官集团的集体支配和诽谤下，理想通知他的是，这个他绝对信任和尊崇的人却是一个实真实在的伪君子。从昔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具有绝对权威的首辅到如今为万人鄙弃的伪君子，我们仅仅感慨于世态沧桑似乎还不够。张居正在位的时分，为国办了不少好事，他想成为相管仲乐毅那样的人物，他想匡扶社稷，解救苍生。他要辅佐8岁的皇帝成为新的彪炳史册的贤主明君，创始万历盛世。但是他越是努力，却越成为众矢之的。他当然能够凭仗其一时的势力和万历的信任而暂时安稳，但是当其一旦失去这种势力和信任的时分，他也就摔的越重。历史的开展趋向是他所不可以左右的，即便是生为人君的万历也迫不得已，因而他的这种抗争也就成了一种痛苦的悲号!悲号过后，他也就随着黄土一同走进了历史，留与后人或是或非的评说!
1587，此时正是首辅申时行当权的时期，他已在这个位置上面四年了!申时行和张居正一样，也是万历的教师，深受万历的信任。他早年受张居正选拔而能位列大学士。但是他这个人极会为人，虽得张居正选拔，却可以在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中免受牵连，最后还能身居首辅。由于亲眼目击了前几任的种.种结局，他深知当时文官集团的权力之大。即便是人君万历尚且拿他们毫无方法，更何况与他呢。于是，他就充任起了和事佬的角设，凭仗其过人的目光和出色的政治才干去化解各种隐伏的危机，他要调停皇帝与文臣的矛盾，他要调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他还要调解各文臣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和事佬，以致后人在归结其功劳的时分尽无事可记。要晓得虽然是被人辱骂的其前任张居正都有不少让人们不得不供认的功劳啊!但是正是这种无功劳恰是他的最大的功劳，他很好的完成了在那中社会条件下一个首辅所可以做的事情--调和矛盾!但是，生于那个时期，他即便有再高的才能，也免不了最后丢官归家的命运!
1587，还有传奇人物海瑞的谢世，孤单将领戚继光的分开，思想家哲学家李贽的剃度为僧。他们都免不了悲剧的命运。正如作者在书中末尾写道的一样：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外表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践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曾经走到了它开展的止境。在这个时分，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专制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发明或者习于偷安，文官的廉洁营私或者贪污作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激进，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通通不能在事业上获得有意义的开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读到此，我们也就初步了解了作者所鼓吹的大历史观了。正是作者以广博的学问构造高屋建瓴的解读那段历史，为我们提供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对待历史的目光。他着眼事情虽小，但反映的时期和历史却很大。见微知着，处处表现着认识的聪慧。
大历史观，需求我们跳出当前的视野局限，把眼光放到愈加宽广的时期背景中去理解历史，正视理想，创始将来。
初读下来，已让我堕入深深的考虑当中了。
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的《万历十五年》今天终于读完了。一部历史书竟能让我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读完，连我自己都感到些许诧异。一部书只写了一年 —— 万历十五年，写了几个人，写了几件事，场景不可谓不小，正如该书作者黄仁宇所言：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凡听人言，大师就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比起许多鸿篇大作，《万历十五年》实不能算是大作，但作者在看似平淡的一年中，却浓缩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兴衰成败，以小见大，知微见著，将整个中国历史映照在平淡而普通的一年，仿佛读完这一年，顷刻间便能在读者的脑海中建构起清晰的历史脉络一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以知一叶而知全秋的写法，将整个中国历史映耀脑海。同时黄仁宇先生的文学化写法，使读者丝毫感觉不到干巴枯燥、索然无味的历史书，而是在品味小说，鉴赏诗词般，一泻千里地读完。读完后还感觉唇齿留香，余香满颊。细细玩味着，浅浅尝茗似的，在脑海中回味，咀嚼，消化。简直就是在品尝一道大厨精心制作的文化大餐。
当我们品味这道美食时，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深刻洞察力。中国是一个有极强文化传统的封建王朝，在秦统一中国，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以来，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发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统一，思想上的统一，精神上的统一引导中国的发展。众所周知，先秦哲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可到了汉代却独尊儒术，这并不能归咎于生物的随机选择，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这在以土地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封建王朝是非常重要的。
钱穆先生曾说，中国的国家是国与家的结合，上至君主下至户主，在自己的管理范围内是具有绝对权威的。这便是儒家所推崇的“仁”。家庭内户主具有权威是生理中产生的，而君臣关系则是一种社会关系，儒家的“仁”很好的调和了个中矛盾，使得家国一体。家是一国，国是一家。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万历皇帝是具有绝对权威，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但在儒家思想的拘束下，张居正、申时行等代表的士官阶层对皇权却是一种无形的钳制。这与西方的三权分力是不同的，三权分力讲究平等，而一士官阶层对皇权的钳制则是不平等的。士官对皇权要尽忠、尽孝、尽义，是为了辅佐皇帝，而在道德上给予的拘束。这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士官对自己也是从良心上，道德上要求自己。这就造成了重礼轻法，重道德轻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围了。每个文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有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从这里看，张居正死后被谏，乃至于被鞭尸，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讲究尊上敬祖。尊上为忠，敬祖为孝。自古以来，忠孝占据着封建王朝的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儒家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中的礼可以用于治国，孝可以上升为忠。观其《万历十五年》一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哪个不是先强调家，再来治国的呢？
《万历十五年》展示了一幅封建王朝的全景图。它就是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饕餮怪兽。它要吃人，它将人变成怪兽。张居正死后被吃，海瑞被吃，申时行被吃，戚继光被吃……还有无数人都被这张沾满鲜血，腥臭无比的大嘴吞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这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社会。
黄仁宇先生的这本书不同于以往的史书，全书仅仅细写了万历十五年——1587年这一年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杂事，却上升到了整个中华历史的思考高度，与中华文明的精神联系在一起，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观点，读来更是令人眼界开阔，受益匪浅。
与教科书中只有几个四字短语就可以概括的僵硬的历史人物不同，这本书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每一个人物。在这里，没有绝对的好坏，每个人物都有血肉之躯，人性是复杂的。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一直认为万历皇帝的危险性只是由张居正的教育失败造成的。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他的形象变得完整。张居正的腐败只是他失望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是望和无奈。繁复的礼节以及所谓道德束缚的陈词滥调使他疲惫不堪，甚至让他由此陷入与整个官僚集团长期的无声对抗之中，以消极怠工、不理朝政来表示自己对这种长久凝固的封建制度的**。
他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昏庸皇帝，恰恰相反，他太聪明了，看不透这个社会的丑陋和悲哀。
年少时的他也曾是一个励精图治，胸怀抱负的皇帝，甘愿忍受亢长无味的礼节教条，甚至曾徒步游行，求雨祈福。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骨子里的叛逆精神越来越强烈，试图冲破封建主义的桎梏。他的叔祖正德皇帝更甚，是一位“离经叛道”的典型，二者都用实际的行动向陈旧的道德礼教发出了质疑与**，更让读书的我们领悟到仅凭道德所堆砌和约束的社会就像是无根的草，浮于表面，不堪一击——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哀。
然而，这种神奇的制度不仅存在于明代，而且还存在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张居正也试图改变这一看似固化的制度，但却根深蒂固。在官场上，每个人都自称时又道德的绅士，同时又以近乎严苛的道德约束他人。
首府张居正自己即是一典例，他对待下属严苛，但是自己却不知检点，奢靡至极，使得**上下怨声载道。无奈当时张居正权倾朝野，无人胆敢抵抗，可是当他一死，各种丑闻告状便纷涌而出，张居正怕是不曾想到自己生前荣华富贵，死后却背负了一世骂名。纵观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人，他们都是可敬的朝臣，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孤独和无助，别人无法理解。
这无疑是明朝制度作祟。
从书中的人物来看，每个人都可以称为失败的封建道德社会的产物。“存在即是合理的。”的确，我们应该肯定这种制度曾经给中国带来的种种荣光，但是静下来深思，它给予我们更多的是对政治的警示。
有了前车之鉴，当今社会需要法治便变得理所当然起来。当然，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美德不可一并丢弃，不过，人们也开始明白，道德的背后如果没有法律给予支撑，便像没有双脚的人一般无法立足，最终只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压在漫漫黄沙之中。
《万历十五年》给了我们当头一棒，不妨让我们放眼400年前，抽丝剥茧，从各个细节还原历史的真实，这才是用历史认识现实的价值。一个国家的兴衰，制度的适用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单纯以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家，忽视了法制，强调成例，终究只能是止步不前，而这止步不前，连张居正、戚继光这样的人都奈何它不得。
在明朝止步不前的时候，白山黑水间崛起了新的力量，终于取而代之。那么，我们的共和国呢？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似是无关紧要的一年，哪怕是记事，大抵都是一片灯火辉煌，喜事连连，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制度已然成熟呢？
这个问题有点大了，自问不是我这种丫头**驾驭得了的，那就放下国家大事，反观自身吧。在漫长的岁月里每个一年都似乎无事可记，显得那么无关紧要，但是在我们的人生里每个一年竟都是那么不可或缺。一年可能无关紧要，但另一方面，一年至关重要。
历史如此，人生如此。让我们善待每个一年。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一
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是指：以一个时间基点为原点，前后各推一段时间，梳理整个大历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终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观感”。具体来说，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李贽等重要历十人物为代表，对这一事件进行阐述，对后世具有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意义。
明清两代为中国封建制度画上了一个句号。在政治上，**主义的**集权制度达到了顶峰，从明朝成祖立阁到清朝雍正皇帝设立军事机关。明代的“仁宣之治”、隆庆新政和张居正改革为后世治国者所称道。
在经济方面，从张居正改革的鞭法到清朝中期的屯垦政策，农业人口急剧增加，农业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农业文明达到高峰。
江浙地区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制造业和纺织业已成为解决当地人口就业的重要产业。军事上，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背景下，边防矛盾呈现出内外转移的过程。行省制度得以完善，中国疆域空前辽阔。
长城作为北方城镇的边防措施得到恢复，越来越多的枪支被用于军事领域。征兵制度和地方武装力量在镇压国内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文化方面，程朱的理论是高度统一的。一方面，八股制选拔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同时也约束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二
今天的历史书太单调，太教条，太格式化。而《万历十五年》简直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在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书，让学生乐于走进历史文化，真正提高自己的素质和内情，去思考一些过去和未来。
明末大革命时期的李贽、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提出了当时的一些社会越轨思想。市民文化兴起，四大名著问世。
历史的悲剧源于我们的无知和无知。从明朝到现在，很多是情都发生了变化，但很多没有。礼仪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规范，但道德不能取代法律，同时也不意味着道德可以被抛弃。只有完善法制和道德修养，中华民族才能更快更好地前进，民族未来走向何方，答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读历史的科学方法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原创： 走刀口·田力
总共1500多字，大约5分钟。
分割线走刀口
《万历十五年》，名头很大，总觉得自己之前读过，即使没读过，也考虑到曾经读了《明朝那些事》，或许没必要专门去读《万历十五年》。
也是这次读书会促使我真正坐下来读这本书。看完之后，我发现这本书包罗万象，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和思考。
一方面，黄仁宇独特的写作方式似乎证明了科学与艺术是齐头并进的。黄先生虽然是研究历史的，但不得不说他写这本书的方式方法是典型的工科做法，或许这也是搞研究的科学方法吧。首先他选择了一个科学研究最标准最典型的方法——排除干扰法，选择最平淡、无其他因素干扰的一年——开始研究大明王朝，或者说研究封建王朝，探询王朝兴亡的本质。
其次，他选择了比较不同个体的方法，从七个不同人物的角度描述了高耸王朝的内部细节。最后是他选择客观真实地记录“实验”结果，不掺杂个人主官意志。尤其是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描写没有张居正的王朝运转日常，表现出黄先生很喜欢也很善于用侧面细节描写反衬主题主线。
总之，黄先生的写法让我感觉到，不管文科还是理科，研究问题的方法是一样的，最终两者终能殊途同归。
另一方面是申时行的生平，好像在说读书就能够读出个宰相来。我们承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也承认每个读书人的职业生涯规划“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目标就是当宰相，但我们也要承认有很多人追求的是宋朝赵恒的《劝学诗》中写到的那样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因此，读了“首辅申时行”的章节，我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读书就能做大官？申时行是靠读书读出来的，是在张居正的提拔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只知道他考上进士，进了翰林院，后来当了首辅。他被人评价“老成”，是因为编撰整理了本朝的历史，其实可能就是眼界开阔些，经验丰富一些，但他处理事情的能力不得不说还差一些。
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不影响他的仕途升迁，也不影响他用几千年的经验稳定当时的王朝。真真的应了《圣经》里那句话“太阳之下没有新鲜事”。
第二个问题是京官就能管天下？这一章节里也介绍过，申时行之前的大多数首辅，都是终身在京为官，从未到地方上去任职，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没有基层经验能够管理好国家吗？且不说我们现在常常提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拿秦朝和宋朝来说，商鞅是变法前实地查看了秦国的风土人情，王安石年轻时不愿做京官只愿做地方县官，莫非这只是谋划改革、胸怀大志的**的特质？
第三个问题是个人生活计划应该是什么？不得不说，我们现在的国家体系比封建王朝完备许多，当然也还能看出不少以往传统的痕迹，毕竟我们的历史上下五千年，还是要有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所以，个人的人生规划，还是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同时要把握现实需求，真正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比如说我个人，作为研究所行政管理的一员，如果仅仅停留在以往的“身份管理”上，学习晋升级别的政策制度，必定跟不上时代，必须看到现在是人才引领发展的时代，沉下心来到科研一线看看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才是正确的成长途径，才能找到正确的管理方法。而且，黄先生已经教了我们方法——从不同的人物视角探寻单位运行的细节——下面要做的就是用实践检验真理了。
最后呢，还想跟大家**交流一个问题，万历皇帝是“活着的祖宗”，而我们目前的单位，尤其是企事业单位，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祖宗呢？面对这样的祖先，我们能做些什么？而这样的祖宗的存在，到底预示着什么样的王朝发展局势呢？
万历十五年阅读笔记及阅读后体验模式，欢迎阅读评论！
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的《万历十五年》今天终于读完了。一部历史书竟能让我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读完，连我自己都感到些许诧异。一本书只写了一年——万历十五年。它写了好几个人和好几件事。这一幕并不小，正如书的作者黄仁宇所说：
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际上是光年。
大师是能够简化复杂问题的人。比起许多鸿篇大作，《万历十五年》实不能算是大作，但作者在看似平淡的一年中，却浓缩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兴衰成败，以小见大，知微见著，将整个中国历史映照在平淡而普通的一年，仿佛读完这一年，顷刻间便能在读者的脑海中建构起清晰的历史脉络一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知一叶知秋的写作方法，反映了中国历史的整体面貌。
同时，黄仁宇先生的文学创作方法，使读者一点也不觉得枯燥乏味的史书，而是品尝**鉴赏诗歌，匆匆读完。读完后还感觉唇齿留香，余香满颊。细细玩味着，浅浅尝茗似的，在脑海中回味，咀嚼，消化。
简直就是在品尝一道大厨精心制作的文化大餐。
当我们品味这道美食时，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深刻洞察力。中国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化传统的封建王朝。秦朝统一中国以来，汉武帝只尊儒学，废学百家，在政治上确立了封建王朝的发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统一，思想上的统一，精神上的统一引导中国的发展。
众所周知，先秦哲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但在汉代，它只推崇儒学，这不能归结于生物的随机选择，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在以土地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封建王朝，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这一点非常重要。
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国家是国家和家庭的结合体。从君主到户主，它在自己的管理中拥有绝对的权力。这便是儒家所推崇的“仁”。家庭内户主具有权威是生理中产生的，而君臣关系则是一种社会关系，儒家的“仁”很好的调和了个中矛盾，使得家国一体。
家是一国，国是一家。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万历皇帝是具有绝对权威，自己可以随心所欲，读书笔记.但在儒家思想的拘束下，张居正、申时行等代表的士官阶层对皇权却是一种无形的钳制。
这与西方的三权分力是不同的，三权分力讲究平等，而一士官阶层对皇权的钳制则是不平等的。士官对皇权要尽忠、尽孝、尽义，是为了辅佐皇帝，而在道德上给予的拘束。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但中士也要求自己的良心和道德。
这就形成了重礼轻法、重德轻法的封建文化氛围。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良知和政治抱负。从这里看，张居正死后被谏，乃至于被鞭尸，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讲究尊上敬祖。尊上为忠，敬祖为孝。自古以来，忠孝在封建王朝就占据着最高的地位，这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
儒家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中的礼可以用于治国，孝可以上升为忠。
观其《万历十五年》一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哪个不是先强调家，再来治国的呢？
《万历十五年》展示了一幅封建王朝的全景图。它就是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饕餮怪兽。它要吃人，它将人变成怪兽。
张居正死后被吃掉，海瑞被吃掉，申时行被吃掉，戚继光被吃掉，无数人被这张血淋淋的臭嘴吞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
妃子之相争宠，太子之位之争，首辅的兴衰，国防的安危……无一不体现着在道德与欲望之间人性的挣扎，同时，阴阳之术的猖行，有令无数文人术士武夫英雄为之感慨无奈。黄仁宇的阴阳之论，找出了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在曲折中似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却依旧似乎有言之未尽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良好的法律体系来妥善平衡阴阳关系。
也就是说，当每个人都追求阴的时候，他必须考虑到它的后果，然后享受它。那时，即使是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坏人，也没有绅士，只有阴阳共存。于是一个社会体制最应该关心的问题，就是让每个人必须先怀刑，然后再怀土。
那么，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社会发展中寻找到我们的平衡点，即能够稳步前进。
引作者的话：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一
我是个喜欢历史的人，但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一直没有去看过，以为它写的是万历年间十五个年头的事。看过书后才知道只是写万历十五年那一年，即1587年。我不得不对黄仁宇先生感到由衷的敬佩，能将一年中发生的小事与大明帝国或者说整个中华封建制度走向崩溃联系起来走向崩溃联系起来。
这种历史研究角度确实是令人耳目一新，比起一读就“中华上下五千年”来得更有意思。
“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黄仁宇先生明确的指出了这本书的主要观点。
从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申时行等的悲剧人生，展现出以儒家道德为基础的文官封建制度的颓废，充分说明以道德代替法律制度是不可能的。
这是个神奇的体制，就算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为之感到无奈的。万历皇帝雄心勃勃，准备好好干一番。然而，他在繁重的礼节和所谓的道德中扼杀了自己的意志，最终变得被动。不是没有绝对的权威，而是在这个体制中很多事你是没法做的，只能无奈叹息，无论你是皇帝。
作为臣子的张居正、海瑞他们更是无奈了。在儒家的道德里，什么都提倡“高尚”，表面上什么都可以做得很好，做官可以做得很清廉、做皇帝可以做得很爱民、做人可以做得“忠、义、孝、悌、信”但是在这的背后却是**腐败、背信弃义。张居正的命运与王安石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想改变现状，但不能动摇既得利益的根基。
海瑞更是刚正不阿，为官清廉，但他所做的与这个体制格格不入，最终不免悲剧命运。
在这样一个由伪道德维系的制度中，很多人不知不觉地卷入了潜规则制中。因为这个制度需要近乎完美得道德，但这只能有圣人来完成。大多数人都是凡人。是凡人必有人类所固有的那种本性：
利己。当“高尚”的道德要求与自己所能做的相差甚远时，么么大多数人只能选择放弃“道德”，或者明里做一套，暗里做一套，这是道德便成了伪道德。但在，文官封建体制中，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情况下，道德被高高挂起，那么人们的行为便变的更为“两面派”。
中国封建社会的那种循环怪圈也是由此而来的，一个朝代开始时，每个人都严守儒家的道德，君主爱民，**也不敢太过放肆，于是出现一时的所谓“盛世”，而然，当他继续延续下去时，道德变得越来越虚假，于是这个朝代倒下了，另一一个又吸取所谓经验，再次崛起。如此循环往复，走不出去。当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中国古代的大门时，我们慢慢意识到，用所谓的儒家道德取代法律制度是不可能的，人的行为必须受到制度的约束，即使一个人再高尚。
在424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当初发生的事在今天的中国仍旧能找到影子，我们现在的体制也似乎近似神奇，我们国家总理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发言也曾被**“和谐”。当“小悦悦”事件发生后，在深刻反思道德的缺失，当然道德的缺失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们会那么不信任彼此?“彭宇案”给了我们答案，是法制的不完善，导致了不公正的判决，从加深了人们彼此的不信任。
我们的**在反腐败的工作中反复提倡**要提高道德，固然提高道德很重要，但是权力必须要有制度的制约，这是硬性的要求，不然，道德就变成了伪道
德，那么这个神奇的体制就会不断的循环下去，中华民族就无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我们不妨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
同时强调道德的制度，打破这个神奇的体制，让权力有制约、道德变成真道德，那就再好不过了。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二
《万历十五年》是即我在床头读完《明朝那些事》之后又本一关于中国阶段历史的描述，由于***失眠，书中其中感慨也大多因为深夜的躁动而随风去了，但也却有一部分随着可吸入颗粒物一起沉淀到了我的血液里。
我很惊讶这本书中的许多人物都有当今社会的影子。
若将万历儿时看做我们的当代，他原本聪明敏感、乐于上进，也曾经励精图治、喜欢读书，他本不是暮气沉沉、消极厌世的人，怨只怨那些作为臣僚的老师或家长，从不曾将他当作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确切的说是有尊严的独立个体来看待，同样也像像我们的学生时代，很多时候被当成了学***器，原本活泼好动、乐于思考，最终却极度厌学。
诸如参加完升学考，要将书本剪碎或早上依旧***坐在写字台前却不知道该干什么。因此，作为一名学生和一名教师，万历皇帝最大的失败是大臣们剥夺了万历作为一个聪明的年轻人的人格、思想和活力。
张居正不让他练习。申时行不让他练习。每个人都不让他成为第三王子。连和他形影不离的小妾也不能和他一起葬在坟墓里。没有这样的自由，就算他是皇帝，有什么好处？但他毕竟是皇帝，仍然拥有无尽的奢华和整个国家。在当今社会，我们的悲哀是什么。
作为第一助理，张居正的言行不同，直到我们看到太多人的虚伪。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黑二代。这个社会原来已经并正在真正属于这些有钱有势有权和不要命的，“学校十年功，不如一棵葱”的现象难免出现。
我一直觉得张先生不是汉奸，他也希望明朝富强。他只是一个聪明任性、有缺点的部长。孔子说，“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其实，“难养”的岂止是女人和小人?
任何人彼此接触久了，都难免“不逊”起来，皇帝如此，张居正如此，恐怕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也难免如此。事实摆在眼前，改变虽不及万难却也非一朝一夕之功。
由此，我唯有在心田播种善的种子，也时刻提醒自己，只要是人都会产生某些偏见和不可避免的缺点，学***体谅并选择，哪些是我们应该学习的，那些是“见不善而内自省”的，现实无奈与社会种种幽暗的侧面，但却必须允许这些幽暗的存在，因为他毕竟是“丰富多彩”这个词的重要部分。
面对如次、遇到问题、唯有积极想办法，努力让自己多一些才能，开阔些眼界，理清些思绪。而决不能消极怠工，心灰意冷。充满希望才能使我们快乐生活。
——我们无奈于幽暗，也尽量做到让幽暗无奈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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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点
制度强于个人
——兼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有感
卢勇集权下的封建公务员制度是一个巨大的磁场，普通人，甚至天子，都无法脱颖而出，
最终沦为制度的牺牲品。《万历十五年》中叙及的人物中，最为典型的示例如首相张居正，清官海瑞，以
及名士李贽等。从明清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如何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都必须有人或团体来承担。
或担当历史的点滴进步所相应的“惩罚”与代价，通过无数仁人志士的牺牲，以量变促进质变，不断推进
历史向前发展，最终在推翻守旧制度的废墟上，重建新的制度，竭力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关键词]历史人物在封建公务员制度中的命运
旧读黄仁宇先生大作《万历十五年》，颇多感慨，“想要说些什么，却又不知说什么才好”，如鲠在喉，想吐为快，却吐不出来。近于旧书市场闲逛，偶见一册泛黄的《读书》杂志，信手翻翻，见一篇题为《制度变迁的尴尬》文章，作者已然不记，但文中“制度强于个人”之论，却如钟撞，萦绕脑际。再阅《万历十五年》，觉着此书中叙及的种种人物之际遇，“制度强于个人”的论语乃是最好的批注。
旧日读此书的在喉之鲠，竟然荡然不存。真是“得来却不费功夫”。
正如黄仁宇先生在该书自序中所说：“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其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
就连简介中提到的人物，如冯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陆无聊、刘璇，都没有好的效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尽管对黄仁宇先生所言“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持保留态度”，但对其将书中叙及人物之际运与其时的制度勾连，对我对书中叙及人物之际运的思考，却良多启迪与教益。
但将各色人物的命运笼统归结为“制度”，似乎过于宏大，黄仁宇先生并未进一步根究是何种具体的“制度”，致使“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具体而言，“当日的制度”中最主要的乃是由来已久的根深蒂固的难以撼动的**集权下的封建文官制度，这一官僚体制犹如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所形容的那样，乃是一个巨大的磁场。这个巨大磁场的存在，使老百姓，甚至天子，都无法置身事外，最终成为制度的牺牲品。这其中，有位居九鼎之尊的由先期的励精图治到最终不得不以消极怠工方式与整个文官体系消极对立（也可说是无奈的屈服）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有在此体系中游刃有余但最终身败名裂的首辅张居正、申时行等。
其中之典型当推张居正，其试图对缜密庞大低效顽强的文官体制进行革新，但结果却是身故法废，十年心血付诸东流。也许在有生之年的张居正，由于熟谙这一体制其中之各种潜规则与显规则，尚能以一己之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个人面对制度时的软肋，从他死后不到两年即被抄家一事中，大略也可窥见一二。至于海瑞，特立独行的海瑞，另类的海瑞，从本质上，与张居正是一类人，他们都试图以一己之力来拯救中道衰落的明王朝，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
其中，张居正用的是权力和技术，海瑞用的是榜样和无意义。殊途同归的不仅是他们自觉与不自觉的“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而且也包括他们最终的命运。一正一反向当时整个文官体制叫板的两个典型，或许是“制度强于个人”的最佳的也是最令人嘘唏的注脚。
但在黄仁宇先生提及的种种人物中，不得不提到黄仁宇先生所说的“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这是除了张居正和海瑞之外的另一个典型例子。
应该说，以知府身份挂冠而隐的李贽，其言其行其著作，皆表明其与整个文官体制的决裂，也可看出其于张居正与海瑞之外，欲以自己的言行杀出一条血路，冲破重围。所以，李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绝仕为僧，欲在无路之野开拓出新路。应该说，李贽与海瑞一样，并不缺乏勇气，但其著作被视为“洪水猛兽”，在当时的制度下，只能是“似已跳出三界，终难离五行”。
且不说他时常接受做官的朋友的周济，就是他自己也怀疑自己用佛门的袈裟遮掩了“商贾之行之心”，“以欺世盗名”。可见决裂如李贽，亦未在身心两方面彻底地摆脱这个巨大的磁场。其自裁气绝前，曾用手指书写王维之诗句以解释他的死因：
“七十老翁何所求”。悲伤大于心的死亡。消极悲观情绪显而易见。亦表明其冲决网罗，与整个文官体制决裂的行动，以其“牺牲自我”而告失败与结束。
黄仁宇先生如此评价李贽：“在同辈的人物中，李贽虽然享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但是他终究没有找到他最企盼的独立地位。这种困难和冲突迫使他继续写作，内容仍然不能超出这个问题的范围。
”这种境况，连同情李贽的袁中道也为之不解：既然由于对官僚政治不满而绝意仕进，那就理当息机忘世，以文墨自娱；可是，写来写去，还总是和官僚政治有关，加之名望越来越大，“祸逐名起”，这就无怪乎招致杀身之祸了。
最后，黄仁宇先生总结道：“李贽和他同时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难，则是当时**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确实，以传统**集权下的中国封建社会而言，维系整个文官制度整体运行的力量，正是弥漫于渗透于整个社会肌体中的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伦理道德。
依靠道德控制社会是传统中国的一个突出特点。当时，明朝大力提倡道德教育的力量。在此基础上，整个公务员制度及其运行并没有削弱对个人和利益集团的控制力，而是空前加强。
当然，正因为如此，个人或群体摆脱这一巨大磁场的趋势和倾向也明显加强；正因为如此，个人或团体更难摆脱这个巨大的磁场。黄仁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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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丛刊·理论研究》2017.01
生认为：“本朝开国二百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据，而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中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惟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的整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不过，是否藉此“立法的手段”即可避免上述提及人物之宿命，是值得怀疑与商榷的。
回到当日之时代，回到**集权下文官体制空前强化的有明一代，若欲代以不同的组织和原则，从“人治”、“德治”走向“法制”，恐怕殊非易事。其难不下于在太平天国内施行发展资本主义方案的《资政新篇》。原因很简单。一是缺乏必要的实施社会条件；二是整个文官制度及其运行的力量对来自其内外的异己，尤其是来自其内部的异己的新生力量及事物的排斥与扼杀是毫不含糊的、残酷的，也是最为致命的。
这不仅是张居正，海瑞和李贽的根源，也是林则徐和康有为的根源。欲要破除封印与魔咒，在当日之时代，似乎并无良策。
俗语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更何况处于强化阶段的整个文官制度，不僵不死，反倒在扼杀新生事物与新生力量方面显得更加虎虎生风。也许，对于处于其中的个人或集团来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在既有现存的文官制度的框架下，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充当的历史角色，并进行恰当的定位，通过与该体制的“合作”，以一种潜在的、渐进的方式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犹如“骆驼进帐篷”，得寸进尺，最终得偿所愿。
“政治家除非代之以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原则,否则他就必须承认现存的文官制度，通过和文官合作，通过一种潜在的、同时也是缓慢的、最后也许还是不可终的形式来导向自己的政治目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风险和成本必然很低。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这种无声无息的“修正”与快刀斩乱麻的“革命”相比，给历史所带来的伤害与痛楚之深重程度，很难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断论，人们就此亦很难达成一定的共识。
不过，从明清历史演绎的轨迹来看，有一点却是至为确定的，那就是无论经由何种途径来促进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总得有人或集团来承受或担当历史的点滴进步所相应的“惩罚”与代价，通过无数仁人志士及普罗大众（或谓精英与草根、或先觉醒的多数与蒙昧的多数）的牺牲，契合有利的时机，以量变促进质变，终致积重难返的整个文官制度瓦解土崩。然后，在历史的废墟上，我们应该重建新的制度，尽最大努力避免重**生具有惊人相似性的历史悲剧。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自序”里指出，“中国二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据此，是不是可以开出**症结的方子，即以法制代替道德，或者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恰当而艰难的均衡，然而，由于“制度的变迁是一个长远渐进的过程，答案也可能并不如此简单。”
行文至此，竟觉不甚沉重。遂止。
注释：①后查阅知网,作者系王华伟,该文载于《读书》,1997(3):74~76.
②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4).
③其一,万历十五年后，明之国祚仍赓续七十年之久.其二，承袭明制的清朝有历时二百六十余载.其三，若“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入关的清该是“柳暗花明”,然历史的发展并非如此.
④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189~219.
⑤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190).
⑥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199.
⑦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199.
⑧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211).
⑨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211).
⑩王华伟.制度变迁的尴尬[j].《读书》1997(3):74~75.
1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4). 12王华伟.《制度变迁的尴尬》《读书》1997(3):76.
参考文献：
[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
[2]王华伟.制度变迁的尴尬[j].读书,1997(03).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学院）作者简介：卢勇（1977-），男，贵州纳雍人，穿青人，同济大学法学院法理学专业博士生，贵州师范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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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是我寒假读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红楼梦》，我在读完《红楼梦》之后，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本书留给我最初的印象，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而更多的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而读罢《万历十五年》，我又不得不为黄仁宇深刻的思考所触动，中国社会的管理过多的依赖道德而不是法制，这哪仅仅是明朝所特有的呢？殊不知，在接下来的清朝一直到如今，社会上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或轻或重的管理问题。
《红楼梦》是小说，尽管有许多内容是虚构的，但是毫无疑问，小说的情节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的，是生活的再现与升华，所以里面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我接下来论述的凭据。
余秋雨在《千年一叹》中提到过：中国人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这一点在《红楼梦》里体现的淋漓尽致。或者说《红楼梦》当中的人物关系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展开的，随便举一两个例子，比如黛玉刚进贾府，一个“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一方面反映了黛玉的心思缜密，深谙人情事理，但更反映了在当时社会上人与人交流与相处存在的一种隔阂；又比如众人讨贾母的喜欢，泼辣的王熙凤、“佛爷”似的王夫人、正经而又严肃的贾政还有那宝玉这些自不用说，单说贾母给宝钗庆生辰请邢夫人、尤氏和惜春，一个“不敢不来”已经将伦理体系的大家长所具有的威慑力体现出来。
《红楼梦》里面还体现出了一种强烈而又自然的“脸面观”。在《红楼梦》当中，我们能经常听到婆子骂丫环，或是主子骂奴才，而其中经常出现的词就是“上了脸了”，毕竟在奴才或是丫环的心里，脸面与身份是对等的。“上了脸了”，其实一方面是由于身份对他人脸面价值的内心的不认可，而另一方面是对脸面的有无并且多少与地位的直接挂钩深表赞同。
以上所详述的身份、脸面都是建立在儒家道德的基础之上的，而贾府被抄家，同样也是由于道德，即在道德层面上社会的不认可。而贾家在道德上的失败，归根仍旧是道德治家的的缺陷。
由家上升到国，这种问题就更加深刻并且以新的形式地暴露在社会管理层面，这在《万历十五年》中有较为详尽的叙述。
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以历史上极其普通的1587年切入，从波澜不惊的表面深入剖析了时代背后涌动的暗流，而这股暗流，即社会的发展与传统的文官制度之间的矛盾，即将浮出水面。作者在《万历十五年》中分析了这种文官制度的“顽固性”（姑且称之为顽固性）。尽管有身体力行，得到皇上支持且努力想变革，更确切地说，改善各种制度的首辅张居正，但是以一己之力对付“全天下的读书人”，结局可想而知，并且由于张居正侵害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最后死后落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尽管有清楚地认识到文官的双重性格，并且努力地折衷调和的申时行，但是作为首辅的他，承担着文武百官的表率以及与皇帝最亲密的大臣双重身份，一旦不能够履行好其中之一尤其是前者，他将自然为统治者或大臣所不容，所以在最后他对立储的立场被公布之后，自然而然地为百官踢出。以上两位首辅一则自起炉灶，希望行政效率的提高，却适得其反，由于严厉的政策导致的高压气氛最终使文官集团破裂；二则从中调剂，恕道待人，来补救文官之间的空隙，但是单单纯粹的补救永远也挽不回这座欲塌的高楼。他们都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试图来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然而文官制度像固执的一头冲向悬崖的牛，虽然这种制度已经愈发暴露出它的弊端——财政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军备的效能极低，腐败问题严重……国家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但是只要人民能安分守己，这种得过且过的日子，文官们并不准备拒绝。
宋朝的这种文官制度的思想基础是建立在“四书”上的，而“四书”则是这一个庞大帝国的圣经。“四书”被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所诵习，朝廷通过科举制度选出优秀的“‘四书’学习者”，组成文官集团，而大大小小的文官，他们所共通并且共同恪守的信条就是“四书”的训示。毫无疑问，一个人并不可能时时刻刻恪守这些信条，纵然有也不会被时代所接纳，举出海瑞的例子，海瑞在大部分的人心中是一代清官，没有错，他一生为官廉洁，死后只留下白银20两，他是令人尊敬的，但这也恰恰反映了文官集团并不是一个团结的共同体，相反的，内部才会出现像海瑞这样的道德模范。说海瑞是道德模范，是因为他也是文官制度的产物，并且拥有恪守所有道德准则的信念与勇气，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为官时并不被大家所喜欢。最初制定这一信条的统治者，希望依赖这文化的传统来维持和运转整个国家，但是这种文官制度随着时间慢慢变质，而变质的原因，便是因为人具有阴阳两个不同的方面同时又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而仅仅凭借儒家一些简单、粗略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法有效实行的原则来束缚人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还有一样事物能够弥补以上所有的不足，那便是法律。如果百官恪守的是法律而不是简单的信条，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潜力还很大，但情况并不是这样，法律并没有成为国家被治理的依据，相反地，法律在这个帝国的体现简单而又粗略，一些简单的民事纠纷只是由乡间的仲裁来判定，只有刑事案件由官府审理，而官府对于这些案件都有固定的规则，如“杀人偿命”等等。而导致这一情况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整个帝国实质上是由大大小小的乡村集合起来的集合体，所以如果以法律为本，实际运行中就会遇到操作繁琐、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等问题；其二是因为现行的法律制度是为文官制度服务的，司法从属行政，那么政府的统治便可以实现一元化，归根结底，这有利于巩固文官的统治地位——这也就是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表为公仆实为主人。所以，帝国的一点烛光并不能带领这个帝国走出黑暗。
然而，并不能就这样否定文官制度存在着巨大弊端，毕竟，它曾作为治国的政策并且取得不错的效果，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么这种制度的维持，必定是再也不能为时势所容许，但是许多社会管理问题依旧会存留。
文官制度的实质即为道德治国，回归到《红楼梦》中贾府抄家事件，其中的皇上并不曾正面出现，但我们不难感受到，皇上的喜怒决定着贾府的荣衰。试想元妃省亲之时，家父是何等的荣耀，但在道义上被皇帝否决之后（这一点不难从西平王在转达的皇帝旨意：“贾赦交通外官，依势凌弱，辜负朕恩，有忝祖德，着革去世职。”），家族很快便衰败了。岂止是贾府，社会上所有家庭都处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处境之中。这不难反映在人治社会中，财产权无法得到保护。反过来说，就是家庭需要法律与契约的保护梅因在其著作《古代法》中提到：”所有社会的进步运动，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而从不平等到平等，从等级制度到平等契约，正体现契约精神即法治精神。从《红楼梦》中体现出的“家”的困境，到《万历十五年》中体现的“国”的困境，我们不难看出道德立家与立国的弊端。由此，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以依靠道德为主要途径来感化他人的道路上，而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利用法律进行社会管理，必将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最新）
《万历十五年》，一部业已出版发行30多年却因为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突然为大众所熟知的明史专著，作者系黄仁宇，旅美学者。与以往的史书不同，《万历十五年》选择了1587年这个时间节点，着重描述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和李贽等人，解构了1587年前后这个国家的各种复杂现状。看完本书，结合我对明史的肤浅理解，我感到如下。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历来重视儒家思想治国，强调仁义道德而忽视法律，至于明朝而登峰造极。洪武皇帝自立朝开始，通过在农村设立“申明亭”“施善亭”等一系列举措，对整个帝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仁义道德很容易为广大国家的臣民所接受，并产生巨大的认同感，使国家迅速能够按照传统秩序运行。
另一方面，法制的成长被遏制，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儒家标榜的仁义道德确实造就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文人义士，南宋的文天祥、陆秀夫，本朝的海瑞，便是这样的代表。尤其是，崖山之役中十万文武将士跳海殉国，极致显示出了儒家的风骨和义士的悲壮。但是，现实中，更多的是满嘴仁义道德背后却屈于现实的随波逐流。
即使是名臣张居正，也不能免俗：一方面作为帝师，从小就教育万历皇帝勤俭节约、行止合乎礼仪，另一方面自己却接受这来自各地包括戚继光送来的冰敬、碳敬等各种名目的贿赂。张居正出行更是需要32个轿夫，竭尽铺张之能事，违背了洪武皇帝开国之初设定的乘轿规定，也是典型的公车腐败。
张居正死后被查抄家产，计**2426两、**157790两、金器首饰4709两、银器首饰5410两等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张居是一代为大明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名臣，但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清官。文士们对于仁义道德的过度标榜，某种程度上也是万历皇帝消极怠工的元凶。
万历皇帝逐渐发现，他身边的这些文人大臣经常以各种理由举报他的言行。典型的是，他立太子的本意被大臣们以长幼有序之名生生剥夺，再多的挣扎也是无谓之举。申时行的太极拳和其他学者的劝谏让万历皇帝感到失望。
“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立常洵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实际操控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朱元璋有能力废了丞相一职，却无力改变标榜着仁义道德的千万文士集团的崛起。明朝属于朱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人群体。
提到文士集团，不得不提起文士集团组成的**——科举制度。明代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考试科目沿袭唐宋旧制度，以四书五经为主。最重要的考试形式是八股文：
“其文略访宋经意，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八部制选拔的形式和内容必然难以选拔出真正的人才，真正有才能的人才往往被挡在仕途之外。选拔出来的人才素质相对较低、学究化，不具备管理部门要求的素质，但已成为大明江山的实际控制人。
明代的货币、经济、税法等方面存在的诸多弊病，究其祸首，恐怕就是文士集团的素质问题。在那些给事中眼里，边陲危机不要紧，纸钞泛滥不要紧，倭寇作乱也不要紧，只要天地礼仪在了就行，还不如骂几句皇帝博得个名誉来得实在。同时，在明朝文举鼎峰的同时，武举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重文轻武导致了武官缺乏、战斗力下降等诸多问题，比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是戚继光。如果没有学者张居正和学者谭纶升，所谓消灭侵略者的野心只能是奢望。
谈到科举制度，我们不得不提到中国古代科举的选拔机制。春秋以前，基本世袭为主。到了汉代，发展出了征召、察举、举荐等等。
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始于隋唐，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贵族宗族的垄断，给了普通人希望。但是，即使在科举考试制度中，也不能避免出于自私目的的一些弊端。
将一些有中进士希望的、名气较大的亦或是同乡提前招入身边，形成一个个小集团，在整个明朝屡见不鲜。与之相匹配的是，就业不是以人才标准为基础，而是以小群体的伯乐制度为基础。说你行你就行的风气，在明朝中后期之后愈演愈烈。
万历十五年后，东林党崛起，吹嘘天下人，大明王朝开始一步步走向灭亡的边缘。
皇帝不理朝政、文士党争与腐败、国库因修帝陵而进一步亏空、军队虚弱无力，这一切在万历年间显得尤为突出。虽有瑕疵但能匡扶社稷的张居正死了，模范执行孔孟之道的古怪官僚海瑞死了，一代民族英雄戚继光死了，活着的，剩下的，不过是满嘴仁义道德的皮囊，自我标榜的文士，如此而已。
我们的脑海里经常会冒出很多想法，或许我们可以选择写一篇心得体会来说出自己的感想。撰写心得体会是培养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多次筛选和修改后我们终于推出了最新的“万历十五年的读书心得”，欢迎阅读并参考！
如果说张居正是万历一朝开始几年的CEO，那么申时行则是被张居正一手提拔起来的CMO（首席运营官），只是，在张居正去世之后他没能顺理成章的成为CEO的继任者，而是更多的扮演起了大权独揽的皇帝背后的男人。这时，他的角色，比起他的前任张居正来说，其重要性已经低了很多，相应的权力也削弱了不少，这时候的万历已经把帝国最后的决策权拿在自己的手中，以防止再出现一位张居正式的人物。
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从其清算运动中掌握了大量的证据，而这些，与张居正活着时候皇帝所掌握的事实，是那么的不同，因而也使万历对其彻底的失望，而之前，他几乎是被这位自己的老师一手教导起来。继而，随着文官集团的不断揭发，万历也一步步的由失望而转为了愤怒。同时，随着皇帝年龄的增加，他也已经不是当年的九岁小儿，对于一些事情，他已经可以有了自己的想法，因而，他渐渐的把帝国一些事物的决策权收回到自己的手中。此时的首辅大学士，与张居正在世之时相比，已经变了味道，他已经由帝国的决策者而变成了皇帝命令的传达人。而由于是被张居正一手提拔，在其被清算之后，就使申时行的处境变得更加尴尬，也使他注定只能活在其阴影之下。
在公司的组织架构中，CMO正是那个CEO背后的人，他们也大多难逃被CEO的光环所笼罩的命运而鲜有库克那种走上台前的机会，不过，这同样也是一个考验个人能力并且不可或缺的职位。因为，他们的工作目的是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流畅度，从这个方面来讲，申时行显然并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也或许，明帝国发展到现在，其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已经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努力就能改变的。
总的来讲，申时行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合格的首辅，除此之外，似乎很难再对他做出任何有益的评价。
明朝的皇帝——《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000字：
皇帝，一个令人垂涎的职位。请允许我用“职位”来界定这个活生生的人。他是皇宫中万人仰慕的角色，一个小小举动便会带来不可小觑的影响，有道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他是皇宫中至高无上的存在，哪怕是个傀儡，也能够“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他是皇宫中人人渴望的到来，多少人翘首企盼他的宠幸……
可是，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帝真的是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人吗？
不，不是。作为一个帝国的标志，遑论自由。
朱翊钧，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后世都称呼他为明神宗，年号万历，故后人又称“万历皇帝”。而我，总愿称他“朱翊钧”。
即位时的朱翊钧，年仅十岁。那时的他已经接受了四年的堪称魔鬼式的皇太子训练。明穆宗为他安排了一堆讲师进行辅导，学习治国方针、国家章程。本该天真烂漫的年纪，朱翊钧却只能在皇太子的路上一路向前，埋葬自己的肆意。稍有偏差，就可能万劫不复。
重担来得是那样的快。明穆宗的龙驭宾天，群臣的劝谏让朱翊钧登上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宝座，成为了皇帝。从此再无童年可言。
可是十岁的你，又如何处理国家大事呢？但好在你有一颗励精图治的心。于是在首辅张居正的建议、辅佐下，每天太阳初升时你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结束后批阅臣僚上奏的奏章，下午复回讲席，再读史书，练习书法，复习功课。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课。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酷暑亦不间断。稍有懈怠，就会受到长跪的处罚。
记得当时你最爱书法，你得意洋洋地请张居正和其他大学士看你秉笔挥毫，期盼着他们的肯定与赞赏。可得到的却是书法课的取消，原因是书法是末枝小节，沉迷于此的大多是昏君。
你无法反抗，若是不从，“昏君”的高帽就会落在你的头上。你也无法去太后那里撒娇，自从你成为皇帝，亲情也变得虚假。好想抱一抱独自承受的你，告诉你，“写得真棒，加油！”
了解过这样的你，便不觉得十年后遇到郑贵妃——你的挚爱——时你的荒唐、反抗。她是你的知己，她从来不把你当做皇帝，而是把你当做一个普通的、有血有肉的“人”，在她的身上，你嗅到了久违的自由的气味。你不再是皇宫这座铁牢里孤零零的“犯人”，你与她肆意享受着爱情与自由的芬芳。读后感.但随之而来的是立太子问题，你想立爱情结晶为太子，但群臣总以“立长不立幼”为由胁迫你。你内心痛苦万分，你可以反抗的，就像正德皇帝那样潇洒自在地活着。
可怜你心中的责任感时刻鞭策着你，你不能叛逆，不能一意孤行。这些苦你都默默承受，只因为你是皇帝。
后来，你想练兵，想出巡，申时行也不让。你被皇权束缚在了这座被称为皇宫的牢笼里，像一个“活着的祖宗”。
你看似拥有天下，却又一无所有。于是纵情声色成了你冷漠无言的反抗。世人诟病你中后期的荒诞昏聩，我却哀叹你金丝雀的一生。
愿你来生不做皇帝。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绽放光芒，拥有甜蜜爱情、温馨亲情、真挚友情。愿你来生自由飞翔！
我的历史观——读《万历十五年》有感1500字
本书作者黄仁宇在对历史的研究中提出了“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在了解了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后，我发现之前对于历史的粗浅理解应当属于大历史观的范畴，不过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所以我总结我的大历史观为“制度完善趋于停滞，技术变革方能发展”。
中国的历代王朝的经验表明，凡是一个时期制度变得完善了，那么社会就会停滞不前。比如明清两朝，内阁制度建立后，中央集权统治达到顶峰，当时中国社会如一潭死水一般寂静，除了短暂的康乾盛世，再无发展。直到鸦片战争时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这个仍处于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而反观同时期的英法等国，百年来历经数次资产阶级革命，为一个适合本国的制度而抗争，虽然动乱了一些，但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实则是社会的进步、历史的进步。
技术的进步推动社会的进步很容易理解，因为技术是生产力，它能够推动生产关系的发展。我们现在通用的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大致是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些社会演变的标志都是技术的变革。火、石器、铁器、蒸汽机、电力、互联网等技术的出现彻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而且技术的发展并不是有规律的，有可能很长一段时期没有太大的变化，也有可能在某一段时间突然爆发，形成“技术爆炸”，比如工业革命时期距今不过两三百年的时间，但足以颠覆人类两三千年的技术。现代社会已经初步进入到信息化时代，通过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精准传播，人类社会又将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甚至超越工业革命后的世界。
但也有例外，比如中国古代铁器出现两千多年后仍处于农业社会时期，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很早地进入到工业时代，这当然和社会制度密不可分，社会制度作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是巨大的，所以即使明清时代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也仅仅只是芽，当时中国的土壤环境长不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参天大树！
在技术发展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贫富分化的产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不平等。不过不要笼统地认为社会不平等是一件坏事，其实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这是我借鉴社会学的一些观点，比如考察社会不平等的一对范畴是稳定性不平等和流动性不平等。
稳定性不平等是指社会分层地位与处于这些地位上的社会成员具有长期固定的联系，即社会成员长时期（终身乃至世代）停留在同一个阶级、阶层之中。中国古代长期处于稳定性不平等的状态，例如在明朝一个人为了获得考取功名的物质条件，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的辛勤积累，以及父母和贤妻的格外支持。所以当时一些晋商会资助那些考取功名之人，待那人功成名就之时再连本带利还回来，那些初入官场的官员急于想捞取灰色收入，和身边催债的师爷大有关系（很多师爷就是当初的放贷者）。可想而知在社会阶层严重固化的时代，一个人想要出人头地是多么地困难，这种极端的不平等会逐渐激化社会矛盾，直到生存受到威胁的人们组织起来推翻当局政府，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暂时性不平等指分层地位与社会成员间的联系时短暂的、临时性的，社会成员有可能或者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地位层次，或者是自动跨越地位层次。虽然很多人抱怨改革开放后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阶层固化严重，但这种不平等只是暂时性的，一个人、一个家庭可以在几年内的努力改变命运，比如通过教育可以改变一个在大山里世代为农家庭的命运。
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万历十五年》是一本意义重大的史鉴。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78年，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暗藏杀机。这个王朝已经丧失了生机和活力，犹如一朵鲜艳的玫瑰，允许在外观上简单修饰，但若想真正改变内部的机制，锋利的刺一定会把你扎得头破血流。
反观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生态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总量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并在未来几年将超越美国。这些成就让很多人都以为中国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制度完善了，中国已经高枕无忧了，这种荒谬的想法越少越好。制度完美就是社会停止发展的前奏，即使像美国三权分立制度非常健全的国家也在不断进行优化调整，所以不论中国社会发展到哪个阶段，中国的改革需要永远在路上。
“表面看来皇帝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其实皇帝是在臣僚们以道德的名义为要挟下按照文官集团所确定的规范来行动。任何超越和违背此种规范的行为将被加以“昏庸无道”之罪名，万历皇帝就曾受到臣下如此的指斥。原来，“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是相辅相成的。”皇帝越过这个界限行事的不是没有譬如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就曾经“毫不费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正德皇帝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他曾亲自训练老虎，差点就此死于非命;亲自操练兵马;率军作战，得胜回朝;自己给自己加封“威武大将军”称号……诸如此类自然引起了文臣们的惶惑以至愤慨，而其中真正的原因就在于“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万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那就只能当“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那就是参加代表着道德的各种礼仪。苦闷之余，只有“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方法消磨时光”。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自此埋下历史悲剧的祸根。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乃人性、社会责任、道德伦常、体系的文化语法规定等等交织而成。其间的复杂很难用一个维度讲得清楚。而且只有拉伸前后的历史岁月，方能看清楚一部分的历史走向。这也正是黄仁宇提出大历史观的一个原因。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
此书重点描述了几个的人物：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将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万历皇帝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在书中我看到了世态炎凉，做一个好官特别是做好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是多么的困难。由于万历皇帝继位时非常年幼，张居正又当老师，教育培养小皇帝，又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但由于居官高位，独揽大权，有时候也难免有一些错误和问题。但这些个人的私欲，缺点引起的问题在张居正死后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种证据使皇帝无法容忍，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点出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王朝的症结所在也是我们大明王朝乃至我们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
中国政治生态中的阴与阳——读《万历十五年》有感1500字
中国的政治生态涉及的方面太多，有很多相关的书籍描述，我在这里就简单阐述一下其中的“阴阳”之道，当然是个人浅显的理解，必有很多不成熟的观点。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把矛盾运动中的万事万物概括为“阴”、“阳”两个对立的范畴并以双方变化的原理来说明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以我个人的理解，“阴”代表不能对外界所公开的、不光明正大的状态，“阳”与“阴”相反，代表那些公之于众的、对外宣扬的状态，简单来说阴阳即善恶！作者在本书中多次提到，中国古代官僚存在“阴阳”双重性格，即一方面以儒家思想所标榜的仁义道德作为自己做官的宗旨，大肆宣扬以天下苍生为己任，而不计个人利益的得失；另一方面却在背地里追名逐利、滥用职权，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利己主义者。
作者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很多官员向皇上直言进谏，大骂皇上昏庸无道，在我们看来这个大臣太有勇气了，冒着掉脑袋、诛九族的危险指责当朝天子，真的由衷地佩服。但作者却说很多诤谏者并非正直尽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这些人把正直当做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这就是所谓的“沽名卖直”。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等有趣的事情，在现代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为了流芳百世的名誉，竟不惜以个人及家族的生命为代价。
我们熟悉的几位明代大臣，无不包含这两种性格。张居正是典型的表里不一的官员，表面上要厉行节俭，被抄家之后才发现他的生活作风是多么地奢华，为自己建造一座官邸就花了上百万两银子！申时行深谙官场之道，所以被批评为一个两面派、和事佬，这种官场的“老油条”现在也不胜枚举。就连我们非常敬重的戚继光也不例外，除了民族英雄的光环外，他背后的政治手段也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觉得最不明显的就是海瑞了，他一向讨厌这种双重性格，所以严以律己，是一个真正单重性格的理想主义者，但在那个时代不会包容一个这样纯粹的人，所以他被认为是一个疯子。
“阴”、“阳”双重性格，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古代，世界各国、各个时代都存在这种现象。官场如此，其他行业亦如此，尤其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某一个单位的A部门的小李获得了一次销售大赛的冠军，为了表示祝贺，A部门全体领导要为小李举行一次隆重的庆功宴，并邀请了这个单位的大领导莅临指导，这让初入职场的小李很惊讶，没想到自己获得一项荣誉领导们这么重视和关心，心里真是倍感荣幸。宴会上，气氛并没有小李想象的那么轻松，单位的大领导坐在最上座，部门的领导两边对称而坐，而主角小李却被挤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首先是各位领导致辞敬酒，当然还是从单位领导那里开始，前几位领导基本都是祝贺小李获得了冠军，部门领导则着重感谢单位领导的重视与支持，而越往下小李越觉得话锋不对，祝贺、感谢的话简单两句总结后，便开始了“诉苦”：部门的几位管理人员向单位领导抱怨本部门基础设施、工作环境、资金状况都不尽如人意，希望单位能够给予更多地关怀；近期本部门其他几位同事也参加了类似的比赛，希望领导能够给予相应的鼓励与支持；以小李拿到冠军为契机，能否向单位申请一笔技术创新的资金......然后部门最大的领导开始向单位领导详细阐述具体的情况，单位领导全程以笑脸相对，在这么多人面前只好做出简单地口头承诺。终于等到小李发表获奖感言了，他把之前背的稿子流利地说了出来，首先当然是感谢单位、部门的支持与帮助，其次感谢身边同事的指导......而自己的付出与努力却没有提及，最后部门领导说了一句“小李讲的好啊！”，全体成员鼓掌祝贺。小李终于知道，此次的庆功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以为自己庆功之名，来表达部门各项利益之实。这种类似于酒桌上的谈判，很好地体现了其中的“阴”与“阳”。
归根结底，是中国传统上习惯用道德代替法律。“阳”是美德的一面，“阴”是丑陋的一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性善论”，提倡用道德教化丑恶，让“阳”占据主旋律，乃至代替“阴”。现实中却没有那么理想的结果，即使道德再高尚，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内心的“阴”，两者是相生相克的矛盾体。所以就需要一个外物来继续制约“阴”，这就是法律，法律的产生是解决道德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且法律应该优先于道德的，这在今天我们看来再正常不过，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把两者颠倒，重视道德的培养，而忽视法律的程序。
万历皇帝在位的十五年，在中国历史上也只算普普通通的一个时期，没有太平盛世亦无惊心动魄，但是黄仁宇先生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把我们带入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时代，从独具特色的人物身上，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存在于特殊时期的挥之不去的魔力。这也是《万历十五年》作为一本经典之作畅销二十余年的原因。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这本书中，通过许多历史学家忽视了的事件，分析其中的关系因果，得到了以往历史的症结和之后波澜的机缘。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塞。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这就说明了为何当时张居正的经济体制改革、海瑞的政治变革以及戚继光进行的国防“现代化”都失败的原因。黄仁宇在书中把当时的明朝比喻成为一个以礼仪统治的国家，天子和各级官僚作为楷模，而管理则是模糊和杂乱无章的。这一切都导致了明朝走向衰败。
黄仁宇用沉稳的语调将陈年旧事娓娓道来，笔墨深情极富感染力，我想，我们真的应该多阅读一些历史方面的书籍，从前朝的繁华和衰败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路。
制度为王——《万历十五年》中的管理智慧读后感5000字：
久闻黄仁宇教授所著《万历十五年》为书中佳作，得蒙裕晓兄厚爱，将其所爱赠予，近读之，果凡响不同。
《万历十五年》是该书的中文版名，其英文原著可直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书名看似平平无奇，却与本书的主旨相呼应，1587年，在明朝的统治下看似没有发生什么可供记载的大事，但是许多的问题都业已暴露，而当权者们或不知、或不愿、或不为，就这样，许多看似毫无联系的小问题最终促成了明朝的灭亡。但究其根本，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
在这其中，万历皇帝、文官集团、武官等几方的博弈被描写的尤为生动传神，也最具有借鉴意义。人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有益的经验以借鉴，从这个角度来说，以本书的人物为主线，联系到现今的企业管理，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如果将明帝国比作一家公司，那么相应的，万历皇帝就是这家已经运行了200多年的机构的世袭董事长，而权倾一时却又能力出众的大学士张居正无疑是其CEO（首席执行官），在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又收回了这家“大公司”的管理权，作为张居正接任者的申时行则成为了帝国战略的执行人和各组织机构之间的居间协调人，因为此时万历已经获得了实际决策权而兼任帝国CEO，那么，申时行的实际职责就更加近似于企业的CMO（首席运营官）。本书的另一重要人物——抗倭名将戚继光，其实际职责更加类似于这家大公司CFO（首席财务官），负责维持帝国的战斗力，而保证其平稳运行。他与前任CEO张居正的关系很好，因而在其倒台后也随之被辞退。模范官员——海瑞，非常类似于企业中的监事，他总是认真的贯彻执行帝国的各项制度和行为准则，同时也在时刻的监视着周围人的一举一动，然而，因为他近乎于偏执的认真，虽然在广大的普通员工——百姓们的眼中，他是万人敬仰的英雄，但对于帝国的各个机构官员来说，他确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这也注定了他最终的惨淡收场。
那么下面，我们就根据他们各自的人物设定，来对他们进行一一的解读，同时，也希望能从对他们的解读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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