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感言， 感言是关于生活和人生真谛的精妙呈现，一篇感言要怎么才能写好呢？您是否了解“万历年心得感悟”幼儿教师教育网的编辑为您整理了一些相关信息，供大家借鉴和使用，希望大家分享！
曾经有同事和我讨论《万历十五年》，问我“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你愿意做哪一种人?”我说哪一种都不做，因为他们都是失败者。
张居正是万历首辅，他的初衷很好，激进而大刀阔斧的推行万历新政，国库确实充实了很多，明朝也出现了一些暂时的新气象，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但是他推行的清丈田亩脱离实际，不符合当时的情形，推行不下去的时候，他不仅不会从技术的层面来思考其中障碍，反而刚愎自用，强行推广，结下了很多仇怨，加快了他后来下台的速度。
张居正从小聪明过人，十六岁考中举人，饱受传统教育，他把道德放在首位，按照申时行的说法，认为人的欲望有“阴阳”两面，阴的一面是人自己内心的、不可告人的私欲，而阳的一面就是可以公示于人的表现。所以作为首辅，张居正理所当然的赞同节俭，也要求官员节俭，这是他“阳”的欲念。另一方面，他出生于一个秀才之家，从未大富大贵，一旦高居显位，就极度奢靡，在他看来，自己作为首辅，劳心劳力，享受一下是可以的。政策上的刚愎自用，个人生活的阴阳两面，成为了张居正被人攻击的原因，以至于死后都不能入土为安。这让我想到了在竞选制的国家，在审查竞选资格的时候，竞选人的财产也要被列为参加竞选的条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万历年间文官不睦，是申时行上台后着重要解决的问题，他以“和事老”的姿态出现在万历年间的政治舞台上，认为大明的最大事务就是缓解文官之间的矛盾，大明王朝能够在平衡状态下得以运行。他之前追随张居正，亲自目睹了张处理文官不睦的方法，是主观上控制或者严禁文官之间的不睦，当然他也见证了张居正最后的结局：一次偶然的病就让他莫名其妙的死去。
申时行要吸取他前任的教训，他的经验就是：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习惯是否相悖，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是空中楼阁。尽管如此，三派文官对他还是不满：搜刮自肥的人认为他太假，甘守清贫的人不满于他对贪官的温和，而大多数人认为他没有是非观念.....，所以一旦机会来临，他也被众人踩在脚底下。
海瑞是大明王朝的异类。和他的同僚不同，海瑞不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然后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的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他尊重法律，按照最高限度执行，但是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他认为人的行为可以简单的分为“善、恶”两个范围，甚至在一些不能决断的案件上，也可以凭借善、恶来裁决。他认为君子为官的动机，无非就是恻隐与义愤，所以他的信条和个性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其悲剧性的结局说明了以个人的道德之长，仍然不能弥补组织和技术之短!
张居正的美好初衷和强硬手腕，开创了万历新政，但是并没有让他成为流芳百世的不朽，由于主观能动性过大，反而是落到了死后几乎被挖出来鞭尸的地步。申时行一生奉行“周而不比”的处世原则，最后让自己成为了所有文官的敌人。海瑞的执着与坚守，一生的仕途阴差阳错，他的死，让很多人叹息：这个人终于死了!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评价很高的书。暑假中读后颇有感触。下头分几个部分谈一谈。
一、先说说黄仁宇先生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以往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之后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我独特的思考。
他在自序中提到他与明史的联系，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运。为了写书、做论文，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明实录》133册，再加上写书的时间，一本不厚的书竟用了7年的时间!如此严谨的态度，坚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为他的治学作风才有可能写出如此精彩，有影响力的巨著。
二、谈谈这本书。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有的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而黄仁宇先生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明朝采取极其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并不着眼于提倡辅助先进的经济以增加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书中有如下论述：“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它每年要向27个不一样的机构缴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一千两。与其相似，全国布满了这段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齐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有书中可见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犹以为甚，乃是明朝衰落的症结。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不得善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及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
三、谈一谈引申出来的思考。就以中的海瑞为例。海瑞作为一个御史，尽他的职责，直言敢谏，甚至冒着杀头的风险直指皇帝的过错，实为清正。而他的作风不但皇帝看不惯，连朝中百官都人人对他的行事习惯有怨言，其中不乏许多忠良之士，原因何在?
海瑞的信条和个性固然令人尊敬，却没有一人按照他这个榜样来办事。原因就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了另一套为大众所理解的形式方式。海瑞的行事方式乃是正道，而这正道上已是人迹罕至。
举一例说明：当时朝廷上派遣钦差到各地巡查。名为巡查，实则捞油。每到一处必是明里或暗里的向地方官员要好处。而地方官员也正好趁此机会送钱打点，一则为自我官场升迁打基础，二则能够保住官位，在所辖之地横征暴敛而不被处理，两厢情愿，心照不宣，何乐而不为?而两袖清风的海瑞可不管这一套，青菜豆腐招待上官，钦差几次暗示却反被海瑞参奏一本，引得人人自危，就怕自我的那点事儿也被揭发。
按理说海瑞的做法并无不妥且是极为正确，可在当时的规则之下必定是要引起惊涛骇浪的。何也?是时此种上下官员的交易方式已经不再是地下的受贿而似乎有正大光明的趋势。系统之中的每个个体已经在此制度中找到了自我的平衡点，找到了晋升的途径和维持生计的办法，习惯成自然，只要人人都能够得到自我想要的，灰色交易市场已经构成，为什么要改变呢?偏偏就在此时，海瑞半途杀出，非要搅个天翻地覆。一旦当前的系统被颠覆，每个个体都必须重新定位去适应新的规则和关系，此刻的既得利益到时候就不明白能否找回，谁愿意去改变呢?海瑞的行为就像一个印第安部落里闯入的欧洲人，无异于砸天下所有当官的饭碗。习惯了一套能够让他们获益的规则的人们会在有人想颠覆它的时候奋起反抗的，习惯和利益是罪魁。海瑞正是所以被碰得头破血流，赋闲在家，晚年凄惨。制度造成了这一切。
《万历十五年》是我寒假读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红楼梦》，我在读完《红楼梦》之后，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本书留给我最初的印象，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而更多的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而读罢《万历十五年》，我又不得不为黄仁宇深刻的思考所触动，中国社会的管理过多的依赖道德而不是法制，这哪仅仅是明朝所特有的呢？殊不知，在接下来的清朝一直到如今，社会上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或轻或重的管理问题。
《红楼梦》是小说，尽管有许多内容是虚构的，但是毫无疑问，小说的情节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的，是生活的再现与升华，所以里面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我接下来论述的凭据。
余秋雨在《千年一叹》中提到过：中国人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这一点在《红楼梦》里体现的淋漓尽致。或者说《红楼梦》当中的人物关系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展开的，随便举一两个例子，比如黛玉刚进贾府，一个“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一方面反映了黛玉的心思缜密，深谙人情事理，但更反映了在当时社会上人与人交流与相处存在的一种隔阂；又比如众人讨贾母的喜欢，泼辣的王熙凤、“佛爷”似的王夫人、正经而又严肃的贾政还有那宝玉这些自不用说，单说贾母给宝钗庆生辰请邢夫人、尤氏和惜春，一个“不敢不来”已经将伦理体系的大家长所具有的威慑力体现出来。
《红楼梦》里面还体现出了一种强烈而又自然的“脸面观”。在《红楼梦》当中，我们能经常听到婆子骂丫环，或是主子骂奴才，而其中经常出现的词就是“上了脸了”，毕竟在奴才或是丫环的心里，脸面与身份是对等的。“上了脸了”，其实一方面是由于身份对他人脸面价值的内心的不认可，而另一方面是对脸面的有无并且多少与地位的直接挂钩深表赞同。
以上所详述的身份、脸面都是建立在儒家道德的基础之上的，而贾府被抄家，同样也是由于道德，即在道德层面上社会的不认可。而贾家在道德上的失败，归根仍旧是道德治家的的缺陷。
由家上升到国，这种问题就更加深刻并且以新的形式地暴露在社会管理层面，这在《万历十五年》中有较为详尽的叙述。
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以历史上极其普通的1587年切入，从波澜不惊的表面深入剖析了时代背后涌动的暗流，而这股暗流，即社会的发展与传统的文官制度之间的矛盾，即将浮出水面。作者在《万历十五年》中分析了这种文官制度的“顽固性”（姑且称之为顽固性）。尽管有身体力行，得到皇上支持且努力想变革，更确切地说，改善各种制度的首辅张居正，但是以一己之力对付“全天下的读书人”，结局可想而知，并且由于张居正侵害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最后死后落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尽管有清楚地认识到文官的双重性格，并且努力地折衷调和的申时行，但是作为首辅的他，承担着文武百官的表率以及与皇帝最亲密的大臣双重身份，一旦不能够履行好其中之一尤其是前者，他将自然为统治者或大臣所不容，所以在最后他对立储的立场被公布之后，自然而然地为百官踢出。以上两位首辅一则自起炉灶，希望行政效率的提高，却适得其反，由于严厉的政策导致的高压气氛最终使文官集团破裂；二则从中调剂，恕道待人，来补救文官之间的空隙，但是单单纯粹的补救永远也挽不回这座欲塌的高楼。他们都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试图来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然而文官制度像固执的一头冲向悬崖的牛，虽然这种制度已经愈发暴露出它的弊端——财政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军备的效能极低，腐败问题严重……国家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但是只要人民能安分守己，这种得过且过的日子，文官们并不准备拒绝。
宋朝的这种文官制度的思想基础是建立在“四书”上的，而“四书”则是这一个庞大帝国的圣经。“四书”被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所诵习，朝廷通过科举制度选出优秀的“‘四书’学习者”，组成文官集团，而大大小小的文官，他们所共通并且共同恪守的信条就是“四书”的训示。毫无疑问，一个人并不可能时时刻刻恪守这些信条，纵然有也不会被时代所接纳，举出海瑞的例子，海瑞在大部分的人心中是一代清官，没有错，他一生为官廉洁，死后只留下白银20两，他是令人尊敬的，但这也恰恰反映了文官集团并不是一个团结的共同体，相反的，内部才会出现像海瑞这样的道德模范。说海瑞是道德模范，是因为他也是文官制度的产物，并且拥有恪守所有道德准则的信念与勇气，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为官时并不被大家所喜欢。最初制定这一信条的统治者，希望依赖这文化的传统来维持和运转整个国家，但是这种文官制度随着时间慢慢变质，而变质的原因，便是因为人具有阴阳两个不同的方面同时又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而仅仅凭借儒家一些简单、粗略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法有效实行的原则来束缚人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还有一样事物能够弥补以上所有的不足，那便是法律。如果百官恪守的是法律而不是简单的信条，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潜力还很大，但情况并不是这样，法律并没有成为国家被治理的依据，相反地，法律在这个帝国的体现简单而又粗略，一些简单的民事纠纷只是由乡间的仲裁来判定，只有刑事案件由官府审理，而官府对于这些案件都有固定的规则，如“杀人偿命”等等。而导致这一情况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整个帝国实质上是由大大小小的乡村集合起来的集合体，所以如果以法律为本，实际运行中就会遇到操作繁琐、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等问题；其二是因为现行的法律制度是为文官制度服务的，司法从属行政，那么政府的统治便可以实现一元化，归根结底，这有利于巩固文官的统治地位——这也就是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表为公仆实为主人。所以，帝国的一点烛光并不能带领这个帝国走出黑暗。
然而，并不能就这样否定文官制度存在着巨大弊端，毕竟，它曾作为治国的政策并且取得不错的效果，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么这种制度的维持，必定是再也不能为时势所容许，但是许多社会管理问题依旧会存留。
文官制度的实质即为道德治国，回归到《红楼梦》中贾府抄家事件，其中的皇上并不曾正面出现，但我们不难感受到，皇上的喜怒决定着贾府的荣衰。试想元妃省亲之时，家父是何等的荣耀，但在道义上被皇帝否决之后（这一点不难从西平王在转达的皇帝旨意：“贾赦交通外官，依势凌弱，辜负朕恩，有忝祖德，着革去世职。”），家族很快便衰败了。岂止是贾府，社会上所有家庭都处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处境之中。这不难反映在人治社会中，财产权无法得到保护。反过来说，就是家庭需要法律与契约的保护梅因在其著作《古代法》中提到：”所有社会的进步运动，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而从不平等到平等，从等级制度到平等契约，正体现契约精神即法治精神。从《红楼梦》中体现出的“家”的困境，到《万历十五年》中体现的“国”的困境，我们不难看出道德立家与立国的弊端。由此，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以依靠道德为主要途径来感化他人的道路上，而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利用法律进行社会管理，必将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万历十五年》，名头很大，总觉得自己之前读过，即使没读过，也考虑到曾经读了《明朝那些事》，或许没必要专门去读《万历十五年》。
也是这次读书会，促使自己真真正正坐下来好好读一读这本书。读了之后才发现，这本书包罗万象，有很多值得我学习和思考的地方。
一方面是黄仁宇独特的写法，似乎能证明科学与艺术是相伴相生的。黄先生虽然是研究历史的，但不得不说他写这本书的方式方法是典型的工科做法，或许这也是搞研究的科学方法吧。首先他选择了一个科学研究最标准最典型的方法——排除干扰法，选择最平淡、无其他因素干扰的一年——开始研究大明王朝，或者说研究封建王朝，探询王朝兴亡的本质。其次他选择了不同个体比较的方法，从七个不同的人物视角描述了巍然耸立的王朝内部细节。最后是他选择客观真实地记录“实验”结果，不掺杂个人主官意志。尤其是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描写没有张居正的王朝运转日常，表现出黄先生很喜欢也很善于用侧面细节描写反衬主题主线。总之，黄先生的写法让我感觉到，不管文科还是理科，研究问题的方法是一样的，最终两者终能殊途同归。
另一方面是申时行的生平，好像在说读书就能够读出个宰相来。我们承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也承认每个读书人的职业生涯规划“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目标就是当宰相，但我们也要承认有很多人追求的是宋朝赵恒的《劝学诗》中写到的那样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因此，读了“首辅申时行”的章节，我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读书就能做大官？申时行是靠读书读出来的，是在张居正的提拔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只知道他考上进士，进了翰林院，后来当了首辅。他被人评价“老成”，是因为编撰整理了本朝的历史，其实可能就是眼界开阔些，经验丰富一些，但他处理事情的能力不得不说还差一些。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毫不影响他的仕途晋升，毫不影响他拿几千年来的经验稳住当时的王朝。真真的应了《圣经》里那句话“太阳之下没有新鲜事”。
第二个问题是京官就能管天下？这一章节里也介绍过，申时行之前的大多数首辅，都是终身在京为官，从未到地方上去任职，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没有基层经验能够管理好国家吗？且不说我们现在常常提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拿秦朝和宋朝来说，商鞅是变法前实地查看了秦国的风土人情，王安石年轻时不愿做京官只愿做地方县官，莫非这只是谋划改革、胸怀大志的官员的特质？
第三个问题是个人人生规划到底应该是什么？不得不说，我们现在的国家体系比封建王朝完备许多，当然也还能看出不少以往传统的痕迹，毕竟我们的历史上下五千年，还是要有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所以，个人的人生规划，还是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同时要把握现实需求，真正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如说我个人，作为研究所行政管理的一员，如果仅仅停留在以往的“身份管理”上，学习晋升级别的政策制度，必定跟不上时代，必须看到现在是人才引领发展的时代，沉下心来到科研一线看看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才是正确的成长途径，才能找到正确的管理方法。而且，黄先生已经教了我们方法——从不同的人物视角探寻单位运行的细节——下面要做的就是用实践检验真理了。
最后呢，还想跟大家探讨交流一个问题，万历皇帝是“活着的祖宗”，而我们目前的单位，尤其是企事业单位，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祖宗呢？面对这样的祖宗我们又能够采取什么办法呢？而这样的祖宗的存在，到底预示着什么样的王朝发展局势呢？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 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 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同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在分析、对比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可以篡改历史)，不同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同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符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一定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己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可以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可以自保，冯保可以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同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下面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这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而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面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但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对比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但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后来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因此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角色。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可以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老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己的老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己的老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因此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同阶层不同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只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面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但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一本书，让我们看透了历史的博弈平衡，看到了明代的政治家与官僚的相同于不同，也看到了现代发展的启示。所以，必须要感谢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要感谢当年明月，他引导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角度。
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是指：以一个时间基点为原点，前后各推一段时间，梳理整个大历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终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观感”。具体到万历十五年，即为1587年为基点，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明清两代为中国封建制度画上了一个句号。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从明成祖设立内阁，到清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明清政治达到专制顶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庆新政和张居正改革为后世治国者所称道。经济上，从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开始，到清代中期的摊丁入亩政策，农业人口激增，农业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农耕文明达到极盛。
在江浙一带，则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制造业、纺织业等成为解决地方人口就业的重要产业。军事上，统一多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边防矛盾呈现由内向外转移的过程。行省制度得以完善，中国疆域空前辽阔。
北方诸镇的边防措施——万里长城得以修复，火器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军事领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装在镇压内部起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学高度统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选拔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也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幼师资料《万历年心得感悟》一文希望您能收藏！“幼儿教师教育网”是专门为给您提供幼师资料而创建的网站。同时，yjs21.com还为您精选准备了万历心得感悟专题，希望您能喜欢！
最新文章
.png)
.png)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