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教师教育网编辑很高兴为大家推荐一篇关于“资治通鉴读后感”的文章，无论您需要什么内容这篇文章中都涵盖了。进入电子时代，人们可以选择用手机和电脑看书，品味作者的作品，体会到人生百态。为了不忘记心中所想，决定写一篇作品的读后感。
权力是一个什么东西，竟让无数人为之着魔？这个问题我难以说清，毕竟它离我太远。权力的光芒通过重重棱镜，折射到我的`眼睛时，早已不知它来自何方，我只知它是那么刺眼，让我很难与之对视，只得低下头，闭上眼，两腿约莫还有点发麻。别问我为什么，这双腿早已跪了两千年。
两千年的皇权历史，你方唱罢我登场，围绕的无非权力二字。若有人对权力的魔力表示怀疑，大可在街上随便问问，有谁不知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朱元璋？若要问问谁是刘徽、马钧、郭守敬、宋应星，估计没几个人知道。由此我们也可以管中窥豹，了解到人心对权力是何其崇拜。
古语有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灵王好细腰，朝臣赶紧减肥，勒紧裤腰带，饿的黄皮寡瘦，就为讨楚王欢心，其实这还是小儿科罢了。齐桓公感叹自己没有吃过人肉，厨师易牙就动起了心思，回家清蒸了小儿子，让齐桓公尝鲜。如此泯灭人性，虽旁观者清，但当局者迷，齐桓公曰：“易牙爱我”。
今语有云：“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比如河南省原副省长秦某某爱好摄影，于是理所当然就成了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河南省摄影家协会顾问，其作品众望所归获得全国摄影界最高奖。可一旦落马就原形毕露，据专业摄影师爆料，秦某某的技术也无非是入门级而已。
《资治通鉴》是旧史书中一部著名的大书，简称《通鉴》。北宋中期，史学家兼政治家司马光，在一些优秀的助手协助下，用了十九年功夫，才编写完成。《通鉴》以编年体形式，叙述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前403——公元959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并按照朝代分为十六纪，如《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
司马光从幼年时期就好史学，(读书笔记 )为官后，将战国和秦代的史事编写成八卷，进给宋英宗，很受英宗赞赏，命他继续编撰。为此特设一个史局，由他自己选用助手，他选定了刘恕、范祖禹和刘攽作主要助手。当时北宋的局势比较稳定，政府收藏的书籍很多，他们可以任意参考。作书的方法是先尽量搜集资料，将有关之事汇合在一起，称为“丛目”。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按照时间顺序略作整理，写成“长编”，再进一步删成为“广本”。这些工作，是司马光和助手们共同作的。助手之间也有分工，大致刘攽任两汉阶段，刘恕任三国到隋，范祖禹任唐及五代。助手们协助作的长编和广本，分量还相当大，最后由司马光一手笔削成书，如《唐纪》代宗以前部分，长编稿达二百多卷，最后删定为四十一卷。可见为编写这一部书，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劳动。全书共三百五十四卷，包括三个部分，即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后来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将考异散入注文中，目录实际是个提纲，远比正文简略，所以一般读《通鉴》者，只取正文部分，于是全书也就减缩为二百九十四卷。
北宋时期的政治局势虽然比较稳定，由于阶级社会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被统治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对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时常起而反抗。早在太宗时期，就有蜀中主小波、李顺领导的起义。到仁宗时期，小规模的起义活动更多。在统治集团内部，党派之争常常炽热到表面化，当时称为“朋党”，这种分歧，有时是因政见不同而发生争论，而多数是为了争权夺位。在对外方面，更有和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如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西方的羌人和南方的广源等，在这些斗争中，宋朝常常是得不偿失。以上这些问题，即社会上动荡不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和边疆地区的安全问题，都迫使统治者要从各朝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求解决的办法。所以司马光编这部书时，不仅重视政治和军事活动，凡与加强统治有关的制度、理论、用人、行政、礼乐、历数、习俗风气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等等，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经验，都收入这部书中，也就是以加强文官统治为归宿。本来司马光为这部书拟定的名称是“历代君臣事迹”，表明他是着重在“君”和“臣”的有关活动。后来宋神宗对于这部书很感兴趣，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且写了序文，于是改称为“资治通鉴”。在书名中特别标出一个“治”字，其目的也就十分明显了。
《资治通鉴》所取的形式称为编年体，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记载史事，即以时间为中心，叙述有关史实的发生和发展，可以追述往事，也可以附叙来事，文中有言有行，有分析有评论，而不是像流水帐目那样机械地排年记事。这个体裁创始于《左氏春秋》(即《左传》)，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一种史书体裁。西汉以后，由于司马迁编写了《史记》，纪传体成为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编年体反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自从司马光编成了《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才重新为世人重视，其后多用这个体裁编著史书，并由此发展出来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资治通鉴》的成书，不仅复兴了编年体，并导致了几种新的史书体裁的产生，这在史书编纂学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资治通鉴》本身的编纂，具有很多特点或优点。首先是它取材广博和编写精审，所记叙的历史是幅员超过万里，人口超过千万，时间长达一千多年，而全书不到三百卷，组织精密，条理清楚，详略得宜，言简事明，有深入浅出之妙，这是一般史书不能与之相比的。其次，司马光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所用史料都经过仔细选择，并将选用的过程和选定的理由，一一记载下来，编成“考异”，成为《通鉴》一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后世流传中，人们才把它分开了，这项治学方法，因此称为“考异法”。这都是在组织形式方面比较突出的优点。
曾巩是宋代一位著名的文史学家，与司马光同时而年稍长，曾校定南北朝各史书，在校定《南齐书》后写的进书表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这四项条件是当时人对于史书作者的共同要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通鉴》的`内容不仅着重在历代的政治军事活动，对于礼乐制度和政策理论等，不论正面的或反面的，都兼收并蓄，作了适当的编置安排，对照曾巩所提的四项条件，司马光编写的这部大书是大致符合的。所以从内容方面说，这部书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即求所以“适天下之用”，是司马光的主要目的所在，可是实际上以这方面的评价为最低，不仅从现代观点看多是些糟粕，就是古人也指出了其中的偏失。原来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个保守分子，当时主政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变法自强，司马光反对无效，于是退出政府，住在西京洛阳，以在野的身分编著史书，所以常常有不满的情绪流露在书中。如宋神宗时对西夏用兵，原有巩固边防的作用，不是宋统治者无故生事。司马光在写到唐朝和吐蕃争夺维州的事件时，便批评了当时的主战派李德裕等，以暗斥宋朝的主战派。又如写到智伯灭亡之事，乘机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才德论”，认为有才无德者必致败事，暗示宋代主张变法者都是有才无德的人。这些主张已失于偏激，胡三省在《通鉴音注序》中便说：“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夺维州之类是也。”这在《通鉴》中所占的篇幅虽不多，而为司马光着意重视之处，故不能不特予指出。同时也应注意到，在糟粕的成分之外，有时也有可取的部分。如关于封建时代学者反复争论的正统问题，他说：“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其善恶得失。”(《魏纪》一黄初二年)这个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
在史实叙述方面，司马光自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起义军照例被称为“贼”，但说到农民发动起义时，常常详细列举其被迫发动的原因，这就接触到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如叙述唐末王仙芝、黄巢发动起义时，先历述僖宗即位前后的天灾人祸，而后用概括的写法：“上(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下面才说：“是岁，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唐纪》六八乾符元年)唐末农民起义似为一时突然暴发，伏因则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通鉴》既历举其事，在叙述到起义发动时，又作概括的说明，使读者可以得到完整的概念。又如蜀中韩秀昇参加了起义，后为高仁厚所擒，仁厚亲自审讯，问：“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唐宣宗)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昇?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唐纪》七一中和三年)。虽然用了一些美化统治者的话，而当时阶级斗争的高涨，已经跃然纸上。
迷信思想，在统治者可谓根深蒂固，司马光常常依据事实揭破其底细。如记武则天之事：“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尽反耶!’左右皆笑。”又：“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并见《唐纪》二一长寿元年)事虽细微，意义则甚为重大。又如镇压黄巢起义的高骈，据有扬州，为霸一方，而听信玩弄神仙之术的吕用之，终至于城破身死。《通鉴》详记其事，不掩饰，亦不夸大，读者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纪》七○至七三)。此类记载不仅表明司马光的见解正确，同时也表明其文学手法高妙。关于几次大战役的描写，如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淮西之战等，都极简练而生动，称为古代叙述战争的典型之作。
《通鉴》在取材和记述方面，虽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要求，而由于时代的局限，谬误亦所难免。如《史记》错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年代，因而将齐宣王伐燕记为湣王之事，与《孟子》、《国策》诸书的记载均不合，现在根据《竹书纪年》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因与儒家经典记载多不一致，在宋代不受人重视，以致后来逐渐失传，现在看到的是辑录本。司马光虽然看到过原本的《竹书纪年》，而不知利用，于是硬将齐宣王的年代比《史记》拉后十年，避免了与《孟子》等书的矛盾，其实毫无根据，不能作为史实看待。又如著作《后汉书》的范哗，在朝臣争权中被杀，而诬加以叛逆的罪名，编造了很详细的情节，《宋书》全收于《范哗传》中，司马光未作分辨，也照样采用了(《宋纪》六)，到清朝，王鸣盛才辨明了当时的史实(参看《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又如东晋时期世家大族当权，陶侃为一代名臣而出身于寒门，世家出身的当权者对他多加诬蔑，《晋书》不辨真伪都收录下来。《通鉴》已多予删汰，但亦有删汰不尽者，如云侃“以不豫顾命为恨”(《晋纪》一六)。陶侃为地方长官，与晋明帝也无特殊关系，自然无必要参豫顾命，清王懋竑为陶侃作了正确的辨白(参看《白田草堂存稿》卷四)。这都是北宋时人认识不到的。千虑而有一失，虽智者不能免，我们自然不能因小瑕而掩其大瑜。
《资治通鉴》是一部分量比较大的书，同时也是值得通读的一部书。如何通读这样一部大书?是我们需要适当解决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先看一看古人关于读这一部书有什么问题或意见。司马光自己说过：“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伸欠思睡。”(胡三省《通鉴音注序》)司马光的话含有牢骚的成分，但对于一部大书望而生畏，是古人已经首开此例。胡三省为这部书作了详细的音注，他在注中顺便说了一句：“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唐纪》二八开元十二年)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要读者对于《通鉴》的内容全盘接受，这个态度当然也是错误的。所以读此书时，首先要有正确的态度，既不因为部头大望而生畏，也不因其评价较高而盲目接受，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按照实际可行的计划，一步一步地读下去，直到将全书读完。这是读这部书时应有的基本态度，下面分别说一下几点应注意之处。
针对《通鉴》部头大的特点，便不能抱着一口气读完的想法，要将全书分为若干部分，(如按照原书的《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来划分)在每部分之内再划分范围较小的部分(如按照帝王的年号或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划分)，最后再划定一个时期之内能读完的部分，这应结合原书的内容和自己的时间而定，不必强求一律，大致可以卷次或年代为划分的标准。每读完一个小单元部分，便如攻下敌人一个阵地，不仅是取得一次战役的胜利，并为打好下一个战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读完一部分之后，可以随时写出笔记，或摘录书中的要点，或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记出有关的问题。笔记不求其详，也不求其全，只是为了有助于记忆理解。读书作笔记本是一个很有成效的方法，读《通鉴》这样的大书，更不可不利用它。
每读完一个较大的单元后，最好再重读一遍。一般的部分可以略读，而细读其中重要的部分，这样可以得到更完整的概念和较深的印象。
遇有难解的问题，可以先看注解。看了注解仍不明白，可以记下这个问题，留待求师问友，暂时跳过去，先看下文，常常在读完全文后，前面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如果古文基础较差，读时速度应稍放慢，但要坚持读下去，不但增加了我国古代历史的知识，并可以提高阅读古文的能力，收到一举双得之效。如果古文基础较好，那就可以着重在取得历史知识方面。
对于初学者来说，读旧史书首先要求读通，只有读通了，才能进一步作分析批判，从而得到真正的历史知识。《通鉴》是封建时代学者写给封建统治者看的，所以这一点更应受到重视。
读本问题，最好是看整部的，现在有了标点本，这方面的困难已经排除。如果只看选录本，一般地说，可供文学欣赏之用，从取得历史知识方面说，差距就太大了。
细水长流，持之以恒。有恒是完成工作的必要条件，读一部大书时也是这样。这个道理几乎是人所共知，但许多人不能坚持下来，所以最后特别提醒一下。
（书里乾坤）
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其“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富，体大思精”著称。作为宰辅和帝师，司马光编纂历史的宗旨绝不止于讲述历史故事，而是为了“资治”，所谓“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他系统地叙述了历史上政治的兴衰和军事得得失，总结了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为包括皇帝在内的读者提供了历史借鉴。
领导的内在品质：
仁、明、武
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点固然没错，但司马光更强调“人君”尤其要对家国兴亡负主要历史责任，重视人君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
因此选择什么样的人担任领导人，就攸关事业的成败。他给新即位的宋神宗提出“修心之要有三”“治国之要有三”。今天读来，发现其实对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干部都有借鉴意义。
所谓“修心”，就是要加强思想与政治修养，提高领导素质和领导能力。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
什么是“仁”？《资治通鉴》开篇关于“三家分晋”背景交代中，用倒叙法记述了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联合消灭智伯的故事，说智伯最大的不足是“不仁”，并为此写了长篇的“臣光曰”，提出选拔**人“德重于才”的著名论断。
司马光所谓的“德”，并不局限于个人道德，更偏重的是领导人的政治品德——“仁”。什么是司马光理解的“仁”呢？如何才能做到“仁”？
在上面提到的那封给宋神宗的奏章中，司马光解释说：“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
”司马光认为“仁”包括两个部分：“修政治，兴教化”是指领导者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用理想信念动员群众的能力；“育万物，养百姓”是指在国家建设中，做到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能力，要为黎民百姓谋幸福，让他们看得见增长实惠。这是“大仁”，即人君之仁。
这种仁政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小康，更是礼乐文明的精神财富，是和谐美好的社会治理。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都是因为在这些方面有上乘的表现而彪炳史册。
在现实操作层面，“大仁”体现在各项政策和法令之中。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秋毫无犯，获得广泛拥戴。项羽在咸阳**无辜，火烧宫室，随后又放逐天下共主“义帝”，分封也充满了私利算计，结果失去民心。
领导者要修炼的第二个功夫是“明”。
什么是“明”？乃是指领导的判断决策能力：“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
”其中，“知道义，识安危”，是对发展战略的前瞻性把握，包括对事物性质属性的判断，对风险的管控。比如，刘邦在汉中，韩信提出“汉中对”，制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攻取关中，东向争霸天下的发展战略，成为刘邦建立汉朝江山的关键转折点。刘秀在河北，邓禹的“榻下对”建议刘秀在河北招纳人才，对更始政权的未来走向及其应变提出卓越预见。
孙权即位江东之初，鲁肃的“江东对”对于如何处理东吴与北方政治势力的关系，提出不凡见解。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对于天下三分提出**远瞩的战略判断。总之，“明”的第一个方面是指领导者集思广益的决策能力、判断能力。
“明”的第二个方面“别贤愚，辨是非”，是对人才的识别能力、对是非曲直的判断能力。智伯当初胁迫韩魏攻打赵氏时，智伯身边的谋士一再指出其所处的危险局面，提醒他防止韩魏两家的背叛，他都嗤之以鼻。唐玄宗利用李林甫、杨国忠在安禄山纵容。很多人都置出了危险和危险，但玄宗却置之不理。
智伯的覆亡、大唐的倾颓，无不与领导人刚愎自用、讳疾忌医有关系。
领导者要修炼的第三项功夫是“武”。
什么是“武”？司马光说：“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谓也。
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这里的“武”，不是粗暴蛮力，而是指领导者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还包括抵御各种**、欺骗的能力。唐太宗说：
“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领导者由于手中掌握权力和资源，各种巴结谄媚、讨好逢迎，扑面而来，在为人处世时，能否不为所动，把持住自己，坚守原则和底线，这就需要“武”的品质。唐太宗的这段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邹忌与齐威王的故事。
邹忌是齐威王的辅政之臣。有天上朝前，他问妻子：“我与城北的徐公比，哪个更英俊？
”妻子回答说：“当然是我家先生最帅气，徐公怎么能比呢？”家住城北的徐公，是齐国出了名的大帅哥。
邹忌虽然心里很得意，还是不自信地问侍奉自己的侍妾：“我与城北徐公，谁更英俊？”侍妾说：
“您当然比徐公更帅啦！”次日邹忌接待一个来访的客人，也问了客人同样的问题，客人毫不犹豫地说：“徐公不如您帅啊。
”不久，城北徐公来拜访邹忌，邹忌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觉得自己实在比不上人家；揽镜自照，更是觉得差远了。这天晚上，邹忌失眠了。他觉得自己真是好笑：
妻子说我美，是对我有偏心；侍妾说我美，是对我有惧怕；客人说我美，是有求于我而讨好我嘛！我怎么能当真呢？
第二天来到朝堂上，邹忌把自己的感悟与齐威王作了分享，意味深长地说：“如今的齐国，疆域辽阔，方圆千里，城池多达一百二十座，您身边的侍姬、近臣，无不偏爱大王；朝廷里的大臣，无不惧怕大王；举国上下，无不有求于大王。由此看来，您一定深受他们的蒙蔽，听不到真话了呀！
”治国理政，没有比领导者听不到真话更可怕的了。
领导的治理方式：
官人、信赏、必罚
司马光所说的“治国之要”也包括三项内容：“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如果说，仁、明、武是领导人的内在品质，那么，官人、信赏、必罚则是领导者的治理方式。
这些治理方式的一个共同交集点就是“用人”。司马光特别强调用人治国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认为用好人治国是治国的必由之路。他说：
“何谓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
”人才的向背决定国家的兴衰！
《资治通鉴》记载了刘邦总结他打败项羽的原因，不是因为比项羽更强大，而是因为手下有以“汉初三杰”为代表的一大批人才，项羽连一个范增都不能用，所以导致失败。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总结他为什么能成功时，提出五条用人经验：一是用比自己强的高人；二是用有缺点的能人；三是用人之长，弃人之短，即所谓“使人如器”；四是重用敢讲真话的人；五是华夷一家，用人不讲出身，不搞小圈子。
刘备生前说，马谡不能重用，但诸葛亮派马谡守街亭，导致第一次北伐的重大挫折。马谡是参谋型人才，“南蛮之人，以攻心为上”就是马谡的意见，诸葛亮采纳了，七擒孟获，平定南中地区。然而，这一次，诸葛亮犯了用人不当的问题。
《资治通鉴》也记载了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所以，重用纸上谈兵一类的人才，是领导用人的大忌。《资治通鉴》作为一部重点讨***史和军事史的史书，其中所蕴涵的领导智慧，绝不是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
毛泽东称赞说，《通鉴》写战争，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用兵尚权，所谓“充满了辩证法”，就是不搞教条，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行权立断”，应该有随机应变的灵活而果断的决策能力，有驾驭复杂问题的谋略和操作技巧。
东汉末年，何进在袁绍的怂恿下，想把太监都杀了，遭到了他的妹妹何太后的反对。何进暗中怂恿董卓等军阀来京逼迫太后投降。陈琳没有当真，因为她表面上虽然没有违背太后的懿愿，但实际上是利用军阀胁迫太后同意杀死太监。
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呢？他说：“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
”《资治通鉴》写作“行权立断，则天人顺之”。陈琳的意思是：你掌握了军权。先是你跑太监，然后慢慢向太后解释。
这是符合人民意志和道路的。为什么要去外**队胁迫太后进京？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外军入京，你能掌控得了这个局面吗？
这一段话，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中的“守经”与“行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哲学基础，唐人赵蕤的《长短经》里有系统讨论。其主要观点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也没有永恒的治国理政。
王道、霸道、强道，都是为了建立一种治理秩序，并根据当前形势的需要而改变。不能认为有一种永恒的治理模式或做事方式。如果片面地“守经”，很可能胶柱鼓瑟，犯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之所以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他反对教条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1978年，改革开放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
军师庞统建议刘备入蜀，径取益州，刘备犹豫地说，现在我全靠与曹操反向操作，才有立身之地，治民理政，“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奈何？
”庞统就说：大乱之时，治民理政，“固非一道所能定也”，意思是，宽与急、刚与柔，要变通运用。
其实这是《资治通鉴》的一种价值观。不过，这种价值观被司马光包装在儒家的“政治正确”里，曾国藩独具慧眼，看出来了，他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所以，读《资治通鉴》，不光要读它“正”这一面——大仁大义、社会责任；还要读它“奇”这一面——兵家讲用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如果说修心之要三“仁、明、武”、治国之要三“官人、信赏、必罚”，重点要求领导者修炼内圣外王的领导资质，那么，“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就是一种很深刻的实践型政治智慧，是有丰富实际政治经验人的心得之谈。诸如改革中的刚性与柔性，人生职场上的进与退，军事斗争中的奇与正，权力平衡中的轻与重，驾驭部属中的宽与严，政治生涯中的方与圆，都不是“纸上谈兵”可以领悟的。《资治通鉴》在推崇大道的同时，不乏权变、谋略与辩证法的智慧，这也是它值得细品的原因所在。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制图：蔡华伟
在大学时，有一次听舍友侃：话说年轻时代的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生中第一次相遇，在黄浦军校。当时，两大历史人物擦肩而过，相互间匆匆一瞥，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两人手中都拿着一本《资治通鉴》……当然，这是子虚乌有的杜撰，大家也权当笑话。不过据说，这部300多万字的书毛泽东读了17遍，他的床头总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阅读的印迹，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我想我虽然成不了毛泽东，但可以向伟人学习不是。咱不求三天学习赶得上刘少奇，但可以天天向上不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我读完了这本书。
翻开厚重的历史，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呈现在眼前。《资治通鉴》着重政治、军事对经济、文化其他方面也略有涉及。全书以年代为经国家为纬，依次叙述中国古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同时，运用追叙、插叙等多种笔法，交待人物的身世经历，说明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清晰的印象。全文行文流畅、体制严谨、浑然一体。从公元前4写起，一直到公元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包括秦、汉、晋、隋、唐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魏蜀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其他政权，共1362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它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资治通鉴》的宗旨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借古鉴今。观后第一感觉到司马迁著作该书时的严谨和认真，此书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就像比如《三国志》之与《三国演义》、《水浒传》之与《荡寇志》除了文学上所必需的夸张，也给我们展现出不同的历史。而本书中，对争议的史料作者旁征博引，对史实进行验证推理，让人不禁感叹作者治学的严谨，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了解历史。
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从《资治通鉴》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的语言运用极其简练，通俗易懂、脉络分明。描写各种场景，尤其是战争方面的题材的文章，司马迁总是将前因后果交代的明明白白，让读者能够了然于心，并且每篇文章的结尾处通常都会给出自己的点评，并且把一件原本零散的表面的事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理论上去给统治者隐喻的劝谏，这也许是仕途失意后的司马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真实写照。此外，作者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不仅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也算是人类向科学和文明发展的觉醒者。他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全书耗时，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
历史不会重复，但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似的。当你认真地、充满兴趣地去学习历史，你会发现自己的想法会与众不同，看问题会比别人透彻、清楚，这就是历史给你的智慧。一个国家，历史是经验、教训、明鉴、秉承，是过去的沉积，未来的向导;一个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教你融今贯通、惩前毖后，是学习的源泉，进步的信心。我国的“一国两制”国策就是邓小平同志借鉴
南北朝时期辽采取的蕃汉分制政策还有我们的“亲民”——温家宝，他就是喜爱历史，熟读史书的典范，的案头经常摆放着《沉思录》，《史记》等史书。每年的两会上他都要答记者问，他回答时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古今中外的诗词古赋信手拈来，恰到好处。温那极具个性的语言，不仅是“坦诚睿智，情动云天”的典范，也体现了温知识的渊博，文辞的精美和立意的深刻。这无不得益于他喜读史书，以史为鉴的好习惯，由此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他心忧天下的政治情怀，感受到了一位亲民的所思所忧。
近期，我又重温了《资治通鉴》。细细研读，让对自己的公务员生涯也有了新的认识。首先是树立了群众思想。这跟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不谋而合。国以民为本，人民群众不仅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更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加强同人民的血肉联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到群众需要的地方去问寒问暖，到群众困难的地方去排忧解难，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理顺情绪，到出现新情况新变化的地方去经验，到工作推不开的地方去打开局面，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利益，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以群众的满意为最高奋斗目标。还要通过示范引导的方法做好群众工作。要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通过自身的品德和言行影响群众、示范群众、教育群众。
其次，“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现代社会对公务员的能力与道德标准提出了更高要求，是因为现代政府已从过去的官府、衙门，转变为服务型、法治型政府;由过去的管理者到服务者转变。我们的形象不仅代表个人行为更是一个政府形
象，所以对内要严以修身，俭以养德;对外要居安思危、常怀虑己之心。从前秦执法不避权贵的王猛、“执法一心，不敢惜死”时隋文帝时的赵绰、北宋的包拯，他们身上看到闪闪发光的优点，也要从历史的反面人物中汲取教训以自警。
培根曾说过“读史可使人明智”，无论是“修身”、“齐家”，还是“治国”、“平天下”;无论是为人，还是处世，我们都必须以史为鉴。读史不但可以增长知识、吸取教训，从中继承前人的智慧和阅历，还能使人眼光高远、视野开阔、明智通达，实乃善莫大焉。我想这就是一本好书的精妙之处吧，不仅给人客观地展现一段故事，细细品鉴，还会给人以深刻的启迪。所以我也比较推崇这本《资治通鉴》。
置身于纵横交错的历史长河中，不仅让人品位历史更迭的兴衰成败，更是有立于风云际会之颠的感觉。闲暇之余，静心品读，大有“万丈红尘三杯酒，千秋大业一壶茶”的淡然……
去年读《资治通鉴》，岳麓书社的版本，主要图个便宜，厚厚四大本，网上买才78元，抱在怀里非常有满足感。以前读《史记》，花三个月细细啃完，以为已是不小的工程，这次才发现太小CASE了。《资治通鉴》整整3700多页，我每小时只能够读10页，每天都坚持读的话，也要一年时间。倒是也不愁，毕竟是好书，古文好处在于精炼，有味道。政论洋洋洒洒，战争血脉贲张，尤其是讲朝代兴替，让人觉得天道茫茫不可逃。这套书真正考验了我的耐心，在家坐着、躺着都读倦了，就在书的空白处写点评。这种大部头的东西，如果不做点记号，看到后面就会把前面忘了。偶尔周末，去火车站附近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读通宵，凌晨两点看到晚归的情侣吃汉堡，拾荒的老人在店角落中安睡，心中莫名生出亲切感。在异乡城市的深夜，想千载世事沉浮，越发觉得自己渺小，出门正寒雨潇潇，恍惚间不知今夕何夕。
虽然几番痛下决心，《资治通鉴》我也读了80%，而后就在我的床 头搁置下来。从这套书开始，我渐渐养成一个恶习，不自量力地喜欢读大部头的书，但每本都读不完，买一本新书就把刚读一半的书扔掉，床头的书越堆越高，有《五灯会元》、《元好问全集》、《清代笔记小说》等。每每让我感慨时间有限的同时，也鄙视自己的恒心。
读书贵在活学活用，我始终没真正领会这点。办公桌上那本梅尔文门彻的《新闻报道与写作》已陪了我5年多，但直到我告别新闻，也始终没读完一半。学以致用成了笑话。
提到司马光的名字，大家第一印象是不是都是那个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最近我读了《资治通鉴故事》，它也是我们脑海中那个砸缸的司马光所著。
这本书涵盖了中国公元前4xx公元959年，共1362年历史。书中选取的都是一些耳熟能详或具有重要意义的故事。比如：荆轲刺秦王、苏武牧羊、赤壁之战、玄武门之变等。
我很喜欢名将吴起这一章。讲了一个文武双全的大奇人吴起。无论是儒家、史家的理论，还是兵家、法家的谋略，他都样样精通。他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强盛：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无敌。按理说，他应该是个值得大家尊敬学习的人。可惜，他却像一只臭苍蝇，处处被人讨厌，处处遭人排挤，最后被乱箭射死了。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呢？那就接着往下看吧！一次，吴起走投无路时，投奔了鲁国，鲁国和齐国一直是敌国关系。可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群臣们怕吴起因为这层关系会有二心，谁知吴起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把心一横，一剑砍下了妻子的头颅，献给了鲁候。还有一次，吴起的老母亲逝世了，也是因为吴起的母亲所在的国家和吴起所效忠的国家是敌对关系，他竟然没有回去奔丧。渐渐地群臣们都发觉吴起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都慢慢的疏远了他读完这个故事，我体会到了：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无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我更喜欢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荆轲。燕王太子丹为了报复儿时冤家秦王嬴政，派卫国人荆轲去刺杀秦王。荆轲明知这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使命，但还是义无反顾的接受了任务。最后不但没有刺杀到秦王，还让自己死在了秦国宫殿。荆轲身上那种好名轻死，尚侠重义的侠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从《资治通鉴故事》中，我体会到了：我也要德才兼修，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成为祖国栋梁，让祖国因为有我而骄傲！
这本书大概是一个月前读完的，但一直不想动笔写读后感。一，是希望一些东西的存在能被多酝酿酝酿；二，是一些属于自己认知上潜在已久的问题未能得到解决；三，是思考和测试一些知识在经过时间的冲淡之后能在自己的记忆中、言行里留下些什么。
今日，我终于动笔开始了自己的读后感书写。最主要的原因是，上述的第二点在前日里得到了解答。
过去，我总是很排斥读小说、读历史书方面的著作。认为小说、历史文章的主观性太强。小说的话，我连自己的世界都没有过好，沉浸、八卦他人的世界情感作甚。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流动存在，每一个人也只能从自己的这个视角线条去穿插、组织成一些细碎的布匹。这些细碎的布匹与历史本真的那庞大的体积相比，太过单薄与细微。但同时，我也认识到，在这个主客观交叉的世界里，也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对未知的外界进行了解。于是，这样的矛盾让自己有时寸步难行。
大师兄推荐给自己这本书时，自己亦抱着一种想要突破这样的“偏见”，希望用来对治上述认知方式的心态。在阅读的过程中，张国刚老师通过讲述生动的历史故事，来提炼出做人、做事的道理，让我们较之于纯理论的观点列述更容易地进行吸收和体会，并切身感受到了历史“鉴古知今”的功用。但是，在读完本书之后，我的问题仍然存在。直到，前日里听了退躬老师对于历史的表述，才找到了内心的答案。
老师说，“历史不等同于历史书。历史是漫漫长夜，而历史书就像是手电筒一样，不同的人用自己的手电筒照射出了历史的模样。甚至可以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怎样胜利的故事。”我问：“但是每个人用自己的手电筒，自己的视角所照射出来的只是历史本真的折射表现，这些折射是虚假的呀。”老师说：“每个手电筒所照射出来的历史，都是真实的。”这句话仿佛让我恍然大悟。我开始思索到了，每个人用手电筒来照射出的历史，和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眼睛、认识功能体系照射出来的世界认知，有什么区别吗？都是虚假的呀，也就都是真实的了。真假不二，道隐之中。而更重要的是，从历史这个时间坐标，我们能够怎样地去提炼出规律的存在，能够怎样地透过表象去掌握更深的真理。
我的问题找到答案了，未来的认知道路变得通畅些了，我也决定开始书写本书的读后感。
再说真理部分。
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不同的人总是要具备一些比较特别的性格、品行，才能对他们的事业发展有一个推动作用。因此，我便好奇，为什么这些品格能够促使人有好的发展，书里提到的一些品格不就和一些古书中所讲的仁义道德相通吗？这也让我很好奇大道的运行规律——难道，这些发展规律的体现是整个大道体系在世间法中的一个显现吗？
从超越世间法的角度来看，本我的认知是超越这个世界的所有认知层次的。恶魔和天使的存在也仅仅是角色扮演、剧情显现。每个人，无论王侯将相或者鳏寡孤独亦都有一颗平等无二的金刚种子，那么这些品格在这些剧情里所体现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简单地为了促进剧情的发展？还是通过这些变化来与内心的某处相连接去磨砺？所学太浅，我没能找到这个世界和剧情最初设定存在的答案，那就留给未来的自己回答吧。从世间法的角度来看，道德（好的品性、性格）的推崇就像是游戏规则在运行过程中的的攻略显现。一个人的性格、品性能够影响自己的选择，而通过选择又影响自己的对境和所呈现出来的相。历史家通过历史事件总结了许多打怪经验、攻略，升级规律，让我们在未来发展中有更大的概率能够过得好的生活。
在阅读本书过程中，自己感受最深的是“权变”二字。正如文中所讲，“一个道理、方案本身无对错，关键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使用。”随时在新的条件和状况下确定措施。在面对新问题之下随着新变化置之，新之。
关于“权变”，我主要有以下的思考。
首先是，是对于“变”这个概念的思考延伸。这个“变”让自己想起了这无时无刻发生着变化的世界。有句话说，“变是世间唯一不变的规律”。我很赞同的，并在体会到了生活中变化所带来的的快乐或痛苦之后，以“执中道以应万物”的方式教育自己。最近，在学习的过程中突然感受到了，正是这些无穷的变化凸显着这恒定不变的道体。用通俗的比喻来作说明，这些变化就像是海浪，它衬托着大海深处的平静、深邃与伟大。而一块石头，在海水的冲洗之下，更能打磨出内部与万物、与大海深处那共通的内在连接的存在。
其次，是对于“权变”的具体实施作思考——“变”与“时间”、“空间”的关系是什么？正如上文所说，“一个道理、方案本身无对错，关键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使用。”时候是时间，情况是空间。那么，变化与时间、空间的关系是什么？这里主要是从自己运用的经验角度思考。
记得考研的时候，自己会列出详细的每日计划表。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计划和实际之间的变动太大了。虽然自己的变动的目的是对计划进行更有效率的调整，作文但怀疑自己的情绪却在慢慢滋生。从原生家庭追溯记忆来看，过去父亲非常看重自己能否坚持到底。因此，自己对坚持完成计划与否比较在意。而在这个计划调整的过程，却凸显了自己对于一些计划执行的不坚持。这就让自己觉得无所适从，感受到了旧的认知模式对现存生活进行的干涉与束缚。虽然，自己也慢慢认识到了父亲这个观点中存在的漏洞——坚持不等于重复。只要是往提高效率的、好的方向发展的变化，正是自己的能力得到迅速、灵活提升的表现方式之一。可是，关于具体的时间的度，以及空间的度又应该去怎样去具体界定呢？
像是在今日下午忽然想通了——倘若一个人专注的时候学习，感知一个小时的感知长度可能只有几分钟。而一个人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时，一个小时的感知长度便会让他不耐烦地认为度过了几个小时。时间刻度只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参照，而对于自己的具体安排变化，应以当下自己的状态来进行调节。空间的话，目前没有太大的感想，因为我更习惯于跟随内心的感觉去做决定。
这些虽然是一个常识，但对于我自己来说，过去的自己总是掌握不好计划时间安排的标准和当下学习状态之间的一个关系。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梳理过程慢慢地有所体悟，逐渐影响自己曾经无意识中接受的一些固化的认知模式。
在整本书中，印象较深的是吕雉、武则天为代表的外戚专权。他们的事件体现了权利斗争过程中的平衡与冲突。让我看见了，不同利益集团所构成的争斗、冲突和妥协。这个时候，人便不像是最初的拥有淳朴情感、人性的人，而成为了兵器、成为了斗争中的血迹、成为了一张张陈旧又新缝补的沾满血污的网，用着金缕绸缎附在表面移动装饰着。其次，还有李世民的“克己、自知”，“思善始而令中”。亦有，作为一个领导，体现领导力的建设方法与规律。
书中还涉及很多，需要再深入进行学习和思考。可能下次阅读，会有更多的感悟。
当诸葛亮身体为了蜀汉光复大业而透支得即将无法支撑时，有人来问他谁可以作为他的传承人。诸葛亮说，蒋琬。那人又问：那蒋琬之后呢？诸葛亮说：费祎。那人再问：那费祎之后呢？这时诸葛亮则沉默不语。
大家或许会奇怪，似乎三国演义中我们惯性认为的诸葛亮接班人姜维却没在这里提到。那蒋琬和费祎又是怎样的人？此处暂且说一下费祎。
当时蜀国正值征战多事之秋，公务繁杂细碎，费祎担任尚书令，见识过人，每审阅公文，略望一眼，便已知道其中主要意思，速度超过常人几倍，并且过目不忘。经常早晨和傍晚听取大家意见，处理公事，中间接待宾客，饮食娱乐，还要下棋博弈，每次都使客人尽兴而归，而公事也不荒废。等到董允接替费祎，想要效法费祎行为，十天之中，很多事情都被耽误。董允叹息说：“人的才能居然可以相差这么大，费祎不是我能赶得上啊！”于是整天听取意见处理公务，还是没有多余的空闲时间。
但费祎并非完人，他过于宽厚仁慈，从不怀疑别人，却也因此惹来杀身之祸。在一次宴会上，正是由于费祎的毫无防范，居然被也在座的之前投降倒戈而来的郭偱给突然刺杀身亡，实在可惜。
在一次周末，我爸爸下班回家后给我买了一些我喜欢的好书来读，《资治通鉴故事》，这本书是根据我国古代有名的《资治通鉴》改编而成。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编年史，作者是我们熟悉的“司马光砸缸”故事里的主人公司马光，他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编成这本书一共花费了十九年的时间。这本书记录了上起东周下至五代，一共一千三百六十十二的史事，主要内容是政治和军事，还有经济、文化方面。它通过记录一些明君贤臣的事迹，简单又生动地告诉人们：清廉，正直，刚强，宽厚，忠诚，信义，执着，道德等，这些古人所具有的品质。这些品质，在今天仍然可贵，是我们人生路上所不可缺少的。
在这本书中主要提出了道德。比如吴起是战国初期的有名将领之一，他为了得到鲁国国君的信任心一横把自己的妻子给杀了，虽然得到了重用但却因为人品太差被鲁国国君给怀疑。最后，他又去了几个国家。虽然他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强大，但却变成了臭苍蝇，处处被人讨厌，处处被人排挤。一辈子被人陷害，但却没有人同情，反而遭天下人唾弃。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人品太差了。司马光说过: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中国传统价值观是要求一个人德才兼备，而德放在前面可见品德和道德的重要性。
我真心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希望你们和我一样能从中学到许多的知识和道理。
我在一个偶然的日子里看到网上一篇摘自《资治通鉴》的故事《荆轲刺秦》，我被里面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了。爸爸说《资治通鉴》里有好多这样的历史故事呢。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借来这本书，如痴如醉地看着，简直是爱不释手。
终于花了二十天的时间看完。看完这本书我感慨万千。
《资治通鉴》是我国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用时十九年才完成的编年史巨著，作者按照时间顺序根据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编写而成，当时的皇帝宋神宗认为这本书中记载的故事可以作为一面镜子，就像“前车之鉴”,可以让后人更好地治理国家，因而将此书命名为《资治通鉴》。司马光通过敏锐的观察，生动地讲述了一系列生动的故事，如荆轲、秦始皇、绥绥、鸿门宴、七步诗等。这些故事的思想内容非常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尤其那些爱国志士和英雄人物的壮烈故事，更是激发了我们的爱国热情。
荆轲在秦国侵略他的国家燕国的时候，挺身而出、临危不惧，和秦王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最后虽然刺杀秦王不成功，英勇牺牲，但是他那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激励着世世代代的人们，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美德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资治通鉴》里许多故事深入浅岀地给我们阐述了治国之道，处世之道，从中我们不仅能够增长见识，开阔视野，而且能够陶冶我们的情操，启迪我们的智慧。里面有个故事《贤臣魏征》，讲述了魏征不阿谀奉承，敢于实事求是，直言忠谏，毫不客气地给唐太宗李世民提意见，出谋划策，唐太宗认真听取了他的意见，使得唐朝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唐太宗也因.此成为“千古一帝”受世人称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治国理政中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和看法，尊重人才。难怪毛泽东这一代伟人一生读了17遍这本书。事实证明，这本书可以为国家领导人提供许多治国方略。而且传说历史上出现这样一个巧合，那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一天他们两人在公园散步偶然碰面，发现各自手中拿的书都是《资治通鉴》。
可见这本书是多么重要呀！
《资治通鉴》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我决心要像伟人毛泽东那样将《资治通鉴》背得滚瓜烂熟，长大以后立志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乘长风破万里浪，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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