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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历来统治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用道德来保障乡土社会基本秩序,而不去顾及经济技术上的进步。事实上,道德以及它的外在准则礼务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力图摒弃一切竞争因素,鄙视任何经济和技术上的努力,其结果是几千年来乡土社会几乎是静止的,历代皇朝更替不过是历史的简单循环。黄仁宇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极端落后,但并不表明国家的运行是无序的,相反,它依照道德和礼的秩序运行。明朝到万历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在于表面上倡导的道德与人们实际上的行为已经严重脱节,这个矛盾已经严重到人们对道德和礼丧失信心并且无法维持下去。比如万历皇帝看透了道德与行为不符合的阴阳之别,拒绝用礼来表率天下,使得朝野上下对道德进一步失去信心,更加肆无忌惮地发挥阴的一面。
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皇帝曾几何时也想励精图治,甚至愿意努力去实践礼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当他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之后首先对道德丧失了信心。他的消极怠工并不是针对某个官员而是对这整套道德礼治体系。明朝后期道德和礼的确发展到畸形。这一整套道德和礼治体系一旦被建立起来就不再受人们所控制而是处处限制人们的行为。一直以为传统社会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呼风唤雨。看过《万历十五年》才根本改变了我的看法,皇帝不过是整套制度系统当中的一个角色,而且最受整套系统的压抑和控制。
有些史学家,粗鄙地认为万历皇帝是慵懒的。其实,他是睿智的,看透了体制的本质。他是优柔的,放弃了对体制束缚的抗争。
初次接触书名,给我的直觉,无非是写万历十五年那一年发生的历史事件。该书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之呕心力作。最早在美国出版,该书的英文名字翻译成汉语就是平淡的1587年。大明立国近三百年,我国封建社会近两千年,但但摘取这一年,能写出什么样的历史?读史可以明志,读史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去解读那深邃沉淀的历史。我细细翻来,每天读那么一小段,合上书本之后,又再去慢慢回味。瞬间,那种弥漫着焦虑,挣扎,痛苦的人物,一个个活生生起来。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和事佬申时行,思想家李贽,军事家戚继光,清官海瑞,以及万人之上的万历皇帝,没有一个不是生活在痛苦之中,他们现实的遭遇和治理天下的宏大理想,都有着无法弥合的冲突。这些人都没有善终,甚至于抄家罚没。这是一本以平淡的1587年为基本支撑点,然后让人物陆续施展自己的政治包袱,现实与理想的碰撞,失败后的毁灭。
作者以一斑而窥全豹的方式,一丝一缕的分析,视野直指上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基本上都是以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来统治天下。历朝历代,都是通过庞大的文官集团,实行郡县制,来统治全国。隋代以后,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这些文官从小就饱读经书,满脑子的孔孟思想,都以仁政爱民为基本的做官准则,时刻要体恤民情,以民为本。这些封建社会的官吏,薪俸很低,要维持自己家庭的生计,享受锦衣玉食,根本无法实现。然后就行成了一套官场的历史潜规则。一方面道貌岸然的宣扬孔孟之道,一方面又鱼肉百姓,实现自己小团体和大团体的利益最大化,为自己的贪x腐坏找到更合理的借口。在封建社会,历代帝王,都是宣传以德治国,没有健全的,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即使有相关的法律制度,也被历史潜规则打破。同时官员为官的行为,又缺少及时的监督和制约,这就造成了官员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完全为自己的小九九做打算。官员的脸只会向上看,只对上级负责,又怎么会对百姓负责?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的尴尬和不安,也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接受的官场潜规则。当文官们在扪心自问和尴尬之后,聪明的大脑很快就会适应这样的官场潜规则,搜刮起民脂民膏,哪里还会有怜悯之心?
在这一制度下的悲情人物,首推海瑞。海瑞是个清官,是个楷模,正是因为寡而鲜,才能成为模范,满朝文官都是海瑞,何来楷模?当海瑞在孔孟思想的熏陶下,立志做为一个清官的时候,他的私人道德其实已经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公共道德,或者说官场潜规则发生了冲突。很多文官,都知道自己去贪x腐坏是不对的,但是,你要想在这个圈内生活下去,你就必须去贪x,去随波逐流,否则,只有头破血流。儒家思想的道德体系,给予了海瑞无穷的力量,让他无所畏惧的站在反对贪x腐坏的最前沿。可是,整个文官集团,都满足于现状,并安于现状的时候,他们所接受的孔孟之道的思想,就发生了根本的质变。一方面认识到遵守道德体系要丢官罢官,一方面又要宣扬道德体系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就会表面装作清廉的样子,背地里哗哗的数银子。越是高调的文官,越是最大的贪官。道德以阳的一面存在,而私欲则以阴的一面存在。当道德给他做了一个幌子的时候,私欲就可以无限制的膨胀。当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国家的时候,文官集团里的官员,则会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自己的私欲,每个人从骨子里并不鄙视海瑞,甚至是仰望海瑞,但是,没有人愿意做海瑞,这就是封建社会文官集团的现状。
对于孔孟之道的作用,历代皇帝都极力推崇。他们和他们的文官集团想用道德的力量,来统治他们的疆土和人民。用道德体系来保障乡土秩序,而不去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在1587年,万历领导下的文官们在勾心斗角的时候,西班牙人带着他们的坚船利炮,发动了对英国的全面战争。西方也拉开了全面的工业革命。历代皇帝都会被推崇为人的楷模,上天之子。万历从懵懂无知的小皇帝,到励精图治的精干皇帝,再到颓废无为的慵懒皇帝,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在年轻的时候,多么的想建立一个强盛的大明帝国,而且亲身去实行各种礼仪规范。来实现以礼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可是,当他在看穿了这些文官们的阴阳两面以后,思想发生很深的变化,开始了消极怠工。他的消极怠工,不是针对个别文官,而是针对整个道德礼治体系。在传统戏剧里,皇帝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了解了万历的遭遇之后,也明白过来,皇帝并非可以随心所欲,皇帝只不过封建帝制里的一颗最大的棋子而已,而且始终受着道德礼教体系的压抑和控制。
励精图治,呕心沥血的万历首辅张居正。他几乎开创了万历盛世,把明朝多年的积弊,表面上一扫而光,国库充盈,而实际上他为明朝的最后灭亡埋下了最大的祸根。他死后遭遇清算,其实与万历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他的性格造成的。从小就接受孔孟之道教育的张居正,身居首辅之后,一心只想把大明江山,打造的秀美绝伦。他所实施的改革制度和现行的文官制度格格不入,他没有从根子上发现,一次大改革措施,要从根本上能让绝大多数文官相安无事,否则理论上的完美,最终也是以惨败收场,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也是如此。他的死后被清算,甚至他生前所提拔的官吏受到牵连,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败,当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官体制上有缺陷的时候,他以个人之力,想改变整个时代,则是多么的渺小无奈。以至于后来的首辅申时行,好像看透了其间玄机,做起了和事佬,成了一个万历皇帝和文官之间的缓冲剂,为此不惜牺牲原则。他们二位的做法,初衷都是好,都是想让大明帝国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起来。可是张居正的缓冲剂失效了,造成了他死后的被清算。在文官集团和万千小民之间,明朝所采用的就是以礼和道德来维持国家秩序,也可以理解为,明朝并没有真正以《大明律》来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礼教,而道德和礼教又是比较抽象的一些准则,在私欲面前,不堪一击。正是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悲剧。
历史就是这样的神奇,透过历史能读懂未来。历史总是在创造匪夷所思的故事,相同的历史,由不同的人去描述,就会有不同的历史观。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不同的人发现的细节不一样,所得到的感悟就迥然不同。《万历十五年》所表达的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绝对大多数的人都穿了件绚丽的外衣,那就是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万历十五年》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著作,他的作品不但通俗易懂还带有哲学和社会见解。用形象的文字和意味深长的伏笔让这本书的内容升华,成了一本受众人喜爱的好书。
张居正的名字想必学过历史的应该无人不晓吧。这位身居首辅之位,当太子老师的人一生以节俭朴实,安定国家为初心的忠臣自始至终受人尊敬,但他的改革新政却引起了以先贤之训为守则的文官的不满,像文官这样保守且饱读天下书籍的人怎会对这种改变古人做法,树立新风气,标新立异的人置之不理呢?很快他就受到俗称“反张派”的人各种人身攻击和谣言,果不其然在他死后,他的名声一落千丈,就连皇帝都对他老师死后败露的“丑事”与一生所希望的背道相驰而失望。所以如果想要有一个安定的国家,就要搞好内部关系,因为你身居高位,你的一举一动都惹人眼目,如果你无法服众的话,你的单位组织就会受到民意降低,至而导致连索反应,每个朝代大都是栽于“朝庭”这个组织的失败领导,让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秩序的平衡破碎。
海瑞是我国的著名清官,以刚正不阿,和机智守法出名,关于他的佳话并不罕见,但官场风浪大,这样一根“眼中钉”怎能不除掉呢?于是海瑞多次被罢免官职,被人遗弃,他为国家甚至连皇帝都骂了一次,这样不惧威的爱国忠臣终究受到赏识,此外他还是个有骨气的人,对普通的职位提出抗议,可国家领导人却不敢惹他,因为他的重要性和他的品质已让全国人民敬仰。
这真是一本好看的书。
至于其他人如抗倭名将戚继光、清官海瑞等等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一套制度下的悲情人物。
在《万历十五年》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相混淆,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归结到道德问题,人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隐瞒私欲表现出道德崇高的样子,加深了每个人阴阳两面的分化。阴阳两面的严重分化的结果就是表面上一套实际上一套,令所有人都不再相信道德。黄仁宇指出,儒家思想的道德力量在人们对它相信的时候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作用的,像文天祥这样文弱书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而当所有的文官集团和所有的民众都不再相信道德时,这样的统治就岌岌可危了。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以德治国有问题,而在于私人道德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压抑了人性和自由,但压制不了的私欲以阴的一面存在和膨胀。
事实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最近看完了《万历十五年》,明朝万历年间的重臣,张居正、戚继光、申时行、海瑞……无一不以悲剧收场。甚至万历自己,在这种文官集团体制之下,也只能无为而治。由此可以看到一种强大体制惯性所带来的悲哀。他们每个人都各有特点,亮光闪闪,也试图做出改革,但最终失败,大部分人还落得个革职、入狱、自杀的下场。一群文官为了整个集团的平衡,国家的武备、科技的革新、商业的发展都陷于停滞。
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是指:以一个时间基点为原点,前后各推一段时间,梳理整个大历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终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观感”。具体到万历十五年,即为1587年为基点,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明清两代为中国封建制度画上了一个句号。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从明成祖设立内阁,到清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明清政治达到专制顶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庆新政和张居正改革为后世治国者所称道。经济上,从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开始,到清代中期的摊丁入亩政策,农业人口激增,农业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农耕文明达到极盛。
在江浙一带,则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制造业、纺织业等成为解决地方人口就业的重要产业。军事上,统一多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边防矛盾呈现由内向外转移的过程。制度得以完善,中国疆域空前辽阔。
北方诸镇的边防措施万里长城得以修复,火器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军事领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装在镇压内部起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学高度统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选拔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也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下部书准备看看《彩色欧洲史》。
明史有“税重民穷”之说。如果意在说明当日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同期英国税收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等。“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辽阔,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类似“潜水艇肉夹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制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
张居正精明能干试图经济改革,申时行中庸诚信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奉行儒家传统道德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实干主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李贽清高矛盾试图打破儒家的一元宇宙观,结果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名裂。就连九五之尊的万历皇帝,本有中兴之愿,但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形象反转,天子家事又屡被臣下干预,眼看死后都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并肩长眠,早已厌倦在各种典礼上充当木偶的他也终于心灰意冷,怠政三十多年。
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其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
单一意识形态体制所造成的困局还表现在,它不能承认自己自己存在问题,因为怀疑终极价值,就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如此往复,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执行者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必然是掩盖之。在这个体制之下,因为终极价值理论上的不可怀疑和体制事实上的漏洞百出,整个体制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形式:人人都在用阳的一面,也就是终极价值来掩盖自己的阴的一面,也就是个人私利。当社会日趋参差多态之时,体制所要求的单一化,同质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齐划一的集体开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其必然碰壁。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态。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既无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距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职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做标准,则前后想通。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考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去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技术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底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而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气地理关系的影响。
自小读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的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为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机构作为行政基础。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中国儒家学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它国家低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中国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
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进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额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为基点,和日本的大名政权,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中国立国以来以贫民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
今日中国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为司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中国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中国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发夹、到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成能亦成为可能。
总体而言,《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可分割,也不变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
还没看这本书之前,我对万历皇帝的印象就是明朝的荒唐皇帝,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可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才知道万历皇帝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由于嘉靖皇帝的荒唐事,万历皇帝的母亲和首辅张居正在他小时候用儒家的道理来教导他,要求十分严格。例如万历皇帝很喜欢写大字,而且年幼时就能写很好。可正是由于这样,首辅张居正并没有表扬他,反而剥夺了他写大字的时间,认为是浪费时间,改学四书五经。在我看来,一个孩子能把大字写得很好,是值得称赞的。可万历皇帝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被剥夺了写大字的爱好。可以说万历皇帝的童年是很艰苦的,没有一点乐趣可言。欲带皇冠,必承其重。也许在大多数人眼里,这是身为人君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万历皇帝也是一个人,他也有作为一个人的需求,他也渴望玩耍、表扬。万历皇帝执政后期的荒唐与童年长期的压抑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现代教育比较注重鼓励孩子,关注孩子的身心发展。
而万历皇帝登基后,在位初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亲政后,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期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这些都是万历皇帝的功绩,但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印象中的万历皇帝都只是一个荒唐皇帝而已。因为万历皇帝执政后期,常常沉迷酒色,荒于政事,致使大明王朝逐渐走向衰亡。而为什么万历皇帝会突然变得如此荒唐呢?这又不得不提他的太傅张居正了。张居正生前的名声很好,万历皇帝也很信任他。由于改革,张居正得罪了很多人,在他死后,他的政敌开始攻击他。起初,万历皇帝还是很信任自己的老师,维护张居正。但张居正本人在改革期间,由于过于自信和心急,有些手段不太光明磊落,并不符合他臣子的身份。而且张居正并不是清廉的人,他经常收受手下的孝敬。也许在张居正看来,自己位高权重,一心一意辅助皇帝,底下官员的孝敬是应当的,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在张居正逝世后,他的这些过错就被他的政敌利用。当他的这些行为被曝光后,万历皇帝觉得自己被骗了,在他心中太傅是忠诚的、清廉的,可事实却狠狠打了他一记耳光。这与他一直受到的儒家教育并不一样。至此,万历皇帝终于了解到儒家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本质了。万历皇帝的信仰崩塌了,他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所以万历皇帝后期变得如此荒唐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在这本书的末尾写到:“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它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这就是作者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得出了的历史结论。
当历史的问题牵扯到地理环境时,似乎一切已经注定。气候天决定,文化随之产生,历史的大环境也就矗立在那里了。那么,在既定的环境中,历史人物又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呢?在《万历十五年》中,作者通过几个不同人物的故事串联起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比如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
写到张居正这一章的时候,作者拟定的章标题是——世间已无张居正,也就是说书中阐述更多的是他的落寞和跌入谷底之后朝局的变化。何以一代内阁首辅身前地位显赫风光无限,死后被鞭尸,被抄家?也许,从他的一生,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理解社么叫物极必反。活着的张居正总是幻想凭借一己之力来改变一个国家的发展,他的威严、权利和智慧不仅在小皇帝身上展现出来,也笼罩在整个朝野。他想当皇帝吗?其实不见得,从他不遗余力的改革赋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来看,他也许真的希望这个国家能在他的努力之下蒸蒸日上。只可惜他太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忽视了一个事实,推动历史的发展不是一个人的事。他自身就处于明朝这样一个文官体系当中,当他把所有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者贬黜的时候,就打破了整个体系的平衡。
在当时明朝的大环境中,张居正站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度,心中可能有这样的独白:“万人阻挡又怎样,权利会帮我达成所愿。”他不顾整个历史环境的力量,不考虑文官系统里其它人的想法,一意孤行,希望通过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处理公务,最终的结果历史给出了答案。当他孤独前行的时候少有人真心实意的成为他的同伴,当他死后大部分人对他群起而攻之,表达不满。
申时行同样作为明朝首辅,并不如张居正那样“有名”。他深知自己处于怎样的一个环境中,没有锋芒,更谈不上毕露。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他更愿意成为和事佬,不触动谁就会相安无事。作为张居正首辅之位的下一任,他看到了前任处事风格之后的下场,因此他不会去重蹈覆辙。
除了厉害关系让他没有做烈士的决心外,他对环境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在既定的系统中,身为首辅也只能按照整个系统中的共同意志办事,能够恰如其分的调和其中的矛盾,并对大家起到感化和领导的作用才是首辅的角色需求。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任职期间他努力的穿行在百官和皇帝之间,尽量的平和政治波澜,希望凭借“诚意”建立起信赖,通过恕道期望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申时行的做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历史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大明更不会。对待一个岌岌可危的病人,张居正的猛药行不通,申时行的小米粥同样没有用。
除了通过两位明朝首辅来阐述自己的大历史观,《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还煞费笔墨的写了这位一代名将戚继光,很明显他是偏爱戚将军的。在书中作者写到:“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可避免,而他的成功在于他善于运用技术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戚继光没有像张居正一样超脱于环境之外,自负的以为自己可以搞定一切,而是灵活的适应环境,斡旋在各种关系中。也没有像申时行一样“看透”了环境,将希望寄托在所谓的“诚意”上,而是依据环境采取了必要而可行的措施。他严格练兵,创造的各种战术虽不先进也多有弊端,但是符合当时的军队人员构成和经济技术水平的。
从明朝整个大的历史环境来看,似乎戚继光对环境采取的措施更值得推崇。其实,未定。除了由于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历史环境之外,每个单纯的个体也处于自己的小环境中。试想一下,如果戚继光处在张居正的位置难道就不会通过权利铁血施政吗?如果申时行只是一方将领他是否会摒弃犹豫不决胆小怕事呢?如果张居正处于首辅之位时和申时行一样看到了前任的不幸,说不定也会小心翼翼,忐忑前行。再往前推,除了职位环境的不同外,每个人生活成长的环境也不同,形成的观念和理念也不同,所以就算历史倒退,试图去寻找一种周全的做法改变明朝的的结局也是不可能的。
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如果非要问我《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看完之后有哪些启示和借鉴,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比以上人物平凡很多的普通人,成长的时代也不同,处事之道是借鉴不来的。但是,看待事情的宽容度可以更高一些,不要总拿中国和外国比较,历史都说了,地理环境决定了很多的不一样。不要看到某种行为之后就说三道四,你不是别人,你看不到别人的小环境。
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就是"万历十五年平淡无奇,明朝注定灭亡。"也就是说,在平淡无奇的一些日常生活背后,导致了一个不平凡的大帝国的灭亡,这实在是非常经典的。你仿佛看到冰山上面的一角,然后感觉到底下有一个巨大的冰山,在支撑着它,使你认清一个历史的必然性,明朝的灭亡并不是决定在李自成打进北京城,而是决定在万历十五年。
我们可以把万历十五年这个时期的明朝看作是一个家族企业,万历皇帝就是这个家族企业的继承人、董事长;把第二章所写的首辅申时行当做是他任命的CEO;把第三章写的张居正这个人,当作是一个前任的CEO,你可以比较前面的CEO跟后面的CEO做法有什么不一样,从而影响了什么样的一个未来;第四章,"活着的祖宗",你可以看作是这个家族企业所遗留下来的一些企业文化、企业的价值观,所带来的一些制约,祖宗虽然已经死了,可是仿佛活着,你的权力和限制都是来自祖宗,但是到底对一个人影响有多大,又与这个人的能力有关系,如果万历是唐太宗或者康熙这样的皇帝,把他摆在同样一个地方,做的肯定是不一样的事情。
第五章所写的海瑞,是一个低阶别的政府官、地方官,有点像我们分公司、办事处的主管。他们直接接触客户,立即服务,为当地服务。然后他也会产生书中所讲的困惑:到底是听朝廷的,还是要听老百姓的?类似这种矛盾。像以服务为导向的部门,自然是以客户为先。但是,朝廷的意愿与百姓的心声,永远是两难的选择。
接下来戚继光。戚继光是一个将领,他去打倭寇,这比较像行销部门,跟竞争对手作行销的战争。例如我从台湾被派到大陆来,就是一个外派的将领,就是要来攻打这个市场。而在打仗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用掉公司大量的资源,但这个仗要怎么打,公司就要因此决定怎样去分配资源。
如果说"活着的祖宗"代表了历史的包袱、历史的价值观、或者是朝廷上层的价值观,第七章讲到的李蛰正好相反,代表的是下层平民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他比较接近老百姓,可是跟上层的思想体系有一些冲突,是"自相冲突的哲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000字学家"。这就好像刚进公司的大学毕业生,感觉公司的上层,就像是"被腐化的知识分子",权力很高,已经萎靡了。
从第一章念到第七章,从"公司董事长"内心的转变,一直看到普通人的思想。然后你会慢慢醒悟,平淡的"万历十五年"如何决定了几十年后明朝的灭亡。把它归到你现在的企业里面,或许这一周也是平淡无奇,和以前一样,但可能公司未来的五年就决定在这一周,不是因为这个礼拜产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变局,不是!而是在这一周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冰山、一个很大的体系在运作,有形的官僚体系,加上无形的思想体系在运作,而导致了你五年后的景况。
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所以很值得我们去品读。
海瑞其人——他的身份作为一个传奇比他活生生的本人更为有血有肉。面对这个污浊的世界,海瑞以为只有自己看到了黑暗,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
然而他是糊涂的,事实证明,徐阶看到了,高拱看到了,张居正也看到了,他们不但看到了问题,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海瑞唯一能做的,只是痛骂而已。当他回顾他的做官史,他还是一个小小教谕的时候,面对知府的视察,他拒不下跪,因此得名“海笔架”。纵观他那没有一丝灰色收入的一生,可以称其为“自然经济的忠实拥护者”。当他成为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他敢于直接向皇帝上奏,说他一意修炼成仙;竭尽老百姓的脂膏,滥兴土木;二十多年不临朝,法规纪律松懈。官吏贪赃枉法,胡作非为,老百姓无法生活,水旱灾害时常发生,盗贼四起而且越来越厉害。
陛下试想当今的天下,是什么样子啊?连嘉靖看了都连连摇头,说:“这个人大概是比干吧,可惜我不是纣王。”看到了帝国的黑暗,只是一个义愤填膺的勇士,却不是一个好的执行者。他的身份作为一个传奇比他活生生的本人更为有血有肉。从始至终,他只是一个传奇的榜样,和一件好用的工具。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感受:那就是被主宰的悲哀命运。我觉得这句话适用于这本书里面的每一个人。
黄仁宇的这本《万历十五年》,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读起来有如在读一本小说。他的文字虽然通俗,文笔也不失生动,却在深入浅出中演绎了深刻的道理,字里行间充满了微言大义,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开辟了一块新的天地。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人都会觉得,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是只有历史书上才真正灵动、有趣。
读到张居正时,我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当时,张居正搞经济体制改革,在道德立国的环境下,试图改变文官系统,以效率代替道德伦理对官员进行绩效管理,却得罪了全体官员,招致死后两年被抄家。申时行试图建立和谐社会,希望通过诚意感化官员们道德的一面,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却因为立太子一事被迫辞职。海瑞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却仅凭一人之理想,干预境内的农田所有权,同时损害了地主和农民的经济利益,而被迫辞职。戚继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采用现代军事理念管理军队,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张居正倒了,戚继光也跟着被革职。李贽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提倡功利主义,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最后选择了自杀。作为他们的统治者万历皇帝,实际上也失败了,虽然贵为皇帝,他并不自由,他不能出皇宫到各地视察,不能将自己喜欢的儿子立为太子,甚至不能决定死后和自己喜欢的嫔妃葬在一起,于是他三十年不理朝政。
从他们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整个明代社会在发展,但是国家管理系统却保持原样,而且一切改革都被视为异端。所以那些历史人物虽然努力想作出改变,但在整个一成不变的体制面前却只能碰壁,帝国也就走到了尽头。
以史鉴今,通过读《万历十五年》,我们了解到,法治与德治在中国自古就是一对矛盾,当今中国正进入社会转型期,改革所产生的利益的重新分配,需要我们居安思危,时时去拨开安定的表象,看清这个时代的脉络和架构。这也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不要片面了解历史的一部分内容,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每个人物与每个朝代又为何会发展成这样。
——我们无奈与幽暗,也尽量做到让幽暗无奈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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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是一出悲剧。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和挣扎,但迫于环境,他们最终一一失败。失败的不是他们,是明朝,是时代,是万历十五年的所有人。
这场悲剧的核心,在于朱元璋的顶层设计能力太差,没有靠谱的治国框架,又非常的幼稚,最后沦落到以德治国。小时候看古装电视剧总觉得里面的事情都没法理解。
大臣们为啥因为皇帝立谁当皇后、当太子,吵得不可开交,以死相逼?大臣们为啥成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来吵去?为什么倭寇这种东拼西凑的强盗帮,能对明朝造成那么大损害?为什么当官的人一定得四书五经,文章写的好?不应该考察管理能力什么的么?
事有反常必有因,因,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框架。在明朝,德是治国方略,德是行政依据,德是文官集团的底盘。德是治国方略。皇帝就必须成为德的最高代表。所以皇帝要不停的出席各种卵用没有,纯粹作为象征意义的活动,以此来强调自己的德。而文官集团会严密的监督他,因为皇帝有德,政权的合法性才能稳定,文官才能高枕无忧,这是文官集团的命根子。
德是行政依据。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了,由无数个农村组成,国家的行政效率又太低。每件事情如果认真去判断,成本极高,文官集团是吃不消的,不如用规则极其简单的德来判断。所谓大道至简嘛。
德是文官集团的底盘。既然是以德治国,官员的核心能力也就成了德,所以,长袖冠衣,三滤长须,雍容雅正,成了文官的经典形象,至于能力,不重要。整个文官集团,基于表面上的共同信仰,绑定在一起,这就叫底盘。
在这个框架里,最开心的是文官集团,他们也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对上,他们严格要求皇帝。不能有丝毫自身的特点、私信、个性,一定得代表好「德」。对外,他们打压武将集团。因为德既然是最高代表,稳定就成了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出了乱子,本身就是无德的表现,那武将的平乱,又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再说,文官要求德行,武馆要求能力,文官自然看不上武官。
对下,他们基于「德」的要求治理老百姓。判案的时候,哥哥和弟弟,就判弟弟错。穷人和富人,就判富人错。丈夫和妻子,就判妻子错。对事实的考量?他们才不在意呢!
对内,他们组成一个个利益集团,相互间争斗的极其厉害。几乎每一次朝堂上的争端,或者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被用来党同伐异,维护自身利益。对自己,他们表面标榜道德,背地里极尽私欲。即使比较清廉的官,也觉得搞些灰色收入理所应当。在这个以德治国的框架里,你会发现,一切都解释通了。
大臣们为皇帝立谁当皇后、当太子,吵得不可开交。是因为皇帝违反了立长的道德规则,而违反道德,就会触动统治合法性的根基。大臣们成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来吵去,表面是为了小事,实际是为了铲除异己,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都是利益。
倭寇这种东拼西凑的强盗帮,能对明朝造成那么大损害。是因为武将被打压的过于厉害,军事极端不受重视。当官的人一定得四书五经,文章写的好,而不应该考察管理能力。因为以德治国,官员的核心能力,就是德。
在这个诡异、崩坏,江河日下的系统里,很多人在做着自己的反抗。万历和正德发现文官集团表面冠冕堂皇,背地极尽私欲的真相,决定不再合作,一个不上朝,一个成天出去打仗。
张居正想要中兴明朝,整顿税收,大权独揽时尚能推动少量地区执行,却触动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所以一死,所有改革全部恢复原样,自己也身败名裂。申时行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不再强力推动,改成和稀泥,努力在协调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做好事情,缺只是小修小补,还被文官集团骂道德不够。海瑞选择相信德,过的一贫如洗。但受时代所限,他判案仍然是根据德,而非法律。同时他太扎眼,为整个文官集团所不容。
戚继光非常现实,从小兵用的武器、战术,到治军方略,战略战术,都按照实际情况来。该送礼送礼,该送美女送美女。即使这样,在他的靠山张居正倒台后,他也被迅速罢官。
李贽的悲剧,不在于最后的自杀,而在于他从来没有圆融一体,自身思想前后矛盾。他希望能弥合文官集团的私欲和道德,这几乎不可能。「万历十五年」里的每个人,就这样在激荡和反抗中走完了一声,迎来最终的大失败。以上,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框架。这个框架不仅能帮你更加理解明朝。其所揭示的问题,很多在当今依然存在。比如老百姓期盼清官,缺不呼唤法制。一堆人对封禁咪蒙弹冠相庆,缺又对另一些封禁的内容扼腕叹息。德治的弊病,思维的惯性,早已延续了几百年。
而这本书带来的方法论,则是大历史观。历史里的八卦,个人的命运,各种奇闻异事,悬案迷踪,都并不重要。要把眼光拉长到三五百年,看到大的历史脉络。观察不妨细致,格局却要宏观。这句话,是对《万历十五年》最好的注脚。
《万历十五年》:个人认为这不算是一本历史书籍,因为我用了四年时间,每看必有新的收获。总体来说,讲述了万历皇帝长达几十年不上朝的一个心理描写,并根据这个铺展开来,讲述了有明一代,封建官僚暨知识分子在面对孔孟之道、朱熹之理和纷繁复杂的现实时,是如何抉择的。而这其中,海瑞选择了道德的高尚,一生清贫,却屡遭排挤;首辅申时行选择了中庸之道,极力缓和,调节各方面的矛盾,晚年却被弹劾回老家;一代名臣张居正选择了改变,却在死后遭遇了抄家和鞭尸。孤独的名将戚继光面对腐朽的明朝军事财政制度,选择了依靠张居正来完成自己毕生梦想,最终张死后被弃而不用;而李贽,选择了面对选择了坦白,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就是为了荣华富贵,就是为了封妻荫子,哪有那些道德君子所讲的,匡扶天下,救济黎民百姓。他们所有人都是悲剧,无一例外没有我们现在人意义上的成功。在他们实现各自政治理想的一生中,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也许不同的人会读出不同的感悟。黄提出“大历史观”,就是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去思考历史事件,而万历十五年貌似写的是1587年,其实是从这个长久以来的封建统治制度来书写这一年,而60年后明朝即亡。
中国政治生态中的阴与阳——读《万历十五年》有感1500字
中国的政治生态涉及的方面太多,有很多相关的书籍描述,我在这里就简单阐述一下其中的“阴阳”之道,当然是个人浅显的理解,必有很多不成熟的观点。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把矛盾运动中的万事万物概括为“阴”、“阳”两个对立的范畴并以双方变化的原理来说明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以我个人的理解,“阴”代表不能对外界所公开的、不光明正大的状态,“阳”与“阴”相反,代表那些公之于众的、对外宣扬的状态,简单来说阴阳即善恶!作者在本书中多次提到,中国古代官僚存在“阴阳”双重性格,即一方面以儒家思想所标榜的仁义道德作为自己做官的宗旨,大肆宣扬以天下苍生为己任,而不计个人利益的得失;另一方面却在背地里追名逐利、滥用职权,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利己主义者。
作者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很多官员向皇上直言进谏,大骂皇上昏庸无道,在我们看来这个大臣太有勇气了,冒着掉脑袋、诛九族的危险指责当朝天子,真的由衷地佩服。但作者却说很多诤谏者并非正直尽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这些人把正直当做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这就是所谓的“沽名卖直”。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等有趣的事情,在现代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为了流芳百世的名誉,竟不惜以个人及家族的生命为代价。
我们熟悉的几位明代大臣,无不包含这两种性格。张居正是典型的表里不一的官员,表面上要厉行节俭,被抄家之后才发现他的生活作风是多么地奢华,为自己建造一座官邸就花了上百万两银子!申时行深谙官场之道,所以被批评为一个两面派、和事佬,这种官场的“老油条”现在也不胜枚举。就连我们非常敬重的戚继光也不例外,除了民族英雄的光环外,他背后的政治手段也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觉得最不明显的就是海瑞了,他一向讨厌这种双重性格,所以严以律己,是一个真正单重性格的理想主义者,但在那个时代不会包容一个这样纯粹的人,所以他被认为是一个疯子。
“阴”、“阳”双重性格,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古代,世界各国、各个时代都存在这种现象。官场如此,其他行业亦如此,尤其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某一个单位的A部门的小李获得了一次销售大赛的冠军,为了表示祝贺,A部门全体领导要为小李举行一次隆重的庆功宴,并邀请了这个单位的大领导莅临指导,这让初入职场的小李很惊讶,没想到自己获得一项荣誉领导们这么重视和关心,心里真是倍感荣幸。宴会上,气氛并没有小李想象的那么轻松,单位的大领导坐在最上座,部门的领导两边对称而坐,而主角小李却被挤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首先是各位领导致辞敬酒,当然还是从单位领导那里开始,前几位领导基本都是祝贺小李获得了冠军,部门领导则着重感谢单位领导的重视与支持,而越往下小李越觉得话锋不对,祝贺、感谢的话简单两句总结后,便开始了“诉苦”:部门的几位管理人员向单位领导抱怨本部门基础设施、工作环境、资金状况都不尽如人意,希望单位能够给予更多地关怀;近期本部门其他几位同事也参加了类似的比赛,希望领导能够给予相应的鼓励与支持;以小李拿到冠军为契机,能否向单位申请一笔技术创新的资金......然后部门最大的领导开始向单位领导详细阐述具体的情况,单位领导全程以笑脸相对,在这么多人面前只好做出简单地口头承诺。终于等到小李发表获奖感言了,他把之前背的稿子流利地说了出来,首先当然是感谢单位、部门的支持与帮助,其次感谢身边同事的指导......而自己的付出与努力却没有提及,最后部门领导说了一句“小李讲的好啊!”,全体成员鼓掌祝贺。小李终于知道,此次的庆功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以为自己庆功之名,来表达部门各项利益之实。这种类似于酒桌上的谈判,很好地体现了其中的“阴”与“阳”。
归根结底,是中国传统上习惯用道德代替法律。“阳”是美德的一面,“阴”是丑陋的一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性善论”,提倡用道德教化丑恶,让“阳”占据主旋律,乃至代替“阴”。现实中却没有那么理想的结果,即使道德再高尚,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内心的“阴”,两者是相生相克的矛盾体。所以就需要一个外物来继续制约“阴”,这就是法律,法律的产生是解决道德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且法律应该优先于道德的,这在今天我们看来再正常不过,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把两者颠倒,重视道德的培养,而忽视法律的程序。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这一年,明王朝的模范官员海瑞、著名将领戚继光相继离世,在历史的长河里似乎仅掀起了些许浪花。而在黄宇仁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里,这一年,又仿佛暗含玄机,确是颇为值得探究的历史节点。
纵向而言,1587年距明开朝(1368年)已有219年,距明亡(1644年)尚有57年。此时的明王朝治国早有祖制,统治思想上则信奉僵化的程朱理学下的孔孟儒家,甚至将其视为司法、理政的判断依据。看似一切均按部就班、井然有序、日臻成熟的王朝旧制,仅余的数十年气数,却又无不在提醒后来的诸位看客,实则危机早已潜伏。
横向观之,在黄仁宇先生截定的1587年之剖面下,万历皇帝正当24岁的盛年,却已登基15年,其老师兼前首辅张居正已溘然离世5年。执政的前十年亦是万历帝在位最有作为的十年,开创了“万历中兴”的盛世局面,这些均与首辅大臣张居正励精图治,强力推行系列改革密不可分。当然,当时尚在少年的万历帝眼里,凡事以老师的教导为最高准则,名为万历中兴,实乃张居正的个人意志使然。尽管开朝皇帝朱元璋为巩固皇权而废丞相,凡事均需皇帝钦点,长此以往,必有后来皇帝不堪重负,随之,内阁制度应运而生,加以明朝的监察、秘密警察之制,皇帝既在脑力、体力上得以解脱,又分散权力防止下臣专权。但是这仅是理论上的完美无瑕罢,实际情形往往大相径庭。张居正竭力辅佐万历帝,一心图治的他断然不曾想自己的专权,死后引发臣僚群起攻之,终遭皇帝的唾弃,落得个死后两年便被抄家,险被鞭尸的悲惨下场。
587年,即位15年的万历帝,无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上均略显疲态。这位从小生活在帝师张居正影响与约束下的皇帝,雄心当立之时,受了反对派的引导与蛊惑,当务之要便是极力清洗张居正等人势力,似乎一扫了多年来的压抑与阴霾。然而,此时的万历仍然毫无冲破藩篱的快感。约束依旧,自己如同重又被新的人所绑架。自开朝以来,朝廷便被文官集团所占据,虽然争吵毫无休止,但正是这毫无休止的争论构成了一股难以逾越的力量,使得国家机器在预设的规范与轨道内有条不紊的运转着。在万历看来,自己恰像一具木偶,在群臣的摆布下立在当在的位置。他愈发地感到,老师张居正的倒台,真正受益的是倒张派的臣子,他不过是顺势推到了最潮头罢!然而内心的一点悔意,终究被一时的蒙蔽与情绪所淹没,何况自己还是九五之尊的皇帝,岂能随便食言。于繁杂喧闹的朝堂,万历更觉这无穷尽的上朝的无趣与累赘。
所幸的是,在没有张居正的5年里,新任首辅申时行颇懂为臣之道,举凡政事皆处理得滴水不漏。然而,彼时的首辅申时行内心亦颇为复杂,以至于才五十有二的他,便早已鬓发苍苍,显现出处未老先衰之态。原本作为候补之一的申时行,时来运转之下,侥幸坐上了首辅的高位。不过,此时的首辅亦如此时的皇帝,职业的矛盾如影相随。前任张居正的前车之鉴,无疑让其如履薄冰。
申时行深谙,开朝以来,王朝的运转全依仗道德的力量得以均衡维系,而道德的传承则在于出身于士人阶层的文官集团,所有的典章制度均在文官们的直接干预与操作下得以完成。明朝开“八股取士”之先河,考试的标准化虽大大减少了评判的难度而更具操作性,但其束缚人的原创思想亦是立竿见影的,诚然这是为统治者所愿见的。这也催生出一批固守陈规、僵化教条的文官士子。自然,本朝的法律已置于道德之下,具体的事务甚至司法判决,全在于为官者的道德评判,而具体操作的技术层面亦无实际的依据,往往为个人的好恶所左右,行政的成效自是大打折扣。绵延两百年下来,俨然形成了连万历帝都深感巨大的力量。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业社会,王朝的统治只能通过各级文官与底层的大多目不识丁的农夫勾连起来,因而,施政的核心便在于推行能让文官能所遵循的文牍范本。当初,前首辅张居正一意力图打破这种僵死低效的局面,却终究被这无形的力量所扼杀。
不过,扼杀张居正的力量明面上为其改革将大多数文官置于对立面,而底下的暗流则在于张居正忽视了文官不愿公开的私欲,升官发财实则为无数士人毕生追求的梦想。虽然开朝以来,本朝官员的待遇并不高,但是这仍阻挡不了士人们做官的热情,暗下的俸禄自是丰厚无比的,范进中举即为一例。那些仁义道德只是停留在嘴上说说,实际执行时又另有一套标准。这阴阳之间的关系,张居正显然挂一漏万了,其触动的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奶酪。
首辅申时行对此阴阳之道早已心知肚明,其施政要义则在于平衡之术,皆以妥协维持局面为主,而不一意孤行地去达成自己所愿。即便如此,言官对其攻击未曾停过,先是其极力与张居正撇清关系,后因其过于妥协。终究其在拥立太子的事情上,文官们不愿意看到其在此事上拥戴新功,一番攻击之下,被迫辞职挂冠归田。
王朝的文官们大奉阴阳之道,万历帝见得多了便更加感觉无趣而心生厌倦。倒是一位叫海瑞的官员,在如此封闭保守的官场上仍秉承操守,敢于自我牺牲,似一股清流倾泻于污浊之上。只是清者如海瑞者一生命运多舛,几经浮沉,最后一次出山已七十有二,不过是文官们看重他高风亮节的名号委以虚职,以宽慰老百姓的心罢了!
至于青史留名赫赫有名的武将戚继光,在当时重文抑武的情境下,处境并没有历史教科书上所言之好。明王朝的武将几乎皆为文墨不通的粗人,故而对于带兵打仗并无实际的理论可支撑,统领军队的则是文官甚至太监,前朝震惊中外的土木堡事件正是太监领兵的杰作。武将的功绩在文官们看来,不过是其高谈阔论中一句话的事情,显得微不足道。也只有这样的武将,皇帝才安心稳坐金銮殿。只是军队如此低下的战斗力,无怪乎东南沿海屡被一干倭寇侵犯。如同戚继光这样文韬武略的将领自开朝以来皆为凤毛麟角,此自然为文官集团所防备。若不是前首辅张居正的鼎力支持,其一番精忠报国的抱负恐如空中楼阁般化为泡影。他的命运实与张居正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张的悲剧亦导致了戚继光后期被万历帝革职,一代将星在贫病交加中了却残生。
而横空出世的明代思想家李贽的出现,更如同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怪胎。这位出任过万历朝官员的学者,骨子里对于当时社会僵化的思想、保守的思维而极为蔑视的,尤其对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极为批判。彼时,曾为领导和改造社会力量的儒学,俨然成了限制创造的牢笼。以至于其下半生弃官在湖北麻城的佛院里著述立说,试图洗刷这沉闷的空气。尽管其本身处处充满了矛盾,但是这种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之举是值得肯定的。其一些主张是切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是不为文官集团的重视与采纳罢!直至人生的终点时,终引起文官们的群怒,抓捕入狱自刎而亡。
彼时,在地球的另一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将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在北京皇城北面的白水黑山间,努尔哈赤去繁就简创立的八旗军队正致力于开疆拓土。而1587年的大明帝国看不到任何励精图治、鼎新革故的气象,反而自皇帝至低级官员愈发的暮气沉沉、固步自封。
此时封建王朝实则已进入了一条幽暗的死胡同,中国的大地本可以穿过这条所谓的胡同通往新的世界,只是历史没有假设!一切起于偶然,实又必然!王朝的轰然坍塌早已列上了日程,此即为黄仁宇先生探微知著的内在逻辑罢!
选择阅读《万历十五年》的原因与《明朝那些事儿》有极大的联系——《明朝那些事儿》常常与《万历十五年》拿在一起被人比论,而《明朝那些事儿》也被我划在小说一类中我很喜欢的历史文学类系列丛书。我对《万历十五年》产生好奇,自然也有理可循。大约花了一周读完这本不算厚的“史书”,又延伸了一下相关史料,我开始写这篇读后感。
首先是我了解到的有关本书的地位评价。《万历十五年》可以说是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症结。“万历十五年”即指公元1587年,本书开篇黄仁宇先生就说明了为何要单讲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从目录我就产生了亲切感,我想这样一目了然的目录更方便读者从中寻得因果。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李贽、戚继光等人的名字一挂,我也就大概了解了作者行文的方向与着笔点——这本书取一年为题,前后延伸,通过几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和故事讲述着明朝的历史,甚至是整个中国古代的专制体制。
结合阅读和课下资料查找,我认为本书要讲述的最终论点是中国古代落后的原因,也就是道德代替法律。在我们高中所学和课外阅读不太难想到,集权的目的是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几个方面实现对权力的集中,但是读完《万历十五年》我又会想,真正意义上的集权是否一定取决于皇权呢?站在本书引导的角度,国家的专政体制发挥着最大的作用,不仅仅是皇帝一人,还有他背后的文官集团,更可以追根溯源说是儒家思想。因此书中所再三“强调”的万历皇帝不能立心爱的女人为皇后、不能立喜爱的儿子为太子,不能决定死后自己和妃嫔的墓葬——万历在史上一贯消极的作风或许我可以将其看做一种无形的抗争。从某种角度看万历一直在和庞大的集团做着对抗,在以往的历史学习中老师称之为中央集权的斗争。权倾朝野的张居正、颇有思考的申时行也一直在背负着那个庞大的文官集团的压力——这就是国家的制度——或者说道德制定下的制度和法律。(均为不专门学习研究历史的我的个人看法,如有误解之处还请老师原谅)。那么按照我的这种看法,书中花费诸多笔墨去记述礼仪、制度,我也可以对自己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了。 括而言之,《万历十五年》给我的感觉比《明朝那些事儿》要更为稳妥真实,读它的时候更像是在听一位年高德劭的学者在细细向我分析,但是它和那本书一样在于二者的语言都平和而浅近,使我这个仅仅是对历史感兴趣的“门外汉”也能得到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与思考。相比而论,我可能会更喜欢《万历十五年》。
读完这本书我也有了关于自己的一些感触(同样是非专业学习研究的观点),古代中国的体制问题不仅使黄仁宇先生产生思考,也使我有所困惑。没有西方的大炮轰炸,中国的体制会改革么?从一方面看:封建体制的顽固与与生俱来的安土重迁思想;从另一方面看:体制内部自身的稳定性也促使着其自身的微调和变化。李贽的悲惨下场与同时期西方对各流派思想的宽容相比,西方的改革当然更为容易——又或许我们从程朱理学说起,清朝不能算作落后于西方的开始,因为它不过是走着前人体制的老路罢了。
这是我第二次读这本书。第一次是在大一上学期的时候,那时候看的是电子版的。当时因为“久仰大名”就去找了电子版的资源读。结果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不忍卒读”。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本书像百年孤独一样难看,常常的篇幅,堆叠的术语,还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叙述的风格让我望而生畏;加上我本人也比较急功近利,静不下心来看这种难看的书,所以那时候的我看了十几页就失去了继续看下去的欲望。
然后到了这学期,由于我参加了读书分享会,加之有前车之鉴,我下定决心要把这本书读下去。于是花了差不多4天的时间,每天阅读四五十页,终于把这本书啃完了。期间为了能更加了解其中历史,我还在B站上找了关于张居正的百家讲坛。看完这一遍之后,对本书有了一些了解,对明朝的历史也是,甚至对于整个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都有了一些思索。也算是读了这本书的一些收获吧。
这本书之所以难读,我觉得正是它的优点吧——正经、堆料十足。里面所叙述都有章可循,大量引用史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而且言辞中肯,极少有不正经,片面的言辞。这是一本畅销的学术性著作——欠缺畅销书的通俗易懂,不能像畅销书那样一目十行那样就能懂得其中所写,反之你应该一行一行地认真去读;但是这本书又比其他的学术性著作容易读的多,像看小说一样。我觉得书名也取得不错——万历十五年。取一个年份来当书名,里面有什么奥秘吗?说实话我也是被这个书名吸引的。
说到书名,就要提到书的内容了。我觉得,万历十五年是一个引子,引出了书中故事的前因后果。书中所讲的人物,有六个,分别是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出来万历皇帝做两章来论,其他五人各做一章。但是每章并不是脱节的,相反,者些人只是相应章节里的主角,其他人充当配角。书中讲述了这些人,这些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宿命般的结尾,余韵悠长。
作为一部历史性著作,它的写作是成功的。作者考究了很多史料,详实得记叙了当时的情况,然后又由此引发出自己的历史观,即是:“中国官僚体制以道德代替法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人们理智上的自由被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宗教上善良也无法弥补技术上的不足,这便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大失败的主要原因。”且不论这种观点对不对。不过这本书确实试图提出一个理论对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做一个原因。历史上也不止他一个人试图提出一个理论可以全面笼统地对中国历史做一个适用的法则。如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中根据系统的控制论得到的“超稳定结构”社会说。
说实在,我这次很认真地看这部书,还因为我想找找这部书到底有没有明显地参杂个人的观点。历史学家罗克齐就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在我读历史,都要很小心、很谨慎地去读了,半信半疑,生怕中了圈套。
后来还去知网上查了相关的文献,确实,发现了这本书中的不足之处。一下我来简要说一下我读这本书的感受。
非虚构性的历史小说
作者在这本书小心翼翼地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和一般的历史著作不同,由于作者试图通过他的“大历史观”来描绘历史,所以这本书的叙事风格与小说非常接近。作者给读者娓娓道来地讲述了一个历史上有据可考的故事,书中充满着文学性与小说性的色彩。怪不得喜欢历史的我看不下这本书,因为这是一部“非虚构性的历史小说”,而我看不下小说。
比如书中开篇这一句:
“这一年阳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
与二月河开篇:
“顺治十八年正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刚过完年,一群一群的叫花子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又开始沿街乞讨。北京城哈德门以西的店铺屋檐下、破庙里挤满了这些人。”
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书中描写人物的心理环境、夹叙夹议等等,都有小说的色彩。
强烈的宿命感
我在阅读过程中就感到了一股压抑的气息。作者这种尽量还原历史的叙事风格、多种故事、人物关系的交错描写,在我看来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必然的结局。特别是张居正改革又被废除、海瑞不得志、戚继光晚年凄凉等悲剧性结局,另我感到满满的宿命。又如文末叙事的戛然而止:“当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四海升,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他发展的尽头。”有种余韵悠长的感觉,就好比我看《百年孤独》的时候那种感觉一样,一瞬间《万历十五年》书中的场景在我脑海中重现,有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感觉。
隐喻与现实
作者所写如此悲剧性结局的故事,有他的目的。正如前文所说,作者认为古代中国以儒家的道德原则代替法律,所产生的悲剧结局便是必然的。他主张否定文人治国,推动法治、经济、商业与科技的发展。
但是现实如何呢?当今中国的法治、经济、商业与科技相比于数十年前已然有巨大进步,但是当今中国人的人文精神与之相比却是缺失的。而且作者对儒家的批判与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其的批判是相同的,否认儒家,强调摒弃。但是现在学者对儒家的态度已经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了。所以还是有偏颇的。
对李贽的误读
我只选出其中几条。
一、书中写道李贽对海瑞的评论:尊重海瑞,但是指出海瑞过分拘泥于传统的道德,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其实,李贽对海瑞是夸赞的态度。原文如下:
“夫青松翠柏,在在常有。经历岁时,栋梁遂就。噫!安可以其常有而忽之!与果木斗春,则花不如;与草木斗秋,则实不如。吁!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世有清节之士,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任栋梁者,如世之万年青草,何其滔滔也。吁!又安可以其滔滔而拟之!此海刚峰之徒也,是亦一物也。”
二、作者认为李贽没有从根本上放弃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价值理念,因此自相矛盾的言论随时会在李贽的笔下出现。比如他赞成寡妇守节殉夫,但对卓文君的私奔,又说是“归凤求凰,安可诬也”。其实李贽是肯定寡妇改嫁、还有为爱情私奔的女孩;但是他也认为守节与否是一个人的价值选择,表示尊重。
三、李贽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之苦海难逃也。可如何!”作者便以为李贽是消极悲观的,但是事实上李贽是一个乐观主义的人。
以上一些观点我看完之后似懂非懂,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之后才恍然大悟。特别是对于李贽,像我这样的一般读者,不会特意地去考察史料,很容易会误以为李贽是消极之人。
历史已经发生,我们见或不见,它就在那里。以前听到老师说学历史的用处就说借鉴,但是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历史的最大悲剧在于历史悲剧的不断重演。”细细想想,确实如此,令人感慨。
历史就像一头望不到边的大象,我们这些回顾历史的人是盲人。在不同的位置摸它,感知它为何如此,会得到不同的解释,却总是难以窥见它的全貌。高尔吉亚曾提出下面命题:
1、无物存在;
2、即使有某物存在,我们也无法认识它;
3、即使我们可以认识某物,我们也不能告诉别人。
乍一看明显就说唯心了。但是我觉得有很有道理,妙不可言。特别是如果你把“某物”换成“客观的历史”,变成:
1、无客观的历史存在;
2、即使有客观的历史存在,我们也无法认识它;
3、即使我们可以认识客观的历史,我们也不能告诉别人。
最后还是推荐一下《万历十五年》吧,感觉挺有特色的,当然,反正我不敢全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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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对这个书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作者黄仁宇的传奇人生,我是赞同人生要有不一样体验的。所以一个当过军人的学者,一个颠沛流离远走异国的历史学家,这本身对我就是有吸引力的;二是因为评论说这个书和我们以往看待历史的视角不一样啦,研究的很深入啦什么的。能从和我不一样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也是很吸引我的。
我对这个书最大的感受,还是从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看到的,吴晓波说,仅有经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美丽,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说实话,我认为对于离我们远的历史,我们需要更多的细节,因为抽离和宏观天然就多。可是对于激荡三十年这样的书,仅仅才过去三十多年,当事人都还在,这种时候细节就显的不是很重要,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视野和宏观上对历史规律的把握才是最难得的。在这一点上我有些苛求了).
黄仁宇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源于他对历史第一手资料的潜心研究,这种态度在此刻浮躁的年代越来越少了,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代人。这个书语言平实生动,并没有晦涩之处,所以一般人都看的明白。可是其中所表现的逻辑却不像他的语言那么简单。我读历史也不算少了,可是我对这个书最多明白了六成。如何去认识历史,怎样去认识历史,这个东西我此刻也还不明白,但黄仁宇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感觉,让我们觉得这样也能够啊。我觉得这个书是扎实的,也是趣味的。
三国演义的第一句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此定下了三国的基调。万历十五年的开头,也定了这本书的基调,就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从事情的微小发端,从而进一步能预见到之后的演变,这就是读史明智的缘由,这也是基于对长期历史演变的深刻理解而提炼出的历史性规律认识。读历史的确是明智啊。
万历当皇帝其实挺失败的,想做的事情一件没做成,不想做的事情却得天天做。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皇帝的日子久了,增加的也仅仅是不做不想做的事,想做的依然做不了。这也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决定的,文人集团过于势大,程朱理学深入人心,那个时候什么最大,不是皇帝,是礼法是制度,任何人都逾越不得。
张居正有多优秀自不待言,可是生前如此风光,死后却如此萧索,这其中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得不出能够一句话总结的原因。可是我想到了俾斯麦,他在位时纵横捭阖合纵连横,让德意志始终处于最主动的外交地位。但他一退休,他的那套体系土崩瓦解,德国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由此导致了一战。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不能建立一套长久的体制和政策或者在政治体制中找到适宜的接班人呢,总是政治过渡的这么不顺畅。以儒家的观点就是没有以德服人,还是不够优秀的。
反观申时行,不似张居正那般锋芒毕露一手遮天,但申时行是懂得进退为人为官之道的。他们最大的差别不在本事上,在为人之道上。我其实最佩服的是汾阳王郭子仪了,那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人物的典范啊。
还有两个人的比较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继光,虽然他们是一文一武毫无关联。我想比较的其实是海瑞的不合实际和戚继光的实事求是。海瑞和社会政治现实格格不入,我们能够敬服海瑞的高洁,但我仍质疑海瑞的做法对社会有什么进取作用。而戚继光呢,在明朝军制如何落后的情景下,充分的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现实,从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实事。明朝有此名将,军事上却难有进取,不得不说,中华历来被外地入侵都是内部不团结的时候。武将有好下场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来还是得读书啊。
至于李贽,我没什么想说的,以前小时候看到李贽估计会说一些肤浅之言,可是这次看了之后,我却不敢说什么了,以后看了他的书或者有更深刻的了解再说吧。
这个书挺好的,以后有机会还要重读。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600字心得体会:
伟人和政治家,谁更值得敬仰?你又想成为谁?张居正太善良,太残忍;太聪明,太愚蠢。张居正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意识到改革必须以摧枯拉朽般的力量摧毁原本的一切,在废墟上重建。他剑指文官作风,甚至过于严厉。他想要富国强兵,百姓安康。他之所以要辛苦钻营,权倾朝野,是因为不做一个杀伐决断的首辅,改革必然受到阻碍。即便在这过程中他谋取私利,那么试问做到内阁首辅的位置想要敛财何须至此?
太善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何须大动干戈推行新政?太残忍,想要根除陈腐做派必然会在当时造成损伤。太聪明,出身贫寒要有多大的才能和城府能坐上首辅的位置,又是怎样的深谋远虑能找到国家运行的软肋?太愚蠢,耗尽了自己的一生,却落得了满朝文武的批评,死后甚至成为了攻击的符号。
所谓错误,“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张居正从来都没有错,只是成为一个伟人和得到善终,中间横亘着最遥远的距离。
申时行,大智慧的典范。申时行是处理人际的高手,“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为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老,他就担任这样的角色,至于别人的评论如“首鼠两端”,就只能付之一笑。
申时行是机器运转的润滑剂。这个世界需要伟人竭心尽力将光明带到人们眼前,更需要有这样的人拼尽全力将黑暗挡在背后。申时行是太极高手,懂得怎样协调皇帝与文官,以及文官之间的关系,保证思想的传承和国家的有序。更令人惊叹的是,做完了这一切,他能够全身而退。然而,出色的政治家和伟人之间,仍然横亘着最遥远的距离。
然而,世间没有张居正,那么时代永远不会进步;世间没有申时行,那么国家将会陷入混乱。为人若如张居正,无愧于心,却不得善终;为人若如申时行,左右逢源,却无所作为。
这两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
黄仁宇先生的这本书不同于以往的史书,全书仅仅细写了万历十五年——1587年这一年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杂事,却上升到了整个中华历史的思考高度,与中华文明的精神联系在一起,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观点,读来更是令人眼界开阔,受益匪浅。
与教科书上仅仅几个四字短语便能概括的死板的历史人物形象不同,书中从多角度剖析了各个人物,在这里,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个人物都有血有肉,人性复杂。
读此书之前,我一直认为万历皇帝的昏庸仅仅是张居正教育失败所导致,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他的形象也变得完整起来。张居正的腐败仅仅是令他失望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对整个政治体制的失望与无奈。
繁复的礼节以及所谓道德束缚的陈词滥调使他疲惫不堪,甚至让他由此陷入与整个官僚集团长期的无声对抗之中,以消极怠工、不理朝政来表示自己对这种长久凝固的封建制度的抗议。
他并不是彻头彻尾的昏庸之帝;相反的,他正是因为太过聪明,看透了这个社会的丑恶与悲哀所以至此。年少时的他也曾是一个励精图治,胸怀抱负的皇帝,甘愿忍受亢长无味的礼节教条,甚至曾徒步游行,求雨祈福。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骨子里的叛逆精神愈来愈烈,企图冲破封建的枷锁。他的叔祖正德皇帝更甚,是一位“离经叛道”的典型,二者都用实际的行动向陈旧的道德礼教发出了质疑与抗议,更让读书的我们领悟到仅凭道德所堆砌和约束的社会就像是无根的草,浮于表面,不堪一击——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哀。
然而这种神奇的制度并不仅仅存于明朝,而是成为了一种传统,存于整个中国的封建社会。张居正也曾试图去改变这种看似已经凝固的制度,无奈根深蒂固。官场之中,人人都以道德君子自称,同时又用近乎严苛的道德去约束他人。
首府张居正自己即是一典例,他对待下属严苛,但是自己却不知检点,奢靡至极,使得官员上下怨声载道。无奈当时张居正权倾朝野,无人胆敢抵抗,可是当他一死,各种丑闻告状便纷涌而出,张居正怕是不曾想到自己生前荣华富贵,死后却背负了一世骂名。再看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人,他们都是光荣一时的朝臣,但却都有着各自不被人理解的孤独与无奈。这无疑是明朝制度作祟。
纵观全书人物,每个人都可称作是失败的封建道德社会的产物。“存在即是合理的。”的确,我们应该肯定这种制度曾经给中国带来的种种荣光,但是静下来深思,它给予我们更多的是对政治的警示。有了前车之鉴,当今社会需要法治便变得理所当然起来。
当然,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美德不可一并丢弃,不过,人们也开始明白,道德的背后如果没有法律给予支撑,便像没有双脚的人一般无法立足,最终只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压在漫漫黄沙之中。
这本书——《万历十五年》是无意间发现,起初是以为与大明王朝一样,是小说,是演绎,后来却发现不是这个样子,如作者所言,这本书既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报,也不能算严格意义的商业产品。
作为一个多年旅居国外的华人,文字的写作风格已经深受影响,中国人做的史书多数很隐晦,虽不至于像段子里讲的,中国的史书里除了名儿是真的,情节全是假的,但是读起来总感觉悬在空中,纪传体由司马迁发明,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武侠小说的起源。这本书的文风平淡如水,婉婉道来,但是这水不是清流急湍,而像泡老了的带着茶末的水,总感觉沉沉闷闷,但是又说不出哪里有问题,就如同书里的那些主角一样,在大道德的规范下,都低着头,弓着腰,不能突破,也不敢突破,就像头顶一层厚厚的云层,这就是这本书整体的感觉。
作者的大历史观,要放到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历史的变迁,王风起于青萍之末乎?还是客观的事物规律有其必然解决,这本书里对于现状我看不到解决的方式,太多的无奈可奈何,太多的无能为力,最终只能被历史的洪流推动着,最终被碾为粉剂,唐宋元明清,秦皇汉武,唯独这个明的味道有些特殊,逻辑思维有几期节目讲的就是这个大明,有意思,可以看,这本书,也值的一看。
九五之尊,受人牵制——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天子之重任,在于其肩上也;天子之任命,在于其臣下也;天子之无奈,在于其内心也。
—题记
记忆中的天子,记忆中的皇帝,是穿着嵌着玉龙的皇袍,带着串着一条条珠子的皇冠,高高在上地坐在列主列宗所传下来的皇位上。他的一个指令,所有人都要听之任之,甚至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圣旨,代表着上天的指令。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去,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深藏其中的悬秘,是他才能无法施展的无奈,是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他人的关注,是他的私生活受到他人的干扰。
皇帝,这两个字眼让人联想起的便是“九五之尊”这四字。那么,你肯能会问,即是九五之尊,那么他会受谁牵制?有怎样牵制呢?其实,皇帝受臣下牵制在过往朝代中不少,但是过往朝代的皇帝好像都能选择出正确的决定。李世明之时,虽有多数官臣进谏,但那只能算得上是建议与指责罢了,李世明也会听从臣下正确的建议而采取措施。而万里在任时却与之不同,万历很小的时候就上任了,受着臣下的辅佐,所以官臣进谏已经算不上是建议,而是带这威胁之意。
明朝时代是极重视礼仪和仪式的,明朝时也是主张以道德、伦理治国,而不是以法制国。早朝和午朝是明代以来特例独行的,早朝过往的举行是风雨无阻,礼仪也极其讲究,到了万历之时才被罢免了。而经筳是皇帝不可免去参加的一种仪式,经筳是通过讲历史来劝谏皇帝。虽极为繁琐,但万历皇帝仍作为学生未缺席过。
转折发生在张居正死后以及立嗣问题上。作为皇帝的老师兼首辅张居正先生,生前有着功名,用自己的权利压制一切反对他的势力。死后,各种污名被清算,受贿赂,动摇皇帝的决策,各种罪名使皇帝对自己的老师连一点的敬仰之情都不剩。立嗣的争执,万历想要“废长立幼”却不能直接提出,万历便一拖再拖,最后不得已,只能听从文官的安排。经历了各种变故使万历看透一切,本对生活无热情可言,现在只对生活充满厌倦,他开始消极的方式对待,以无为治国。最后他连经筵也不出席。受阻之后,他便不再出紫禁城一步。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文官集团出现了“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小事倒有人夸荐”仗权欺人的形式。最后受苦的还是普通老百姓,以致出现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一种局面。
这样的皇帝这样的九五之尊,所以多人羡慕,却得不到真正的自由。
其实,作为老百姓更为好些。虽没有九五的权利,但有着柴米油盐简单的乐趣:虽没有九五之尊高高在上的霸气,但有着自己内心的自由。虽被称为庶民,但也有着贫穷的快乐。
这样的皇帝这样的九五之尊,所以多人羡慕,却得不到真正的自由。九五之尊,并不是最完美的,因为皇帝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九五却是处处受绊。
权力与羁绊,永远都是关联在一起的,当你想要拥有权利识别忘了还有约束在你身旁,“简单就好”,“且行且珍惜”,这两句话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两句话也是在告诫我们满足当下的生活。
这是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写的一本好书,1979年首先在美国出版,并多次重印。我是在阅读了王小波的“不新的《万历十五年》”一文后,才上网购得此书阅读的。在读书中,通过书里提到的文章和人,再去找自己有兴趣的书来读,这种是我自称为“顺藤摸瓜”读书法。由于这个读书法,我最近重点购买了一些“读书笔记”类的书籍来阅读。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历史学范畴的书。在我的读书目录里,应该是文(文学)、史(历史)、哲(哲学)三类为主。在阅读一个人的著作前,最好先阅读他的传记或者简介,这样,才会对作者写作的立场、背景、动因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有利于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这个也是我自称为“摸清背景”的第二个读书法。由于这第二个读书法,我也购买了比较多的人物传记来阅读。
通过读书,我要建立起自己的读书方法和阅读书目体系。
再来谈谈《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吧。全书以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为历史时间的横断面,然后讲述了与这个横断面有关的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后,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所以,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
读了这本书后,引发了我的另一个思考,就是我们现在一再提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究竟我们民族历史那个阶段、那种机制值得我们骄傲,更值得我们在当今列强环伺的国际形势下提出“复兴”的口号?如果说中国的汉唐盛世值得我们后人“复兴”,那么,万历十五年的悲剧,不是由汉唐而来的吗?
希望通过阅读更多的历史书籍和做历史的思考,能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初次接触书名,给我的直觉,无非是写万历十五年那一年发生的历史事件。该书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之呕心力作。最早在美国出版,该书的英文名字翻译成汉语就是平淡的1587年。大明立国近三百年,我国封建社会近两千年,但但摘取这一年,能写出什么样的历史?读史可以明志,读史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去解读那深邃沉淀的历史。我细细翻来,每天读那么一小段,合上书本之后,又再去慢慢回味。瞬间,那种弥漫着焦虑,挣扎,痛苦的人物,一个个活生生起来。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和事佬申时行,思想家李贽,军事家戚继光,清官海瑞,以及万人之上的万历皇帝,没有一个不是生活在痛苦之中,他们现实的遭遇和治理天下的宏大理想,都有着无法弥合的冲突。这些人都没有善终,甚至于抄家罚没。这是一本以平淡的1587年为基本支撑点,然后让人物陆续施展自己的政治包袱,现实与理想的碰撞,失败后的毁灭。
作者以一斑而窥全豹的方式,一丝一缕的分析,视野直指上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基本上都是以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来统治天下。历朝历代,都是通过庞大的文官集团,实行郡县制,来统治全国。隋代以后,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这些文官从小就饱读经书,满脑子的孔孟思想,都以仁政爱民为基本的做官准则,时刻要体恤民情,以民为本。这些封建社会的官吏,薪俸很低,要维持自己家庭的生计,享受锦衣玉食,根本无法实现。然后就行成了一套官场的历史潜规则。一方面道貌岸然的宣扬孔孟之道,一方面又鱼肉百姓,实现自己小团体和大团体的利益最大化,为自己的贪x腐坏找到更合理的借口。在封建社会,历代帝王,都是宣传以德治国,没有健全的,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即使有相关的法律制度,也被历史潜规则打破。同时官员为官的行为,又缺少及时的监督和制约,这就造成了官员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完全为自己的小九九做打算。官员的脸只会向上看,只对上级负责,又怎么会对百姓负责?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的尴尬和不安,也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接受的官场潜规则。当文官们在扪心自问和尴尬之后,聪明的大脑很快就会适应这样的官场潜规则,搜刮起民脂民膏,哪里还会有怜悯之心?
在这一制度下的悲情人物,首推海瑞。海瑞是个清官,是个楷模,正是因为寡而鲜,才能成为模范,满朝文官都是海瑞,何来楷模?当海瑞在孔孟思想的熏陶下,立志做为一个清官的时候,他的私人道德其实已经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公共道德,或者说官场潜规则发生了冲突。很多文官,都知道自己去贪x腐坏是不对的,但是,你要想在这个圈内生活下去,你就必须去贪x,去随波逐流,否则,只有头破血流。儒家思想的道德体系,给予了海瑞无穷的力量,让他无所畏惧的站在反对贪x腐坏的最前沿。可是,整个文官集团,都满足于现状,并安于现状的时候,他们所接受的孔孟之道的思想,就发生了根本的质变。一方面认识到遵守道德体系要丢官罢官,一方面又要宣扬道德体系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就会表面装作清廉的样子,背地里哗哗的数银子。越是高调的文官,越是最大的贪官。道德以阳的一面存在,而私欲则以阴的一面存在。当道德给他做了一个幌子的时候,私欲就可以无限制的膨胀。当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国家的时候,文官集团里的官员,则会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自己的私欲,每个人从骨子里并不鄙视海瑞,甚至是仰望海瑞,但是,没有人愿意做海瑞,这就是封建社会文官集团的现状。
对于孔孟之道的作用,历代皇帝都极力推崇。他们和他们的文官集团想用道德的力量,来统治他们的疆土和人民。用道德体系来保障乡土秩序,而不去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在1587年,万历领导下的文官们在勾心斗角的时候,西班牙人带着他们的坚船利炮,发动了对英国的全面战争。西方也拉开了全面的工业革命。历代皇帝都会被推崇为人的楷模,上天之子。万历从懵懂无知的小皇帝,到励精图治的精干皇帝,再到颓废无为的慵懒皇帝,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在年轻的时候,多么的想建立一个强盛的大明帝国,而且亲身去实行各种礼仪规范。来实现以礼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可是,当他在看穿了这些文官们的阴阳两面以后,思想发生很深的变化,开始了消极怠工。他的消极怠工,不是针对个别文官,而是针对整个道德礼治体系。在传统戏剧里,皇帝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了解了万历的遭遇之后,也明白过来,皇帝并非可以随心所欲,皇帝只不过封建帝制里的一颗最大的棋子而已,而且始终受着道德礼教体系的压抑和控制。
励精图治,呕心沥血的万历首辅张居正。他几乎开创了万历盛世,把明朝多年的积弊,表面上一扫而光,国库充盈,而实际上他为明朝的最后灭亡埋下了最大的祸根。他死后遭遇清算,其实与万历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他的性格造成的。从小就接受孔孟之道教育的张居正,身居首辅之后,一心只想把大明江山,打造的秀美绝伦。他所实施的改革制度和现行的文官制度格格不入,他没有从根子上发现,一次大改革措施,要从根本上能让绝大多数文官相安无事,否则理论上的完美,最终也是以惨败收场,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也是如此。他的死后被清算,甚至他生前所提拔的官吏受到牵连,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败,当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官体制上有缺陷的时候,他以个人之力,想改变整个时代,则是多么的渺小无奈。以至于后来的首辅申时行,好像看透了其间玄机,做起了和事佬,成了一个万历皇帝和文官之间的缓冲剂,为此不惜牺牲原则。他们二位的做法,初衷都是好,都是想让大明帝国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起来。可是张居正的缓冲剂失效了,造成了他死后的被清算。在文官集团和万千小民之间,明朝所采用的就是以礼和道德来维持国家秩序,也可以理解为,明朝并没有真正以《大明律》来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礼教,而道德和礼教又是比较抽象的一些准则,在私欲面前,不堪一击。正是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悲剧。
历史就是这样的神奇,透过历史能读懂未来。历史总是在创造匪夷所思的故事,相同的历史,由不同的人去描述,就会有不同的历史观。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不同的人发现的细节不一样,所得到的感悟就迥然不同。《万历十五年》所表达的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绝对大多数的人都穿了件绚丽的外衣,那就是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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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万历十五年》是无意间发现,起初是以为与大明王朝一样,是小说,是演绎,后来却发现不是这个样子,如作者所言,这本书既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报,也不能算严格意义的商业产品。
作为一个多年旅居国外的华人,文字的写作风格已经深受影响,中国人做的史书多数很隐晦,虽不至于像段子里讲的,中国的史书里除了名儿是真的,情节全是假的,但是读起来总感觉悬在空中,纪传体由司马迁发明,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武侠小说的起源。这本书的文风平淡如水,婉婉道来,但是这水不是清流急湍,而像泡老了的带着茶末的水,总感觉沉沉闷闷,但是又说不出哪里有问题,就如同书里的那些主角一样,在大道德的规范下,都低着头,弓着腰,不能突破,也不敢突破,就像头顶一层厚厚的云层,这就是这本书整体的感觉。
作者的大历史观,要放到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历史的变迁,王风起于青萍之末乎?还是客观的事物规律有其必然解决,这本书里对于现状我看不到解决的方式,太多的无奈可奈何,太多的无能为力,最终只能被历史的洪流推动着,最终被碾为粉剂,唐宋元明清,秦皇汉武,唯独这个明的味道有些特殊,逻辑思维有几期节目讲的就是这个大明,有意思,可以看,这本书,也值的一看。
这是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写的一本好书,1979年首先在美国出版,并多次重印。我是在阅读了王小波的“不新的《万历十五年》”一文后,才上网购得此书阅读的。在读书中,通过书里提到的文章和人,再去找自己有兴趣的书来读,这种是我自称为“顺藤摸瓜”读书法。由于这个读书法,我最近重点购买了一些“读书笔记”类的书籍来阅读。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历史学范畴的书。在我的读书目录里,应该是文(文学)、史(历史)、哲(哲学)三类为主。在阅读一个人的著作前,最好先阅读他的传记或者简介,这样,才会对作者写作的立场、背景、动因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有利于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这个也是我自称为“摸清背景”的第二个读书法。由于这第二个读书法,我也购买了比较多的人物传记来阅读。
通过读书,我要建立起自己的读书方法和阅读书目体系。
再来谈谈《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吧。全书以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为历史时间的横断面,然后讲述了与这个横断面有关的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后,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所以,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
读了这本书后,引发了我的另一个思考,就是我们现在一再提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究竟我们民族历史那个阶段、那种机制值得我们骄傲,更值得我们在当今列强环伺的国际形势下提出“复兴”的口号?如果说中国的汉唐盛世值得我们后人“复兴”,那么,万历十五年的悲剧,不是由汉唐而来的吗?
希望通过阅读更多的历史书籍和做历史的思考,能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万历十五年》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著作,他的作品不但通俗易懂还带有哲学和社会见解。用形象的文字和意味深长的伏笔让这本书的内容升华,成了一本受众人喜爱的好书。
张居正的名字想必学过历史的应该无人不晓吧。这位身居首辅之位,当太子老师的人一生以节俭朴实,安定国家为初心的忠臣自始至终受人尊敬,但他的改革新政却引起了以先贤之训为守则的文官的不满,像文官这样保守且饱读天下书籍的人怎会对这种改变古人做法,树立新风气,标新立异的人置之不理呢?很快他就受到俗称“反张派”的人各种人身攻击和谣言,果不其然在他死后,他的名声一落千丈,就连皇帝都对他老师死后败露的“丑事”与一生所希望的背道相驰而失望。所以如果想要有一个安定的国家,就要搞好内部关系,因为你身居高位,你的一举一动都惹人眼目,如果你无法服众的话,你的单位组织就会受到民意降低,至而导致连索反应,每个朝代大都是栽于“朝庭”这个组织的失败领导,让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秩序的平衡破碎。
海瑞是我国的著名清官,以刚正不阿,和机智守法出名,关于他的佳话并不罕见,但官场风浪大,这样一根“眼中钉”怎能不除掉呢?于是海瑞多次被罢免官职,被人遗弃,他为国家甚至连皇帝都骂了一次,这样不惧威的爱国忠臣终究受到赏识,此外他还是个有骨气的人,对普通的职位提出抗议,可国家领导人却不敢惹他,因为他的重要性和他的品质已让全国人民敬仰。
这真是一本好看的书。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600字心得体会:
伟人和政治家,谁更值得敬仰?你又想成为谁?张居正太善良,太残忍;太聪明,太愚蠢。张居正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意识到改革必须以摧枯拉朽般的力量摧毁原本的一切,在废墟上重建。他剑指文官作风,甚至过于严厉。他想要富国强兵,百姓安康。他之所以要辛苦钻营,权倾朝野,是因为不做一个杀伐决断的首辅,改革必然受到阻碍。即便在这过程中他谋取私利,那么试问做到内阁首辅的位置想要敛财何须至此?
太善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何须大动干戈推行新政?太残忍,想要根除陈腐做派必然会在当时造成损伤。太聪明,出身贫寒要有多大的才能和城府能坐上首辅的位置,又是怎样的深谋远虑能找到国家运行的软肋?太愚蠢,耗尽了自己的一生,却落得了满朝文武的批评,死后甚至成为了攻击的符号。
所谓错误,“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张居正从来都没有错,只是成为一个伟人和得到善终,中间横亘着最遥远的距离。
申时行,大智慧的典范。申时行是处理人际的高手,“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为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老,他就担任这样的角色,至于别人的评论如“首鼠两端”,就只能付之一笑。
申时行是机器运转的润滑剂。这个世界需要伟人竭心尽力将光明带到人们眼前,更需要有这样的人拼尽全力将黑暗挡在背后。申时行是太极高手,懂得怎样协调皇帝与文官,以及文官之间的关系,保证思想的传承和国家的有序。更令人惊叹的是,做完了这一切,他能够全身而退。然而,出色的政治家和伟人之间,仍然横亘着最遥远的距离。
然而,世间没有张居正,那么时代永远不会进步;世间没有申时行,那么国家将会陷入混乱。为人若如张居正,无愧于心,却不得善终;为人若如申时行,左右逢源,却无所作为。
这两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800字:
这本书我是在大学的时候读过,主要是当时阅读了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对明朝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进而阅读了一点明朝的历史著作,当年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因为这本书是一本群像画书,描绘的是那个年份下苦苦挣扎的君臣,而我其实更喜欢宏观性长跨度的叙事。
再次读完这本书,发现当时的社会貌似是一个无解的死局。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集权,取消了千年的丞相制度,可不曾想后期的子孙们却被文官集团困住了手脚,文官集团以道德来限制皇帝,而皇帝面对这些群臣打压一个冒出一群,着实无解。这帮文臣在朝中无法无天,在自己的老家也是呼风唤雨,成为帝国最大的蛀虫。相较于嘉靖躲在幕后和群臣斗,万历索性甩手不管了,所以很多人说明朝亡于万历。在和书友的讨论中都在想假如我回到那个时代该怎么办,貌似也没有什么解决之道。所以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结论,被重农轻商思想束缚的中国生产力无法发展,进而推出‘社会无法从内部生长出革命力量来。如果没有西方人打破国门,强行输入异种文化元素,中国的传统社会及其文官制度将一直延续下去,再过很多个世纪’。
我本人是不赞同这样的观念,我其实有点觉得这是成王败寇,落后是唯一的原罪。我们站在现在去回顾那段历史很容易就陷入历史绝对论里面,也就是认为历史在短时期充满偶然性,在长时期则存在必然性。读后感·我是持有历史偶然性观点的,这主要是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本书的影响。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卡尔.波普提出了他经典的五段论:
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而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不可预测的,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预测未来)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
我是认为以史为鉴大多数时候是无法成立的,古时候的博学之士接受的历史教育远比我们多,却依然无法摆脱困境。而西方文化的成功则是知识偶然爆炸所引起的连锁反应。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功之时,就是讨论中式思想的优越性的时候?
明史有“税重民穷”之说。如果意在说明当日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同期英国税收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等。“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辽阔,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类似“潜水艇肉夹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制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
张居正精明能干试图经济改革,申时行中庸诚信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奉行儒家传统道德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实干主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李贽清高矛盾试图打破儒家的一元宇宙观,结果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名裂。就连九五之尊的万历皇帝,本有中兴之愿,但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形象反转,天子家事又屡被臣下干预,眼看死后都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并肩长眠,早已厌倦在各种典礼上充当木偶的他也终于心灰意冷,怠政三十多年。
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其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
单一意识形态体制所造成的困局还表现在,它不能承认自己自己存在问题,因为怀疑终极价值,就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如此往复,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执行者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必然是掩盖之。在这个体制之下,因为终极价值理论上的不可怀疑和体制事实上的漏洞百出,整个体制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形式:人人都在用阳的一面,也就是终极价值来掩盖自己的阴的一面,也就是个人私利。当社会日趋参差多态之时,体制所要求的单一化,同质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齐划一的集体开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其必然碰壁。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态。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既无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距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职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做标准,则前后想通。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考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去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技术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底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而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气地理关系的影响。
自小读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的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为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机构作为行政基础。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中国儒家学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它国家低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中国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
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进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额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为基点,和日本的大名政权,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中国立国以来以贫民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
今日中国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为司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中国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中国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发夹、到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成能亦成为可能。
总体而言,《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可分割,也不变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
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作者是扎扎实实地从史料走中来,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才会拥有独特的见解。在后记中他这样解释他历史观的来源:“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
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可见这本书不是一个仅局限于书本的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经历和感受的作品。在书中,作者常常批评“道德代替法律”这一点。
明朝时,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高峰,废除丞相制度,文官集团日益强大,但是军队建设却极其落后,依靠多次翻修的城墙巩固国防,待倭寇入侵才开始培训新兵。天下的奏折,评判的标准则仅仅依靠仁礼道德,没有强而有力的法制建设,文官集团越发强大,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最终走向灭亡。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古以“礼”为尊的国度,从民风淳朴的先秦、百家争鸣的春秋、诗词盛行的唐宋,甚至是大部分民族的传统文化已失传的今天,传统道德的渗透力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就像是手表中的齿轮,在历经时光岁月的磨损之后,终于在运作中发出了不和谐的噪声。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感受:那就是被主宰的悲哀命运。我觉得这句话适用于这本书里面的每一个人。
黄仁宇的这本《万历十五年》,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读起来有如在读一本小说。他的文字虽然通俗,文笔也不失生动,却在深入浅出中演绎了深刻的道理,字里行间充满了微言大义,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开辟了一块新的天地。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人都会觉得,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是只有历史书上才真正灵动、有趣。
读到张居正时,我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当时,张居正搞经济体制改革,在道德立国的环境下,试图改变文官系统,以效率代替道德伦理对官员进行绩效管理,却得罪了全体官员,招致死后两年被抄家。申时行试图建立和谐社会,希望通过诚意感化官员们道德的一面,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却因为立太子一事被迫辞职。海瑞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却仅凭一人之理想,干预境内的农田所有权,同时损害了地主和农民的经济利益,而被迫辞职。戚继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采用现代军事理念管理军队,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张居正倒了,戚继光也跟着被革职。李贽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提倡功利主义,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最后选择了自杀。作为他们的统治者万历皇帝,实际上也失败了,虽然贵为皇帝,他并不自由,他不能出皇宫到各地视察,不能将自己喜欢的儿子立为太子,甚至不能决定死后和自己喜欢的嫔妃葬在一起,于是他三十年不理朝政。
从他们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整个明代社会在发展,但是国家管理系统却保持原样,而且一切改革都被视为异端。所以那些历史人物虽然努力想作出改变,但在整个一成不变的体制面前却只能碰壁,帝国也就走到了尽头。
以史鉴今,通过读《万历十五年》,我们了解到,法治与德治在中国自古就是一对矛盾,当今中国正进入社会转型期,改革所产生的利益的重新分配,需要我们居安思危,时时去拨开安定的表象,看清这个时代的脉络和架构。这也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不要片面了解历史的一部分内容,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每个人物与每个朝代又为何会发展成这样。
——我们无奈与幽暗,也尽量做到让幽暗无奈于我。
至于其他人如抗倭名将戚继光、清官海瑞等等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一套制度下的悲情人物。
在《万历十五年》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相混淆,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归结到道德问题,人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隐瞒私欲表现出道德崇高的样子,加深了每个人阴阳两面的分化。阴阳两面的严重分化的结果就是表面上一套实际上一套,令所有人都不再相信道德。黄仁宇指出,儒家思想的道德力量在人们对它相信的时候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作用的,像文天祥这样文弱书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而当所有的文官集团和所有的民众都不再相信道德时,这样的统治就岌岌可危了。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以德治国有问题,而在于私人道德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压抑了人性和自由,但压制不了的私欲以阴的一面存在和膨胀。
事实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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