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从某个阶段收获成长，可以写一篇心得体会并记录其中，心得体会要写出新意，才能深深感染读者。写心得体会要注意哪些事项呢？经过整理，我们为你呈上中国近代史心得感悟，如果合你所需，不妨马上收藏本页。
这本书之前看过两遍，分别是一年前和一个月前。在那两次中我看得很快，读来整体觉得此书通俗易懂，清新感人，而重点则是在对史实的了解上，对作者也不是十分熟悉的。读了之后觉得无论是字面的还是头脑中，自己并没努力留下什么痕迹，所以就有了这第三次的阅读。
本书一个总论和五章内容，薄薄一小册，却贯穿了中国19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到20世纪抗日战争前的近百年的历史。总体思路是外患、内忧以及四个救国方案。之前从导师那得知这是一本好书，后来发现在近代史研究中它的确算是一本传世性的经典著作，尽管蒋是以“初步报告”写出的书。下面将笔者总结该著值得称道的几点记录下，暂且作为粗浅的读后感受就教于大家。
1.近代历史写作的主旨。
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这是蒋廷黻先生在总论末尾的一段话。我很欣赏的原因是他强调对“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的分析，这是一个做到容易做好很难的要求。从书中蒋对外国列强、中国顽固派、剿夷派、抚夷派、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维新、革命等等分析中，我能够感受到由客观和深刻带来的感动，具体可见下文的展开。
2.新异的人物评价
蒋对近代历史上“粉墨登场”的种.种人物进行了评价，对诸如顽固派、义和团、太平天国虽然不乏正面的描述：认为"他们(顽固派)也是爱国份子"，但重点揭示了他们的愚昧和无知。诸如以民心抵抗洋枪洋炮;义和团兴起的原因居然还有："说教士来中国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国人的心眼以炼丹药;又一说教士窃取婴孩脑髓，室女红九"。还"拿着他们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及其他法宝，与洋人作战"。
对林则徐、琦善、丁汝昌和刘步蟾进行了颠覆性的评价。对了林则徐和琦善，我们心目中的他们形象正如当时士大夫和咸丰：一个百战百胜、忠君爱国，一个是奸臣，收受洋人贿赂。而蒋认为林则徐："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因为他当时觉悟到中国较之与西洋的落后而不敢公开提倡"。而琦善："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固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甲午中日战争中的丁汝昌和刘步蟾，我们一直将他们作为这次海战中的英勇烈士来看待。蒋用大量的篇幅对这次战争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分析。"我方原定舰队排'人'字阵势，由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先，称战斗之主力。……刘下令把'人'字阵完全倒置，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后，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刘实胆怯，倒置的原故想图自全。这样一来阵线乱了，小船的人员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机先攻我们的弱点了"。当时的"定远船上丁不懂英文，泰乐尔不懂中文，两人只好比手势交谈。不久炮手即开火，而第一炮就误中自己的望台，丁受重伤，全战不再指挥，泰乐尔亦受轻伤"。看来很多的以前所谓的史实并没有想象那么简单。
3.理性叙说历史的方式
该书作为一历史研究著作在历史叙述上，充分闪烁着理性和智慧的光芒。正如蒋廷黻先生自己认为的，历史不是材料的堆砌和史实的客观描述，而是要努力探求历史变迁的内在联系。而他的具体叙说历史的方式做法也值得称道。比如在叙述鸦片战争之后，蒋提出一个分析性很强的问题：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中国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这是蒋那时甚至我们现在的人眼中极渴望发生的状态。所以蒋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他就分析出一点一点的原因来，非常具有说服力。这种自问自答的方式在书中很多可以看见，对很复杂的事情娓娓道来。此外，蒋先生分析事件和人物常能旁征博引，比如将曾国藩的军队建设与军阀割据相联系。因为曾国藩起头的中国私有武力是以后军阀割据的起源。
作者对近百年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史实完全不提，异常强调向西方学习，除了上述讨论过的其所处的时代因素外，与其身份和经历的关系也极其密切。必须承认，蒋廷黻骨子里就是一个学者。他十七岁负芨远游，在美国修读文学与哲学，后回国任教。
是“生长于三湘，学成于西方;既受到过陶谢、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同乡前贤‘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也理解了西方人文科学观点的影响”的文化人。但除此之外，他中年时又以书生从政，任民国政府高级外交官，且还政后依然从事学术的研究。这样一段特殊时期的政治生涯，使他的历史著作既“高屋建瓴，目光四射，纵横剖析一切人和事的是非功罪”，又不可避免地被蒙上一层意识形态的阴影。
但这本书在的论述切入点也颇值得我们借鉴。本书以比较开篇，而后抽丝剥茧，对主要事件逐个剖析。这一幕幕的历史事件，不仅仅是单独成像的画面剪辑，在其背后，还有一张宏大变换的幕布做背景。而这张幕布，无疑是蒋廷黻在外交上的长袖善舞泼洒绘制而成的。同时，书中没有引用太多的史料和掌故，而是以平易近人的语言文字，给人以形象感。
民国遗风拓印其上，如行云流水，收放自若。且对于蒋廷黻而言，无论是作为一名学者，国民党官员，甚或只是一个中国人，都有这样一种职责和义务，即经过回溯与反思，借鉴与参考，在得失取舍、兴衰荣辱中寻求“锻造”中国的良方，重塑一个国家的精神。就《中国近代史》这本书而言，在“不仅仅要回溯神州陆沉的痛苦历程而已，更要揭示历史的内在规律，使人们鉴古知今，认识前进的方向”这点上，毫无疑问，蒋廷黻做到了。
怀着崇敬的心态拜读了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一书。读完之后颇有所得。
这部书把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中国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于是就成为本书论述的主线。
近代化对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非常迫切的课题，它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中却又是一个缓慢和曲折的历程。蒋廷黻不可能找出为何如此缓慢和曲折的社会根源，但他却看到了我们民族的惰性。他说：不好的东西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这个话颇有分量。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在不好的东西战争震撼的当初迅速走上维新抑或革命之路呢?
本书以恭亲王奕訢及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为第一个近代化方案，以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即百日维新为第二个近代方案，以义和团运动或曰拳匪运动为第三个公式化方案然而这些方案最后都挫败了。于是本书提出自己的观点：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全盘西化口号为胡适在一九二九年提出，意即对西方文化都不预设任何的人为限制。或许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是不值得推崇的，然而在那个年代我们确实应为他们的勇气所折服!
此外：本书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框架。只是在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近代史研究开展之后，这个框架才被完全以意识形态要求必定中国近代史的所谓新的学术传统所取代。这本书不仅奠定了蒋氏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折射出他那一段受西潮冲击的学人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之前途命运的独特理解。
大师之作，言简意赅，薄薄的小册子将中国近代史讲述的清晰明了。由于我在上高中时所受到的中国近代史教育，有太多的政治倾向，所以看到蒋先生的大作，真的是从眼睛到心灵都清澈无比。他不仅是从客观的角度的讲历史，更重要的是从尊重的角度讲历史。对历史的尊重，就是对人民的尊重。
我认为这本书不仅仅可以作为高中生、大学生的教材，而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读。作为教材似的史书，它将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很轻松地进行了梳理，这样根本就不可能再混淆再硬背这个那个条约，赔多少款，割多少地是怎么回事了。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更应该了解这段真实原历史，太平天国的真相、为什么开放通商口岸、北洋海军的失败等等，近代化过程中这些耻辱是怎么产生的?实际上，很多伤痛或许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带给自己的。
历史值得我们深思!不知过去，无以图将来。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7
终于读完了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这套灰不溜秋的书，分上下册。当然，我看的是后浪出版社的。
作者写下了1600—2000年间，中国从泱泱大国沦为半殖民地，走向灭国的边缘，而今，又回到泛泛之辈，里的重大事件。全书1083页，以一个外国人的视野来看中国发生的一切。作者睿智，客观，逻辑的思维，笑看过去，俨然一本通鉴。
舞台上，依然还是只有几个人，围绕着权力中心，着你死我活的较量，重复着王始帝国的故事。
常拿凹面镜看自己，显得自己巨牛无比。拿凸面镜看别人，大象在眼里也成了蚂蚁。我只想找面平面镜，还原真实的自我。
一部中国近代史，一部近代中国人们的苦难血泪史。书的内容国人都清楚。西方人逻辑的思维用在分析中国的事有些不妥，你站在一个边境线外，通过一些材料，作逻辑推导，得出结论。然而，我们是酱缸文化，对逻辑免疫。
在神气的国度里，发生神气的事。神气，神气，再神气!(最近流行咆哮体)这才是行文之道。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8
没有教科书的教条、没有过多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没有大陆版过多的删节，这版中国近代史让人觉得更加真实。作为中国近代史，作者并没有单独去叙述近代中国的衰败与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而是从对近代有较大影响的清朝一直写到二十世纪末期，这早已超出了通常人们所认为的近代史范围，但正是“超出”的这部分才让我们对我们的国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当前的图书市场上，介绍中国近代史的书籍充塞着各大书店，但这其中要么是像教科书一样的避重就轻，要么就是标准的主旋律，让人看了感受不到历史的气息。对于这本书的大陆版则更让人倒胃口，港版一千多页的书到了大陆就少了四百页，其中缺少的内容则不言自明。当然，除了一些被河蟹的内容之外，能够成系统的写清中国近代史也不是件易事，毕竟中国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太复杂的东西。
第一历史已经随着时间而消逝，书本上的第二历史将随着文化的传承而代代相传，但是历史的真相是不容掩盖也不容篡改的，所有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一定会尊重历史，不会将历史用于自己的统治，那种《1984》下的社会必将受到人民的审判和历史的惩罚。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9
终于把蒋廷黻(是这仨字吧)的《中国近代史》看完了，对于满清帝国和中国人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看来历史课本害人不浅那，提醒大家如果没有充分的历史知识储备量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上或某些书籍上的历史和历史分析，以防被人利用自己，适当时与家长交流也可以有效的避免我们误入歧途。至于历史课本么，就当是历史知识的.扩充，但不能完全相信其中宣扬的所有精神，否则就被成功的洗脑了……
历史课本上告诉我们，林则徐是民族英雄，邓世昌丁汝昌是民族英雄，琦善是“汉奸”。但当我们深入了解这些历史人物时，会发现“好人”的局限性和“坏人”的闪光点。
林公在我们的记忆中，永远是那个被雕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贤者”——他秉公无私，疾恶如仇，是近代站起反抗外来殖民者的第一人……但当我们用观察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视角打量这位英雄时，就会发现他的局限性。不错的，林公是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集大成者，但传统毕竟是传统，不适于当时正在飞速进步的世界。他以为中英可以一战，并自信满满以为可以战胜英军;他还以为禁烟只要把外人的烟都烧了，把外人都赶出中国就可以达到目的了;他更以为封建制度能“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但历史证明他是错的。皇帝把他贬到边疆不让他与英人正面交锋其实是他的大幸，这保全了他在历史中“英雄”的地位，也使他避免了清议的指摘。不过却使统治阶级士大夫误以为英中战争的失败是没有启用林则徐的缘故，也让近代中国错失了最宝贵的二十年发展时间。试想如果中国在遭遇通商战争失败后就开始革新、开始觉醒，现在的世界格局又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当然，林则徐只是一个例子，满清的灭亡也有它的必然性。仔细研究便可发现那时的满清是多么的可悲，那时的中国社会是多么可悲。
读史最重要的还是帮助我们培养思维，让我们发现历史的规律，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更好地看待事物。
我一定要继续读下去，读更多的史书，人文读本，可能我看不懂里面所有的东西，但古人不是说了么，“开卷有益啊少年”!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10
虽然我们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但是时势造英雄，中国的英雄们经过一番努力的战斗，最终换来了今日的安宁与和平!
1921年7月1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终于诞生了!共产党人用崭新的理论和务实的精神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沉寂多年的中国大地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花。
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母亲，共产党人前仆后继，呕心沥血;为了祖国母亲不再受到欺凌，一批批共产党人燃烧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在那封建黑暗势力的绞杀下，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中，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脊梁筑起中华民族不朽的长城。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赶走了侵略者，带着对光明的憧憬，一步步走出暗无天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
1949年10月1日，全世界都在聆听那最为雄健豪壮的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终于如凤凰涅磐般诞生了!在这个崭新的国家，劳苦大众第一次当家作主人，以百般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祖国大地万象更新，旧貌换新颜。仰望蓝天，神州飞船，太空穿梭;俯瞰大地、三峡工程，旷世神奇。从此，中国人民从一个辉煌迈向另一个辉煌，东方巨龙在全世界人民惊诧的目光中腾飞、再腾飞!
掩卷长思，我庆幸我属于这个古老而年青的国度;我庆幸我属于这个伟大而辉煌的时代;我庆幸我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
国家也好，民族也罢，均不能走闭关锁国的路子，闭门造车最可怕。你的自大，终将成为别人眼中的笑话。迎新务必要除旧，打铁务必要自身硬。重建体系需要巨大的勇气。“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此一时，彼一时。实力的转换带来的必然是态度的180度逆转。复杂问题简单化是可笑的。琦善代替林则徐去广东以后，一边搞不定英国人，弄的是及要割地又要赔款，一边在道光哪儿撞了一脸灰土。活脱脱的是里里外外都不是，很是挫败。
“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人们常说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笔财富。我想这都应在它们之前加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明白失败的理由。一个人不去反思，就算走在多的错路也是无益。
民族的改革受到既有根深蒂固的传统的阻挡，个人的革新又何尝不是受到既有的三观阻挠呢?)
徐广缙与叶名琛扛着旧时代士大夫的重任，粉饰功绩，最终还是败的一塌糊涂。依赖的所谓民心，竟是是倒戈一击，帮悔不帮清。
“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是如此。”
……
纵观整段近代历史，看到的是封建王朝一身的弊病，社会各阶层轮流的躁动与登场，民众民族意识的渐渐复苏，探索前行中的前赴后继和无数志士仁人的满腔热血。
最后“为什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一
在我原有的印象里，林则徐是一个民族英雄。小学时便有《虎门销烟》一课文，讲的是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于一八三九年在虎门海滩销毁收缴的英国鸦片。“他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而万古流芳，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而我也大抵是仰慕他的。而阅读完了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后，我对历史原有的印象与观念收到了根本性的颠覆，对林则徐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以蒋廷黻的眼光来看，林则徐是一个典型的晚清士大夫形象。他空谈而高调，只知抵御夷族的方法是“民心可用”，却提不出具体的、确切的措施;他自私自保，在广东目睹了西洋的利抢利炮，深知一味“剿夷”中国将没有出路，却不敢违背当时清议而牺牲自己名誉，勇敢提出改革主张。在蒋廷黻眼里，林则徐是矛盾而悲剧的。
二
闭关锁国时期的中国不承认他国的平等，以天朝自居。中西间的贸易极为的少，起初西洋商人仅限于广州一口，买卖受时间限制，又不可随意出游，因而英国人采取了两次和平的交涉。可惜两次的外交都失败了，英国人碰了壁。后来他们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可以撬开中国的国门。这是无奈之举。随着吸食鸦片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需求越来越旺，统治者和士大夫阶级发觉这种有百害而无一益的东西只会让国民堕落消沉，白银外流。于是就有了禁烟的呼声。
光绪帝对鸦片是最痛心的，对禁烟是最有决心的。统治阶级要求禁烟，其意志于是成了举国上下最主流的呼声。当然这样的一致呼声是表面的，因为相当多的人不这样看待鸦片的问题。禁烟是困难的，尤其是有外国人的干涉。而且广州地方官吏腐败严重，通商法令虽为严苛，外国人给了钱，官吏便会通融。若实行禁烟，则法令比原先更为严苛，于是官吏索贿力度会更大，其结果是烟没有禁，内外矛盾却愈发尖锐。这可以解释为何光绪虽然一上任便严申禁令，鸦片的进口量却不降反升。较为可行的方法是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出口，扭转当前的逆差局面防止白银外流。
可是士大夫阶级的顽疾之一便是缺乏大无畏的独立精神，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冒犯皇帝提出其他主张。在皇帝面前他们唱高调，逢迎附和：在私下里他们忧心忡忡，知道禁烟之不易。剿夷派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中抬头了。
林则徐被派往广州禁烟。他收缴了十三行全部的鸦片，当其他人以为他发了横财，不信他会真正禁烟之时，林则徐在虎门海滩销毁了所有的鸦片。从中可以看得出他坦然无私，正直清廉。他是真的爱国的，希望中国可以抵御外夷的侵扰，从这一点应该肯定他的人格之伟大。可是他同时受到了时代的局限，一是没有去过西方。他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在开眼之前他对西方没有了解，他幼稚的认为英国人作战实力有限，“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二是作为士大夫，他极力想保住自己的名誉而不敢与清议有所冲突，即使他慢慢觉悟了，也保持着缄默。他在广东搜集的资料，请人翻译的外国杂志由魏源整理成《海国图志》，却启蒙了邻国，带去了维新的动力。
三
销烟以后，英国的舰队终于向中国开来了。道光看到定海失守后怒了，于是剿夷派偃旗息鼓，抚夷派在统治者的意志下成了主流。林则徐这个时候被革职，抚夷派琦善上任。琦善也是知道中外实力相差悬殊，抚夷能缓和局势，防止进一步的冲突。但是士大夫不信他，也不信民族的未来。鸦片战争爆发，琦善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
林则徐被革职是他的幸运，却是民族的大不幸。以中国的战争设备，如山海关的炮“尚是“前明之物，勉强蒸洗备用””，来对抗西人近代化的洋枪洋炮，其结果必是以卵击石，主剿的林则徐将看着中国的军队败在夷族脚下，他将代替琦善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现实是他逃过了“千古罪人”的骂名，十足幸运!而如果林则徐没有没革职呢?他将必然输掉鸦片战争，而他的战败将引起巨大的震动，震醒还在天朝睡梦中的国人，中国的维新变革或将提前几十年。事实是，不服输的士大夫们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奸臣误国，是琦善受英人之贿把他驱逐了。
“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国家日趋衰弱，士大夫却还在梦中继续沉睡。
《南京条约》签订后，仇外心理日益加剧。地方官吏因为条约的缘故私人利益受到打击;外人进入广州城使广州人感觉尊严受损;五口通商使得上海日盛一日，广州富商受其影响。再这样的背景下剿夷派又抬头了。徐广缙晋升两广总督，他写信问林则徐驱夷之法，而林则徐说“民心可用”。
“民心可用”，这是中国历史上被说滥的四个字。林则徐身上有着士大夫的空谈高调，他只知民心可用，却不知道民心如何用，况且民心固不可失，拯救中国却需内政外交的双重努力。他所寄予重望的民心在英法联军侵华之时毫无抵抗的力量。英法打进广州城，人民反而帮助他们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
四
林则徐是如此矛盾而悲剧的一个人。他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正气凛然，清廉正直。而他又如其他士大夫一样，被清议制约，重个人名誉过于重国家前途。他看清了中国的未来，却不敢牺牲自己，唤起其他人一同改革。他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他之后，中国的近代化之路还很漫长。
新航路的开辟，为全世界的进步特别是在东西融化、或者说是全球欧化了提供动力。从此，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轰轰烈烈以鸦片战争为前奏，展开一部屈辱史——
在我看来，这未尝不是数千年未有之机遇。从马嘎尔尼访华的失败，到嘉庆年间英国第二次派人来华受冷遇，从为抵御外敌而仅设立的一处通商口岸广州十三行，到不承认别国的平等、仪统、仪式问题——除了文化差异外，“我们抱定‘天朝驭万国’的观念，不承认国际，而西方则在近代步步地推出国际生活及其所需的管理和公法。足以证明中国绝不会自动地接受西洋的科学与工艺。”
数千年来，从丝绸之路的捍威到贞观之治的“天可汗”威仪，再到郑和下西洋的外抚四夷，封建中国自诩天朝大国应有尽有，以不平等待遇对外邦交，以封藩属国作为我国的国防外线代守门户。却不料在这固步自封下，西方近代文明的曙光乍现一个个“日不落”的神话，黯淡了东方的光芒。廷黻先生说：“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现代文明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惨败。”那么，西方列强的侵略正是使闭关锁国的封建中国觉醒，探索走向现代化，走向富强。
我们总将其屈辱原因归结为“落后就要挨打”，那么这个“落后”又体现在哪些方面的软肋之上呢?
一.旧社会的恶性循环
在第二章里，蒋先生提到两个恶性循环①大乱后大治：因为民众不知利用科学节制生育也不知利用科学增加生产，于是乱世末，大治初人口少，有荒垦——人口多，分配少，生活水平低——烧香拜佛，土匪起义，小乱变大乱——大治末，乱世初;②每朝开国君主及元勋大部分起自民间，自奉薄，奢侈低，体恤民情，内政昌明吏治澄清;后来则欲望提高，奢侈增多，贪污长进。
这两个循环造就了中国历史如同sin函数图像跌宕起伏。而在西洋势力侵略起始的时候，正是我们在抵抗力量薄弱的低谷的时候，我们开始处在云端做双曲线中的下抛运动。这映证着近代历史血泪屈辱的必然性，也充分揭示了要想摆脱这种受制于人的命运，必须跳出该图像的发展，也就是必须革命地彻底，将中国封建统治连根拔起，这我也将在下面第三点中提到。
二.民心向背与国家进退
《南京条约》后，广州民众因为触及到自身利益而产生仇外心理，不让外人入城。当政者没有顾全大局地去疏解矛盾反倒是以林则徐等的意见认为“民心可用”，认为”四万万同胞有胜无败”，希望等到外人骚扰作乱时组织百姓去抗议其洋枪洋炮。“仅以民心对外人的炮火当然是自杀”，民心代表一种趋势，但如果没有大势力量——也就是综合国力的推动这根本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花骨朵儿。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更有甚者当起了汉奸，有些老百姓不明所以还帮忙外敌搬运物资——当秦始皇焚书坑儒地抑制思想发展，当明清八股局限、文字狱风行时，统治者们有没有想过，他们江山的倾覆往往咎由自取呢!
更何况，“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的大阻碍之一。就好像在北洋军阀割据时期，也正是“野心家知道中国人民的乡族观念，从而利用之，已达到割据的目的。”就算是接受了西洋文化，也只是盲目地学习。就好像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小农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狭隘阶级利益(“他的真实心志不在于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而打着天朝的幌子，通过宗教信仰从而进行革命，其根本与封建文化无异。
士大夫阶级的独立、大无畏、创新精神在哪里
在鸦片战争前与外国的邦交中，在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除了一点被迫的无奈外，是否更多体现了晚清“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士大夫认为的“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直至戊戌变法才被调整;在洋务运动中，“时人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曾国藩在推翻太平天国中，也是“以中国旧礼教为其立场，维持清政府作为政治中心，凭依忠君思想”……
就好像一位网友提到的“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不彻底，接受的旧式教育，脱离不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束缚。大部分则是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这个时代，包括很多：闭关自守;外国的趁火打劫;民众的迷信与无知;思想文化的限制等等。”我们要理解他们的局限性，但除此之外，我们是否更应该想到，百年树人，教育为本，当国家栋梁尚为此愚昧，也就不难理解国难殇殇了。
四.战略战术啃老底、太拘泥、不分明
近代有好几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就拿洋务运动来说，洋务派出于国防动机率先开始军事建设和企业建设。奕他们“绝不转头回看，留恋那已去不复回的闭关时代。他大着胆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而蒋先生痛心扼腕地说，这种新精神为什么不能出现在鸦片战争后而出现在xx年后的咸末同初呢?“鸦片战争失败根本在于我们的落伍，但其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致命伤……我们的近代化若比日本早xx年，远东的近代史则完全改写。”洋务派们迟了一步，
但更重要在宣告洋务运动终结的北洋海军溃败中战略战术运用不当。当时我们已经引进很多西方的大炮船只，但“我们的失败不是船不如人，炮不如人，而为战略战术不如人。”例如总司令选用带马队、全不了解海军作战的丁汝昌;例如在变更阵势形势自乱，敌人有空可钻，而我们第一炮误中自己望台……而且当时一些有远见的贤士郭嵩焘、曾纪泽等也郁郁不得志，
最重要的，是“近代化的国防不仅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这种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是中国旧式民间运动不能救国救民的根源。所幸的是，我们一步步尝试学习和接受近代文化，取其精华地继承传统文化，于是有了推翻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有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处在近代的中国，就好像刚刚脱离温室的花朵，唯独经历风雨的洗礼，才可以摆脱自身的娇弱。我们愤怒，为着列强的恶毒和凶残;我们悲痛，为着大厦将倾，尸骨遍野;我们庆幸，可以卧薪尝胆，力挽狂澜——所以我们努力，为中华崛起而奋斗!而唯有在那一层屈辱之下取长补短去学习，把握机遇去成长，中华民族才能昂然站起，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插图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2012年3月第6次印刷)，是我在书店发现的颇为重要的好书。
蒋廷黻是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他的这本书写于1938年，在民国销量颇大。本书反映出作者受到过严格的现代西方历史学的训练，并且观点颇为新颖。作者最独特的观点是：假如林则徐没有被免职(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由于不能摆平英国人，被道光免职)，估计他会在广州和英国人干起来，肯定惨败，那样他的一世英名将被毁掉，而对清朝却是一件幸事，因为清朝惨败之后必然会提前开展洋务运动20年，我们也将比日本早发展20年，以后就不会有甲午惨败了。
这个观点很新颖，尤其是在林则徐早已被捧为民族英雄的情况下，更是颇吸引眼球。但我仔细想想，觉得经不起推敲。因为：(1)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不是没和英国打过仗，英国顺着长江快打到南京了，清朝终于受不了了，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如果英国在长江三角洲的胜利不能警醒清朝，难道在广州打败(如果不被撤职的)林则徐，就能警醒清朝吗?(2)即使洋务运动提前20年，如果不能从制度上做根本的改变，真的能战胜日本吗?
所以作者书生气颇重。
该书毕竟写于1938年，民国时期的历史，对作者来说是“现代史”，所以对孙中山、蒋介石歌颂颇多。这也是我不赞成的。现在我看中国近代史，逐渐形成了以下(可能比较独特的)观点：
1、落后国家要发展，尤其是东方落后国家，一定要经过一段集权、独裁时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经过这段时间，国家和地区就不可能发展。好好看看日本、韩国、我国台湾，乃至新加坡的发展，无不如此。
题的关键是：(1)很多人认为一步跳入美国或英国式的民主，才是对的。(2)经过独裁或集权之后，一定要过度到民主社会，而不能停滞不前。两者缺一不可。
东方国家，不走(1)而直接进入(2)，成为世界先进国家的，至今没有先例。所以必须走第(1)步，绝不能因为(2)而否定(1)!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必须及时过度到(2)，否则仍然会落后，会挨打!
2、在近代史上，李鸿章、孙中山的地位过高了。
实际上，国人对李鸿章的评价已经几经反复。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的名声就臭了，一直臭到民国。然后梁启超等人为他翻案，说无论是谁，当时都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和李鸿章没有太大关系。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也为李鸿章说好话。到了1949年之后，大陆再次把李鸿章丑化，但1990年之后又逐渐为他翻案。总之，现在李鸿章基本上是个正面角色。
但我认为，李鸿章还是被大大高估了。孙中山也一样，国共两党对他的评价始终很高，都有历史原因。但真正细观历史，我认为他被严重高估了。算了不展开了，重要人物总是充满争议。
3、有些人的地位过低，比如左宗棠。
左宗棠收复新疆，从清朝到民国，再到现在，我们都认为左宗棠是民族英雄。我越看近代史，越觉得左宗棠的见识极高，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中国人。但是，我国对他的宣传还是远远不够，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收复新疆时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民族英雄刘锦棠(有兴趣的可以看我的《刘锦棠收新疆》系列)。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左宗棠在我国(包括大陆和台湾)的地位这么低，他的知名度远低于岳飞、戚继光、林则徐甚至邓世昌，也低于曾国藩和李鸿章。
蒋廷黻对左宗棠的评价同样不高。他认为：假如不是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当时清朝肯定有更多的力量建设海军，琉球就不会归于日本了。而琉球归属中国之后，在朝鲜的影响力也将更大。作者显然认为琉球比新疆，东面比西面重要。
对此观点，我同样不表赞成。难道左宗棠不收回新疆，李鸿章就一定能收回琉球，清朝一定能战胜日本吗?几乎不可能的。李鸿章一贯忍辱求和，不可能为了琉球和日本开战。而新疆的重要性，作者显然没有认识到。
4、近代史严重低估了一些媒体思想家(“公知”)的历史贡献。
具体地说，梁启超和胡适，他们不仅是文人，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思想家，而且极大地左右了历史进程。我们似乎只是在戊戌变法时才会谈到梁启超，并认为胡适只是民国时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这都大大低估了两人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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