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获取智慧的源泉，阅读是开启世界的钥匙，在读完读后感书名后我们一定收获颇多。每个人在看完一本书之后，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见解，这时候可以用读后感进行记录。经过研究幼儿教师教育网的编辑为大家分享一篇题目为“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的文章，希望您分享本页内容与您朋友！
张居正几乎开创了“万历盛世”，把明朝推向辉煌的'历史顶峰。以前只知道张居正生前身后的强烈反差，兀自归咎于万历的“逆反报复心理”。读后感触颇深，幡然醒悟其真正原因乃是他的强势行政模式和作风同当时的“文官政治体制”格格不入。他在世的时候没有发挥他旷世的精明干练发现“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的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他忽视了他所要改变的东西正好是当时落后的生产方式与政治现实相平衡的产物，他忽视了中国两千年来封建体制的症结就在于道德代替了法制。于是他的失败和海瑞被视为异端就理所当然的。张居正十年鼎力革新，也受尽怨谤，最终人亡政息，至他身后，与他交好的还屡受其株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政治家最大的失败。而在其后的申时行，也许就领会到了这一点，他开始同文官体制妥协，甚至宁可被看作是大和事老，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依旧坚持折中调剂的原则。一切的一切，目的也是为了让国家机器的稳定运转。
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变成文官体制与封建皇权的缓冲剂。一旦缓冲失效，夹于中间的首辅就不得不“引咎辞职”，成为冲突的替罪羊。首辅犹如深陷历史漩涡的一叶扁舟，注定沉沦。
所以说，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政治家为保障社会的稳定，而有可能采用保护落后来作为手段之一，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政治家的睿智，因为当时落后的一方占据主动权。因为这样，无论从国家资源还是个人资源以及发展中可能付出的社会成本都有可能是最小的。
在上层文官集团和下层成千上万的农民之间，在多达两万人的文官集团内部，明朝如此庞大的国家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儒家的“孔孟之道”。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并不是靠现代化的法律和理性的制度而是依靠道德来维持的。但是，道德不过是一些抽象的准则，真正在人与人之间起作用的是“礼”，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礼保证了整个社会运行秩序。
无奈的是，这腐朽的制度就这样肆无忌惮地不断创造一幕幕历史的悲剧。
我和很多人一样，初识万历十五年是因为人民的名义，那部被高育良反复提及的史书。第一次读史书类书籍，说实话有点乏味，后半部分几乎是听完的，有点不求甚解了。
我对明朝皇帝的印象，只觉得明朝的皇帝都挺有特色的，其中木匠朱由校是印象最深的。现在又有了一个二十八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
看书之前在综艺一本好书上看了张居正和万历皇帝的故事。纵使万历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可我却无法觉得他是一个不用功的皇帝。他十岁继位，在位了四十八年。张居正是他的老师，教导他同时也深深地约束着他。政治或者历史我不懂，单从人情，我总觉得万历的人生有些悲哀。所以，我总愿意把他的不上朝看成一种反抗。这种反抗和怨恨之意，从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的处理方式上便能看出。而张居正又很难能用忠臣和奸臣来判断他，他不是一个清官，甚至敛财无数，把控朝政。但他辅佐万历的那十年却被称为万历新政，在政治上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yJs21.cOm
张居正身后，申时行接其位，成了历史上著名了和事佬。印象最深的便是万历十五年，明朝官员间不和，申时行发挥和事佬能力，努尔哈赤得以不被围剿。明朝的覆灭便从那时开始。黄仁宇先生说，万历十五年不只是明朝走向覆灭的一年，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开始沦为殖民地的一年。历史的失败，给中国日后的发展留下了机缘。
“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海瑞深知这一点，可他却无法改变什么，他将清官做到极致，得到的却是整个时代的排挤。无论是戚继光还是李贽，他们都深知那个国家的症结所在，可是他们又毫无办法。尽力寻找一个中间地带，却怎么也找不到。整本书，总觉得自己看到的是历史的悲剧。
这本书我还会看第二遍的，会看纸质书的，到时候一定好好理解。
这本书我我我……终于看完了，想长舒一口气，这算是我看完的第一本历史书，什么想法，可能是因为对那段历史不了解，可能是因为这是一本横向写历史的书，所以大部分都是作者在不停的深入剖析，所以没有画面感，觉得枯燥，我也看不太懂，看懂了也忘了，对书里面的内容就不做什么评价了，还是只有那一句“单从人性方面来讲，心疼万历”，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然后才是一个皇帝。之所以看这么慢，是因为一开始真的都是一字一句在读，我想要它让我变得深刻，后来发现我错了，这样的话好像太具有功利性了，而且我根本就记不住，所以我想以后就让读书成为一种放松的方式吧，少一些目的性，这样应该可以让读书变成一件更有意思的事情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不了解，所以看书过程中不停的在翻想法，发现其实想法里有不同的见解，从其它不一样角度来表达对事情不一样的看法，很有意思，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习惯，应该保留。(˙︶˙)
名著《万历十五年》读后感范文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不见风雨飘摇，也触不到病入膏肓，唯有隐隐发痛的“慢性病”，让人在平淡无奇的日子中，感到些光阴的懒懒流逝。黄仁宇先生用历史学家的视角，文学巨匠的情怀，带领我们凝神此刻的中国， 在时间的温暖里，切开一个断面，揭开曾经的故事。作者截取了从皇帝、宰相、士大夫到六品官员、军事将领、儒家信徒等六方面人物的片段来组成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的群像，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地展现了明代中国所谓僵化的、保守的官僚体制与落后的、混乱的、零碎的税收管理体系，并以极为个性化的叙事风格刻画了为实现治平抱负而在体制中抗争与灵活变通的人物。为我们摹画出明代建国初始的小农思想与顶层设计，即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的清晰图景。
贯穿《万历十五年》整部书的一个思想主线就是，西方近代化的技术、组织与制度的理性化、尤其是财政税收体制上的数目字管理化并没有在明代中国发生，而与此同时的西方正处于迈向近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关口。作者一方面是在为中国错失这样的良机而继续沿用传统的老体制不思进取而感到惋惜，另一方面也是在为中国没有走上这条西方式现代化的道路而诊断病因。在作者看来，中国的沉疴痼疾就在于以道德、礼义代法律、以道德代技术的传统思维，而这两项是儒家思想规训下的文官集团的铁律。铁板一块的文官集团在维护祖宗成宪、先圣经训、仁义道德的名义下坚守着他们所认定的“政治正确”，而这背后渗透了多少个人利益的考量与权衡，则是以非常道德化的面目表现的。相形之下，被文官集团裹挟与道德绑架的皇帝看起来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其所谓的专制权力并没有流俗理解的那样绝对独裁与不受限制。甚至于万历皇帝无奈地选择“罢工”来消极地回应，与整个文官集团作对。无怪乎，明代文官集团会推出像张居正这样的权臣，也会涌现像崇祯这样试图重振朝纲、大权独揽的强势皇帝。可以说，有明一代的最终衰败从一开始明太祖建国所定的基调就被决定了。
在具体的行政管理与社会治理上，明代中国以儒家的道德规训和政治教化代替了技术专家与法律思维。而这是与马克斯·韦伯揭示的技术与制度的理性化、科层化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后者被认为是近代资本主义能够产生以及现代国家构建的关键。“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这是明代从最初建国就定下的基调。作者指出，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作者所选取的极端典型就是被他戏称为“古怪官员模范”的海瑞。一方面，他以极缺乏人情味的严厉法律思维却又推行极为重视人情味的人伦道德，把儒家的忠孝仁义的价值推行到极致，以至于到了违背实情、不顾事理的地步。他所关切的并非事情的是非曲直，而是儒家人伦的道德教化、纲常名教是否能符合圣人所认定的“正确”。另一方面，海瑞又呈现出极为重视规则、不顾人情的理性主义法律思维的一面。不懂得变通与灵活性，对于儒家极为重视的经权问题并没有深刻的领悟。这就决定，海瑞只能作为一个官员楷模的道德典范被朝廷树立(清流)，而朝廷所重用的却是一帮深谙权术、懂得现实政治运行法则的更为务实的官僚(循吏)。作者认为，凭借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的个人道德自觉，加之具体处理这些诉讼时的过于自信、自用，而没有任何周密的规章程序以及处理诉讼的专门机构，海瑞注定是要失败的。
作者尖锐地指出，在僵化保守的文人治国的“铁笼”中，也有极个别以一己之力来冲击整个腐朽体制、试图改变保守落后的局面而锐意进取有所作为的英雄。其中之一是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为了施展平生的报复、实现抗倭的大业，深谙现实政治的戚继光知道必须先获得权位，而他选择了一条捷径：直接攀附当时的权臣张居正，通过送名贵礼物获得后者的赏识与欢心。而张居正也是慧眼识英才，重用了戚继光，才成就了明代抗倭的大业。然而，戚继光以一介武夫来试图革新军事体制与设备的努力却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反对而失败。像戚继光这样一位刚毅果敢的卓越军事将领想要提倡新的军事技术、极端军事效率的改革尝试必然失败，因为这打破了整个文官集团所维系的平衡，是与文官集团所要维护的轨道是相冲突的。“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技术、效率总要让位于文人治国与稳定性的考量。在事实上，文官集团只能有一种传统的性格，而由于这个集团是本朝实际上的统治者，他就必然会以自己的性格作为标榜，而责成全社会向他看齐，造成了整个行政的低效。
在税收和财政管理的体制上，明代中国显然缺乏精细的数目字化管理，并且体现了浓厚的农业立国的小农经济思维，以及对工商业的严重抑制。作者以来往官员的旅费这个事例说明财政管理的碎片化与自给化程度，根本没有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一杆子插到底的管理体制。按照明律，这笔费用由各大户分摊，根据固定的数字来征收，这样就可以自给自足。甚至就连军队的军饷都不是由国库支出，而是指定应天府的五千个纳税人把它们应交的税米直接送到军士家里。实际上，作者对财政税收制度的批评把矛头对准了儒家思想与文官集团对技术的排斥、抵制以及以道德立国的思想。所谓“君子不器”的儒家思想深刻铸造了传统文官集团的政治性格，那就是在思维上极力排斥与抵制“专家治国”式技术主义的行政方向，而以道德的教化治理国家。因此，这种政治体制设计的.目的就不是效率主导，而是以稳定、遵守惯例或成宪为首要宗旨。
然而，作者的视野还是有非常强烈与明显的韦伯理性化理想类型与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明显是站在西方近代化的立场上反观与评判中国。他更多地只是诊断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与政治教化模式的问题，而忽视了这个体制之所以长期延续并成功占据中国人心灵的优点。历史研究已表明，同一时期的西方在财政税收体制上并没有比明朝精确化与高明到哪里去。如果按照马克斯·韦伯对理性化的官僚制特征的描述与定义，比如分工的专业化、名实的相符、非人格化、等级化等标准，中国早在秦代就建立理性化的官僚体制，虽然它远非近代西方那种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建构模式。若是从近代西方传教士的眼光看来看待明代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传教士们经过观察中国的政治体制后都惊呼中国已经实现了哲人王治国，他们对中国通过科举选拔儒家士大夫担任文官的制度是非常赞赏与仰慕的，并积极地向西方推介。这是因为，“君子不器”的思想早已被孔子深深地刻铸在中国读书人的心中。中国人的政治是培养精通儒家经典的、有深厚人文教养的德才兼备的通才而非技术性专家来教民、化民，这是中国政治的逻辑，它所着力的是安顿人心、立己立人、修己安人的志业。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文明从源头起就是一种连续性文明，生产的发展、血缘被地缘取代以至于国家的产生都是由于政治的程序来完成的，而西方则是一种断裂性文明，生产的发展是依靠技术、贸易的突破性提高导致的，因而西方走向了一条向外索取与扩张的技术革新、航海发现、海外贸易的路线。
黄仁宇先生的笔墨，让我们看到静静潜伏于历史穴罅中的明朝，怎样呻呤着属于它的孤寂。也让我们聆听到作者抒情的挽歌中充满遗恨的沉重叹息。历史，是这样势不可挡地客观前行。只有学会在细节中窥视真相，懂得顺势而为，方可不溺于历史长河而延绵不息。站在40多年后反观《万历十五年》，我们更应清楚我们文明与道路的来龙去脉，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重新反思我们的独特性，以及走向更美好未来的自觉坚守与选择。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这一年，西班牙军队西征大英帝国，而远在东方的明朝，经过明神宗朱翊钧大刀阔斧的改革，原本一改明朝的颓势，出现了盛世曙光，当时无数人以为明朝会永远的繁荣强大，没曾想却在皇权与文官的斗争下，迎来了更加不可逆转的衰亡。
说到《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1976年58岁的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用英文完成的《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中文书名为《万历十五年》。
众所周知，发生于16即万历四十七年的辽东战役，是关系明朝生死存亡的转折点，而明军的失利，其根子仍在其官僚制度。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都有“税重民穷”的说法，但是黄仁宇认为，“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
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情况，到明代到达了极点，而他写作《万历十五年》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万历十五年》）
不管判断什么，都可以以“道德”为武器，看不惯谁，罪名找不到好办，从道德上出文章。
还有很多都是琐碎的事，张居正父亲死了，可张居正是身居要职辅佐皇帝的重要任务，他应该不应该去辞官守孝？于是，儒家的一堆大道理就又来了，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那么做......
形式高于一切、道德高于一切，道貌岸然的儒教建立起了一套完美的表面世界，同时大家在潜规则下继续尔虞我诈贪污受贿结党私营，一套儒教理论，一套潜规则，两者互不干涉的组成了这个封建王朝。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纪录。
万历十五年看似无关紧要的一年，但黄仁宇老先生却暗喻一个“黑洞”，依旧祥和的太平盛世的背后，可能整个体系早已病入膏肓，无力回天。
从万历十五年开始，明神宗开始怠政，逐渐沉湎于酒色中，后来爆发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朝廷里党派林立，党争不断，即“东林党争”，明神宗疲倦其中，索性不上朝，即演变成后来的：
“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由此可见，万历十五年是张居正改革后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看似影响不大，却意味深远。这一年丰臣秀吉即将统一日本，为后面的侵朝拉开序幕，虽然后来明朝与朝鲜联合抗击，日本侵朝失败，但明朝也损失大量国力。
外患暂无，内忧频起，万历十五年，努尔哈赤在东北已经崛起，为后来统一女真打下基石，也为明朝的灭亡埋下祸根。
首先这不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因为我更想让它突破“感”的限制，去追求“思”的力度。但是，我自知才疏学浅，就一问题论述尚且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像黄仁宇前辈那样的“大历史观”。那应该怎么来写这篇文字呢?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在听百家讲坛郦波老师的《风雨张居正》时，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困惑,那就是，明朝的君主专制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为何君主在执政的时候反而遇到更大的阻力,明朝多诤臣，往往不惧贬职和牢狱，也要与皇帝据理力争。这一困惑此时却给了我一些灵感——虽然这些灵感都是散乱无章的。但至少有一些东西可说，于是我觉得，可以从这里写起。
从秦始皇确立中国的帝国体系后，中国的政权成为了由君主专制主导的的行政体系。后经汉、唐、宋等朝代的完善和改进君主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强化。中国的封建制度持续了两千年之久，成为回顾往事的人们所必须直视的。
黄仁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写道：“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万万十五年，全年并无大事可叙。”而在西方“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服英国的前一年。”于是我对于这种比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万历十五年往前和往后再看一百年，我们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
1487年，明宪宗去世，明孝宗朱祐堂即位。在执政期间称为“弘治中兴”，这一年同时也是迪亚士开始新航路开辟的的第一年。而在1687年，康熙皇帝正值盛年，平三藩收台湾的功业已经完成，而同年牛顿发表了他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预示着一个时代将要到来。
拿中国与西方作比较不是的想要贬低我们过去的历史，在我看来正视这一段历史是需要勇气的。而勇气来自哪里？一者在于良知，二者在于思考。中国过去的历史，写在书面上，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大多除了帝王就是将相。因此整个中华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君王将相的历史，这是一个不能逃避的事实。在与西方比较一番之后，我们自然能看到，君主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帝国的前进。
但是如里把这种历史滞留仅仅归咎于君主专制，则是不负责任的。在我看来，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其实是君主专制，文官专政。在这里我擅自加上了“文官”这一群体。而在此之前我便有过这种想法端倪，而《万历十五年》更是增强了我的信心。对于文官集团的思考和认知，便成了这篇读后感所要叙述的内容。
文官制度是中国国情的产物。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小农经济，以农业为支撑的经济局面让我们看到，尽管这个帝国依靠着数量极其庞大的农民而得以存在，但帝国的权力行使却从未落入到农民手上。一方面，农民阶级有着难以避免的劣根性和局限性，无论是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张角的黄巾起义，还是后来的一系列起义，如果没有获得地主阶级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地主阶级又怎么会支持农民的起义呢？
另一方面，农民的文化水平不足以让他们能够掌管帝国。我们这个帝国地域宽广，社会复杂，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需要专业的管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农民即便起义取得成功也无法长久的原因。
所以在我们这个帝国形成的时候，即秦始皇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时，李斯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的宰相”。伴随着君主专制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套文官体系。小到地方官吏，大到宰相权臣，都是文官集团的一份子，都在协助着皇帝管理着这个帝国。
因为整个中国的封建历史都是地主阶级的时代,皇帝正是最大的地主阶级。而地主阶级在不同时期又是以不同的群体登上历史台的的。秦汉时期，由于还带着一些原始的世袭色彩，贵族地主阶级依靠血缘成为了统治阶层的主力军；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九品中正制”，形成了以门阀和家族为基础的士族地主阶级；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的确立和完善，“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成为统治阶层最正统也是最有效的途径，庶族地主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而历史则证明,庶族地主阶级是人数最为广泛，基础最为牢靠的群体，唐太宗的“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则是一个较为有力的证据。皇帝企图将文官体系纳入自己的掌控中，只能采用“此消彼长”的方法。一者加强自己的君主专制，但这一种方法过于僵硬，而且还有一定的弊端。
如果皇帝成为首脑，那么掌握决策权的他，在加强自己权力的同时，也会给自己增添不少的麻烦。比如工作的繁重，效率的降低，决策的失误等等。就拿朱元璋来说，虽然直接废除了宰相制度，实现了大权在握，但付出的代价则是“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大量的工作也使得这位皇帝成为历史上最为“辛苦勤劳”的皇帝之一。
比起独揽大权，对文官集团进行的分权制衡显得更加联明和有效，如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朝制度，唐朝的“三省六部制”等，分权的好处在于防止某一文官机构权力膨胀，对君主专制造成威胁。而制衡则力君主专制的提供了足够的保证。
之所以说这么多的君主专制，因为在我看来是很有必要的。文官制度是与君往制相臣映衬的，文官专政的前提是君主走制，君主专制也是文官专政的保障。分权制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君臣之间的问题，但它却始终无法改变一种局面：文官集团的权力并没有被削弱，制衡也只能是特定权力上的制衡——倘若文官集团在某决策上达成了高度的共识，那制衡便起不到作用了。而让这一集团达成共识，既需要利益的重合，也需要价值观上的趋同。
古语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万历十五年》作者“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作者自己对大历史观的理解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是几十年游遍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将历史的基点退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作者以大历史观来看待历史，作者从技术的角度通过对典型历史人物的分析，展示了明朝文官执政下的一些社会现象，从对人物命运的分析中展示了当时社会的一些弊端。万历年间是文官集团执政比较成熟的时期，因此整个时代也散发着文人的气息——重道德轻法律，重文化轻武力。所谓的法制不是从技术的角度去实行，更多的体现的是道德的衡量。整个朝廷上下奉行低薪制度，以至于腐败盛行。“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距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
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依据。所以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政府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造成政府不用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组织上的原则已不能处理当下的问题，只能以人事调动代之。
.文官集团的考查制度造成了中国官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出现——乡谊，年谊。优秀皇帝的职责乃是平衡。
文官集团的“阴阳”
在北京的两千多名文官中间，存在着对伦理道德和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互相顾忌而又互相蔑视。有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作发财致富的机会;有的人家境丰饶，用不着靠做官的收入维持生活，自然就不会同意和允许其他人这样做。“四书”中的原则，有的人仅仅视为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有些人却一丝不苟，身体力行。另外有一些人彷徨于上述两者之间;也有一些人由于人事的牵涉也参与了对立阵营。
调和这种阴阳皇帝除了公正和不辞劳瘁以外，还需要超出寻常的精明能干。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
明朝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顽固不磨的真理。
政府公务员待遇不合理，地方官没有实际力量足以应付环境的变化。官员们一面标榜的仁义道德的阳，一面又私底下收受贿赂。所以海瑞成为所处环境的异类，一方面他的德行被推崇一方面又被文官集团所排斥，因为社会已不允许这种特立独行的出现，海瑞的行为触动了文官集团的“阴”面。
我和明史不熟。想得起来的渊源大概只有《明朝那些事儿》和《大明王朝1566》。前者是多年前在公交车和地铁上读完的，记忆本就不深。而后者画面强烈，读这本《万历十五年》的过程中，每每看到熟悉的名字，总想起电视剧里的情节画面：年幼的朱翊钧非冯保不能哄，嘉靖皇帝隐于幽深天牢的阴影中与海瑞对峙，大骂他无君无父，还有徐阶高拱张居正谭纶，以及胡宗宪和戚继光。
但这本书让我很偶然地开始从新的角度去理解历史了。
1.习得性无助
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我其实没太读进去。我在想万历初登大宝之时似乎明朝也有过一段时间的中兴，我在想为什么自万历十五年后曾经那个雄心壮志的少年就突然沉寂了。
读到关于君臣就立太子一事反复而持久的拉锯战时，我突然想到了“习得性无助”。大概这就是某种原因吧。万历皇帝幼年登基，政事全靠大臣辅佐，事事遵从教导。守礼守制，该上朝就上朝，该行礼就行礼，大概张先生说什么都不会错的。而慢慢长大的小皇帝渐渐发现，但凡他想要依自己的意愿做些什么，就往往受到朝臣的劝谏与阻拦。想骂人不能骂，要忍着，以示宽厚仁爱。想立喜爱的儿子为太子不能立，长幼有序，不可逾制。当他的一切所欲所想一一被驳回，他除了做个提线木偶，还能要求什么呢？
这大概是做皇帝的孤独吧，所谓“孤家寡人”，是真的没有人真心实意和他站在一起的，除了贵妃郑氏。万历为何如此宠爱郑氏，大概也是这一原因。世间只此一人不把他，万历皇帝，看做一个大宝玺印，一个皇权的代表——只此一人眼里，他是个活生生的人。
在终于了解了自己于万事万物的无能为力之后，年轻的皇帝大概是突然就看开了。既然无能为力，不如就“无为而治”吧。无为他做到了。“治”却太难。
2.海瑞的母亲
海瑞这个人，怪。从看《大明王朝1566》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怪。他活得像一部道德法典，清白高尚得不近人情，甚至不像个人了。
说起来这一点大概真的承自他的母亲。这位孀居数十年的寡母以坚硬的性格对海瑞言传身教，他于如此家庭环境中耳濡目染，如何能学得世事圆滑？
书中也说到，海瑞休妻丧妻，未尝不与他的母亲有关。而这又让我想起陆游和唐婉、焦仲卿和刘兰芝，只是不知道海瑞这个在从未有夫妻琴瑟和鸣相敬如宾的家庭中长起来的男人，是否真能对他的妻子生出那种生死不渝的感情。
说到底，一个母亲，一个自三岁之后既当爹又当娘的母亲，对儿子的影响会是全方面的。她教导他孔孟之说伦理之道，也就教会了他克己与寡情。
3.以史为鉴
黄仁宇先生在这本书最后的最后提到了他的“大历史观”，而我在读这整本书的过程中想到的是“旁观者清”和“上帝视角”的“全局观”。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过去世界里发生的事于今而言最大的意义，莫过于让今人抽离于当时当世之外，能将与事件有关的众多因素一览无遗，这种全局视角让我们有机会看清历史究竟是如何行进，所谓“因果轮回”是如何在超越人生范畴的时间尺度上应验。我们便是在这个尺度上以史为鉴，以知兴替。也只有在这个尺度上，历史才真的具有意义。
我终于理解上学的时候为什么从来不能把历史学明白。因为那时候局限于历史而学习历史，全然不懂所谓“历史意义”其实指的是事件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和对后世的长久影响。背各种“历史意义”一度让我苦不堪言，而我从未曾想过已经湮没于千百年时间里的那些人和事，究竟为什么而有意义。
归根结底，我上学的时候没把历史学明白，是因为从没有一个老师明白地把这种“旁观者”姿态，“上帝视角”，或者“全局观”讲出来。我只能靠自己参悟。于是才疏学浅悟性平平如我，被历史裹挟，被历史戏弄，被历史抛弃。
所以我历史没学好的锅，我自己绝对不背。
哼。
相关文章
最新文章
.png)
.png)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