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学习我们对作文的写作应该比较熟悉了，写作绝对是一件有益身心的好事。优秀的作文需要有中心思想以及合理的框架。写好一篇作文需要我们做哪些准备呢？经过搜索和整理，小编为大家呈上左传读后感精选9篇，仅供你在工作和学习中参考。
以五代十国为界，中国古代史正好可以看成对称的两个阶段，前一个更工整，后一个稍牵强。从周至唐，都是先有一个长达几百年的纷乱之世迸发出绚烂的思想，并由之引发制度思考，之后一个制度创新的朝代架构出社会发展的基本雏形，继而雄汉盛唐。而宋元明清四代，都是先一个汉族政权将自身在经济、对外领域所能达到的成就发挥至极致时陡现疲软，外族政权蛮横地破立，延续帝制国家的命数。之后的晚清、民国时期，恰似又一个春秋战国，细品下来，不知这是轮回抑或必然。
如果说，从晚清至新中国建立，定义了今天中国的制度概念，那么自周公制礼而一脉相承至春秋时代的礼乐制度则定义了中国人的概念，甚至定义了从内心价值参考到行为衡量准则的一系列标准，有些虽然随着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的转变而逐渐被剥落，但仍有部分价值取向如数学定理般严苛而真实地在生活中体现。中国人对部分礼仪矫情式的执着从春秋就开始，外交场合对话都是用诗经断章取义，因此也难怪楚国君臣在最初的几次出场中，都透着一幅初进大观园的感觉。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没有宗教，是因为中国人在上古时代就将对自身理性的思考发挥至极致，需要由宗教树立的超我形象由深刻的自身内省所代替。但如果这种内省太过偏执，就会产生如申生、介子推那样被自身道德追求绑架，直至自我肯定到只有死路一条。直白地说，文明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一个定义了我们思考与行为的时代，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源头。酒自古就是拿来说事的最好手段，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日常交往。春秋宴饮，其中一个环节叫做“无算爵”，顾名思义就是敞开喝，但喝酒并不是都无节制，齐桓公在招待田氏高祖陈敬仲时，二人喝得特别投缘，齐桓公主动要求晚上点上火把，接着来下半场，陈敬仲以来之前对晚上喝酒没算卦委婉推辞。
读了《左传》后发现，非但日常生活和理性思考，就连国际关系都是深植在中国人血液中，现今国际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在春秋时代都能找到表征。在此单举二例，晋文公践土之盟前后的一次君臣对话中，晋国大夫就明确提出，作为霸主就应当成为其所代表的“国际秩序”的倡导者与维护者，应当积极地推行正当的政治制度，而干涉他国内政当然是实现这种目的的必要手段，晋国讨伐齐国时，提出的议和条件就是将齐国国内的田垄由南北向改为东西向，以方便日后行军。春秋时的大国可以如此霸道地宣扬自身的价值体系，而小国则由于地缘因素等方面的限制，只能成为大国割据的战场。晋国夷之蒐前后的政局大幅动荡，上卿级别的官员变动频繁，楚国利用这一时机频繁北上，晋国国内局势稍显稳定便立刻召集同盟国家开会，通过攻打双方势力交界处的陈、郑二国打压楚国崛起。最终，郑国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逐年与晋、楚两国讲和，这种外交政策的频繁转向连郑国当权者都找不到合理应对的方法。在一次面临楚国进攻时，无奈到进行占卜，神灵的指示是全体当权者到太庙去哭并将战车充塞街道，以示誓死捍卫国家的决心。
有人说春秋时代虽然产生了伟大的思想，但这种思想不足以让我们走出丝绸之路，只有汉唐那种宏伟和包容才能容纳如此的梦想。但这思想从不是那般无力，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可乎”，作为“身长九尺，人称长人”的孔子可能觉得这是个坑，老头直接就怼回去，“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所以，正是这个仿佛纷乱搅扰的时代构筑了汉唐最基础的精神世界，也正是这种看似淡薄绵软的黄老、儒法造就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千百年前那些蓬荜生辉的大殿之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皇子间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争斗。而庄公和段这对一奶同胞的兄弟生于此，便注定了将要奔向这既定的宿命。
整篇文章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所写，没有一句褒贬，可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那鲜明的人物性格却淋漓尽致，让人读完一遍，便有了自己的见解。
庄公自然是整篇文章的核心，这是一个复杂而心计深沉的人。
庄公的心思实在教人琢磨不透。对于弟弟段不知满足地不断扩张自己势力的作为，无论大臣们如何规劝，他都毫无动摇，直到最后弟弟的军队整装待发，意欲将王城一举拿下之时才反攻——这样的做法，究竟是对弟弟的疼爱宽容，还是处心积虑?
我想，后者的可能较大。
以庄公之能，能够早先得到段之大军准备攻打的消息，就说明他早已在段的人手中安插了自己的心腹。他看似与世无争，实则将段的一举一动都掌控在自己手中。
他从未信任过段，又何言疼爱?
庄公利用了段的自私，任由其扩张版图，最终与其致命一击。若段未曾拥有过希望，那失败则不算失败，可眼见成功近在眼前，到头来却只是南柯一梦——刹那间荣华不再，由天堂直坠地狱，由一方龙头化为仓皇逃犯，曾执掌翻覆的一片江山如今却连容身之地都全无，对于一个视权力为毕生所求的人来说，又是何其大的打击!
未曾拥有，便不会真正体味到其乐，然而拥有后又瞬间失去，这样的空与痛又怎能言喻。
所以我想，这或许就是庄公的一场报复——报复姜氏对段的偏爱。
由后文可以看出，“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这说明庄公对母亲的爱是真实而由衷的，所以他很快就后悔了自己的所言。
人类对母亲的爱以及渴求母爱的心，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而庄公或许不过是一个想要依赖母亲，获得母亲青睐的孩子，所以母亲对弟弟显而易见的偏爱大大伤害了他，黑暗的种子就此萌发，日益扭曲着他的心灵，终于根深蒂固，成为了铸成这场惊天报复的始作俑者。
一向被宠上了天的段或许永远不会明白，庄公渴求母爱的心，一个孩子渴求母爱的心，有多么可怜，又有多么可怕。
情感的积蓄与爆发，足以摧毁一切。一句“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便能看出姜氏对两个儿子的态度的天壤之别。
正所谓由爱生妒，由妒生恨，被母亲厌恶的痛，与对被母亲宠溺的弟弟的妒随着时间肆意生长，终将归结为一个字——恨。
这几十年积蓄的情感足以湮没理智，于是庄公亲自导演了一出叛戏，将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当大军压境，看似无力回天，实则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命令下达的一刻，他亲手为弟弟创造的幻梦顷刻崩塌，他的报复落下帷幕，可他真的快乐么?
或许将弟弟逐走于他而言是快乐的，因为他从未对弟弟施以衷心，而他也并不明白何为手足之情。但与母亲决裂所带来的，却是莫大空虚。所以他会被颍考叔的孝心所感染，发自肺腑地道出：“尔有母遗，繄我独无!”
庄公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孤独的孩子。纵然他万人之上，母亲依然为弟弟处处着想;纵然他城府深藏，他也无法谋来母慈子孝的美好幻想。
常言道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若不是姜氏的偏爱，或许，就没有后来亲兄弟兵戎相见的悲哀场面。
被爱，是一件何其有幸的事。我们生活在充满爱的世界里，就算失败，也有所依赖、有所慰籍;就算被全世界背叛，也会有人站在背后，给予支持、给予信任。我们拥有爱，便拥有了一个莫大的避风港，为我们遮风避雨，为我们指引方向。
庄公性格上的扭曲与偏执自幼形成，他渴求母爱，却不明白自己得不到母爱的原因，其实并不全在弟弟身上。爱本来是很美好的东西，但物极必反，当爱与被爱严重失衡，必定会招致一场空前的灾难。
所以，在我们理所当然地接纳着爱时，我们也要去爱，爱是双方的，因此付出它的同时，我们也能得到它。
庄公之孤独，在于他纵然群臣环绕、美女搭肩，也无一人给予他真爱。而对于我们来说，即使孤军奋战，只要还有所爱之人，只要还有爱着我们的人，我们就拥有了拼搏的意义，就拥有了永不磨灭的信念。
只要有爱相牵，人与人间便维系着永不会断的羁绊，就算相隔两地，有爱相伴，有所信念，一如并肩。
春秋佳作，道破诸侯争霸，写尽沧桑历史，推究天地之本。入德之门，透桥风云战事，彰显圣人之礼，探求民生之基。此书妙也，凝聚诸子风流，体悟世事变幻，有言道，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力，斯为大备。果真如此。
《春秋左传》这本书记叙了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时期各重要历史事件，从东周迁移到三家分晋，春秋时期虽然互相争战，但不失礼信德行，这是我对春秋时期感兴趣的原因。各诸侯互相争战，才成为霸主，但他们时刻不忘修身，修行，修德，这是难能可贵的。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落难时受到楚国的优待，当上君主也不忘诺言，避三舍，晋文公就做到了守信。
《春秋左传》中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道理。在为人处事时这些道理就会发挥用处，像晏婴叔向论齐晋季世这篇文章，通过齐国疋相晏子与大夫叔向的交谈来反应春秋末期的社会现象。晏子说：山上的木材运到市场，价钱不比山上高；鱼盐蜃蛤运至市场，价钱不比海边高，百姓的人才财一分为三，两分归于公室，只用一分维持生计。而叔向也叹息我们公室也是末代了。战马不驾战车，卿不统领军队，公室的战车没有御手和车右，步兵没有得力的长官，而王室愈加奢侈，百姓困倦疲病，昔日能随便发出万余的百金，王室却还用着千金、万金之类的额票。作者通过几句话便写出了不用贤者的后果，实为妙笔，也让世人知道一心贪图享受，即使再多的财力也早晚会枯竭的。
《春秋左传》，实为绝笔，不得不看。
千百年前那些蓬荜生辉的大殿之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皇子间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争斗。而庄公和段这对一奶同胞的兄弟生于此，便注定了将要奔向这既定的宿命。
整篇文章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所写，没有一句褒贬，可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那鲜明的人物性格却淋漓尽致，让人读完一遍，便有了自己的见解。
庄公自然是整篇文章的核心，这是一个复杂而心计深沉的人。
庄公的心思实在教人琢磨不透。对于弟弟段不知满足地不断扩张自己势力的作为，无论大臣们如何规劝，他都毫无动摇，直到最后弟弟的军队整装待发，意欲将王城一举拿下之时才反攻——这样的做法，究竟是对弟弟的疼爱宽容，还是处心积虑?
我想，后者的可能较大。
以庄公之能，能够早先得到段之大军准备攻打的消息，就说明他早已在段的人手中安插了自己的心腹。他看似与世无争，实则将段的一举一动都掌控在自己手中。
他从未信任过段，又何言疼爱?
庄公利用了段的自私，任由其扩张版图，最终与其致命一击。若段未曾拥有过希望，那失败则不算失败，可眼见成功近在眼前，到头来却只是南柯一梦——刹那间荣华不再，由天堂直坠地狱，由一方龙头化为仓皇逃犯，曾执掌翻覆的一片江山如今却连容身之地都全无，对于一个视权力为毕生所求的人来说，又是何其大的打击!
未曾拥有，便不会真正体味到其乐，然而拥有后又瞬间失去，这样的空与痛又怎能言喻。
《郑伯克段于鄢》是《春秋》中的名篇。主要讲述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郑庄公同其胞弟共叔段之间为了夺国君君权位而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郑庄公设计并故意纵容其弟共叔段与其母武姜，其弟骄纵，于是欲夺国君之位，庄公便以此讨伐共叔段。庄公怨其母偏心，将母亲迁于颖地。后来自己也后悔了，又有颖考叔规劝，母子又重归于好
姜氏厌恶其子郑庄公始于庄公出生时的难产，可是她对于共叔段，却又非常溺爱，屡次请求郑武公废长立幼，虽遭武公拒绝，但姜氏并不就此罢休，这就充分说明这个女人不仅愚蠢而且顽固。姜氏的一恶一爱，始终贯穿于矛盾的产生、发展和激化的过程，正是行文的脉络所在。
郑庄公即位后，姜氏要求把制邑分给共叔段。制，地在虎牢，形势险要，姜氏居心何在，庄公是十分清楚的，当然不能允许，告诉姜氏：“制他邑唯命”据说虢叔恃险不修德政，结果被郑武公所灭，对于庄公这段话中所包含的杀机，姜氏未必能够完全参透。求制不及而求京，也在庄公意料之中，由此可见，姜氏的筹篡一开始就落入庄公的掌握之中了。
历史上封建统治者，总是把维护自己的权力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即使是母子兄弟之间，也丝毫不有缓解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郑庄公即位到共叔段外逃，共经过二十二年，这漫长的岁月，突出表现了庄公蓄谋已久，甚至连他的大臣也觉察不出其心迹，被蒙在鼓里，当祭仲提出京的制度不合规定时，庄公却说：“姜氏要这么干，我有什么办法呢？”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等到祭仲提醒他“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时，他才说：“多行不义”的话，这个“毙”字和“虢叔死焉”的“死”字是一脉相承的，即使在这一点透露之中，也遮上了一层帷幕：表明这是在自杀，而非他杀，企图逃避杀弟的罪责，可说既狠毒又狡猾。 庄公没下的陷井，就是养共叔段之骄，纵共叔段之欲，使其不断膨胀，逐步发展到自我毁灭，权力欲望的沟壑是永远填不满的，郑庄公竭力容忍共叔段的得寸进尺，从表面看，好像处于被动地位，实际上主动权仍然在庄公手里，如果加以扼制，共叔段就会收敛，郑庄公企图使其自我毁灭的目的就会落空，因此，不管共叔段使“西鄙北鄙贰于已”也好，还是进而把二邑归为已有，封地扩展到禀延也好，庄公都不露声色，听之任之，即使他的心腹公子吕连续向他提出警告。其至说出：“欲与太叔，臣请事之，若不与，则请除之”这样的话来激他，他都不为所动，这说明庄公的深藏不露，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等到共叔段完成了进攻国都的准备，并得知姜氏开城作内应的时间之后，才“可矣”。公子吕伐京后，共叔段逃到鄢，庄公亲率军攻鄢，终于使共叔段彻底垮台，对于姜氏当然也不放过，把她放逐到城颍，且誓曰：“不及黄泉，天相见也！”怨恨之深溢于言表，再也用不着掩盖了。
和郑庄公的极端冷酷相此，共叔段则表现为极度狂热，这种狂热，既表现了攫取权力的野心，也表现了施展权术的低能，共叔段的步步副近，实际上都是在步步落入庄公为他设下的陷井，争权夺利，可以使人变得冷酷无情，也可以使人变得骄横狂热，从本质上来说，它们是封建统治者罪恶本质的表现。因此，这一对亲兄弟，犹如一根毒藤上结出的一双恶果，其胚胎并没什么大的区别，不过一个是胜利者，一个是失败者而已。
姜氏共叔段母子的密谋及活动，在文章中并没有作正面描写，只是通过简要的记叙和郑庄公与祭仲、公子吕的对话表现出来，这样写不仅使文字显得十分简洁，而且突出了郑庄公在这场斗争中的主导地位，对于姜氏、共叔段的密谋活动，郑庄公了如指掌；而姜氏，共叔段对郑庄公的险恶用心及严密布置却毫无所知。妙在似明实暗，似暗实明。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对话，郑庄公这个奸雄的性格特征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遂为母子如初”的结尾，读来使人感到十分滑稽，有人称之为丑剧，亦不为过，像姜氏母子这样早已失去了普通人性的典型人物，在经过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挣斗之后，能够毫无芥蒂再叙什么天伦之乐吗？何况在刚出生之时就埋下了怨恨的种子，“遂为母子如初”的“初”字就缺乏依据，显得勉强了，血腥的厮杀早就把统治阶级竭力宣扬的那层薄薄的“孝悌”的外衣撕得粉碎了。无怪乎史官对此事的评论也感到为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作者针对颍考叔而说的。将孝道永赐予汝之族类，似乎是郑庄公受到颍考叔孝母的感染，其实不过是庄公借此就坡下驴。他之所以欣然接受颍考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缝补这些破碎的外衣，掩盖已经充分暴露的肮脏的躯体和丑恶的灵魂。这也是千古奸雄的伎俩，因为在这里郑庄公又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伪善，而伪善是永远和丑恶伴随在一起的。
秦晋殽之战是左传描写的另一场重要战役。春秋时代是兼并战争极为频繁的时代，弱肉强食，大国争霸是这边一时代的特点。当时秦晋是大国，郑是小国。僖公三十年（前630年）秦晋围郑，郑大夫烛之武利用秦晋争霸的矛盾，游说秦穆公，分化了秦晋联盟，使秦与郑另订盟约，加深秦晋见的矛盾，这是秦晋之战的原因。
故事按战争的起因、发展和结局展开，而且在情节中塑造了秦穆公、蹇叔、弦高、先轸等几个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文章以卜偃传命——假托君命为开端，告诫晋国大夫们“将有西师过轶我”，渲染战争即将到来的紧张气氛，从中可以看出秦晋两国间争霸中原的矛盾已十分尖锐，就象箭在弦上一般，这是爆发崤之战的根本原因。晋文公卒于鲁僖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而在三十三年春，秦师就已过周北门了。可见秦袭郑是早有准备，而晋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它也获得了秦袭郑的情报，所谓“柩声如牛”的装神弄鬼不过是耍弄迷信手段来进行战争动员而已。
杞子密报是秦袭郑而导致秦晋崤之战的直接原因。秦穆公一心追求霸业，得到杞子“掌其北门之管”作“潜师”内应的密报后，秦穆公的野心立刻膨胀起来，准备劳师袭郑了。他假惺惺的“访诸蹇叔”只不过是希望得到一个元老重臣的附和而已，但当蹇叔陈述利害表示反对时，他非常恼火，仍一意孤行，悍然袭郑，点将出师于东门之外。在蹇叔哭师时，秦穆公竟恼羞成怒，咒骂蹇叔“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寥寥数语，把秦穆公的刚愎自用、利令智昏、表现的活灵活现。
蹇叔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有政治远见的老臣形象，他竭力劝阻秦穆公出师伐郑，从战略上作了深谋远虑的分析，毫不犹豫地否定“劳师袭郑”错误做法，指出秦方——“师劳力竭”，结果只会是“勤而无所，必有悖心”；郑方——“师之所为，郑必知之”，“远主备之”，潜师偷袭的意图必然不可行，而且还会丧失杞子内应这样有利的条件；晋方——“且行千里，其谁不知”，晋国必然会密切注意秦师态势，抓住有利战机，利用有利地形，“御师于崤”。蹇叔抓住秦晋争霸的利害关系所进行的战略分析，是很中肯而有预见性的，但秦穆功完全听不进去。虽然蹇叔的进谏失败了，但并没就此放弃，他哭送与师出征的儿子并做了“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的预言，他希望秦穆公能醒悟，停止侵略战争，以免国家和人民蒙受巨大损失。蹇叔哭师这一个故事情节生动地刻画了一个不计个人得失、忠诚为国的老臣形象。
下文叙述了秦军在行军途中的骄横和袭郑无功的情况，这里有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和皇武子辞客三个故事情节，并一一验证蹇叔“师之所为，郑必知之”，“远主备之”的预言。
秦军过周北门表现极为骄横傲慢，作者通过王孙满的议论暗示秦军骄兵必败的结局。作者在这里塑造了一个聪颖敏锐的人物形象。王孙满年纪尚小，但他有着非凡的智慧，他不为秦师表面的威武和强大所吓倒，而是透过现象看到了秦军纪律涣散骄傲轻敌的本质，得出“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的结论。
秦军在滑地碰上郑国商人弦高，弦高是一个爱国重义的人，当他知道自己的国家有被偷袭且会有亡国的危险时，急中生智假脱君命，慷慨地“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并“使遽告于郑”，阻滞了秦军的进军，使郑消除了内患，做好了防备图象的准备。
郑公得到情报，觉察到杞子等人的内应行动，于是皇武子一番巧妙的外交辞令，驱逐了杞子、逢孙、扬孙，使秦军陷于“攻之不克，围之不继”的困境，被迫撤军。至此，秦军远涉千里，袭郑无功，“师劳力竭”，失败的征象已露端倪。 文章最后部分写秦晋崤之战的爆发和结局，这是战争的第二阶段。包括先轸论战、秦军败师、文嬴请三帅、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请赐、穆公悔过等几个情节，进一步验证了蹇叔“晋人御师必于崤”，“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的预言。 秦军袭郑无功，“勤而无所”，已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在回师途中还是要经过晋过险要之地崤山，对此晋国绝不会放弃削弱霸敌的良机。先轸论战就集中反映了晋国统治者的这一愿望。他抓住了秦国“以贪勤民”师出不义的弱点，驳斥了栾枝“未报秦施而伐其师”的所谓仁义之说，认为“敌不可纵。纵敌患生”、“一日纵敌，数世之患”，明确指出秦晋争霸中原的利害关系。此外，他由提出伐秦的另一理由是“天奉我也”、“违天不祥”，用天命论来激励士气。先轸的鼓动完全代表了晋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晋襄公联合了姜戎部落，带孝亲征，表明晋国动员面之广，争霸决心之大。秦晋两军，一劳一逸，一骄一慎，一方“入险而脱”，另一方据险而伏，秦军全军覆没，三帅被俘，结果完全在蹇叔的预料之中。
同时在结尾中通过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请赐、穆公悔过等几个情节和细节的描写，将这三个人物形象刻画的更加完整和丰满。如先轸的耿直忠诚和深谋远虑已在他和栾枝的论辩中表现出来了，尾声中有增添了他问秦囚时盛怒之下的怒唾于朝的细节，就把先轸的鲁莽暴烈突现出来。又如秦穆公，作者在蹇叔哭师的情节中主要刻画他刚愎自用的一面，而在穆公向师而哭引咎认错的尾声中又表现了他勇于改过的一面。这样，崤之战由秦穆公一意孤行而起，又由他总结教训承认错误结束。故事和人物性格就显得比较完整了。
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晋文公是左传着力描写的人物，他由一个贵公子成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窜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成熟的过程。楚灵王是左传中被否定的形象，它在即位前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后残暴骄奢，确实是个昏君。但是作者又表现了她宽容纳谏，知错能改的形象，刻画了一个复杂的君主形象。
齐桓公也是左传中详细记录的一个人物。春秋时期，周王室的.势力逐渐衰落，失去了控制诸侯的力量，各诸侯国展开激烈的竞争和兼并，形成了大国争霸的局面。其中，地处黄河中下游的齐国是最早称霸的国家。齐国是姜尚（即姜太公）的封国，是西周设置在东方的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从姜尚下传到第十四个君主齐襄公当政时，荒淫无道，政治腐败，并且由于他赏罚不明，诛杀不当，臣民人人自危，甚至连他的亲兄弟也害怕被害，公子纠由管仲辅佐逃往鲁国，公子小白由鲍叔牙辅佐逃往莒国。公元前688年，齐国发生政变，齐襄公在政变中被杀死。
齐襄公死后，齐国一时没有了国君。各派大臣都开始了策划拥立君主的活动。管仲和鲍叔牙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现在都想辅佐他们各自的主子夺得齐国国君的位置。这时，齐国的大贵族国氏和高氏偷偷派人到莒国去，召公子小白回国；而此时鲁国也正派军队护送公子纠回国，另派管仲率军去莒国通往齐国的道路边守侯，阻拦公子小白回国。管仲赶到莒国边境时，正好遇见鲍叔牙和公子小白匆匆往齐国赶去。管仲见此，忙拿出弓箭，对准公子小白射了一箭，但箭只射到铜制衣带钩，没在有伤着身子。小白为了迷惑对方，假装中箭，大叫一声，倒在车上。鲁国护送公子纠回齐国的军队听到小白已死的消息，觉得已经再没有人和公子纠争位了，便放缓了行军速度。而公子小白和鲍叔牙一行却加快速度，日夜兼程地赶到齐国的首都临淄，登上了国君的宝座，这就是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随即发兵在乾时大败鲁军，并要求鲁君杀死公子纠，囚送管仲回齐国。齐桓公为什么不杀管仲呢？原来，鲍叔牙知道管仲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对他非常敬重和爱惜，便向齐桓公举荐。齐桓公虚心接受了鲍叔牙的意见，果然拜管仲为相国。
管仲当了齐国相国之后，协助齐桓公在经济、内政、军事等三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齐国很快富强起来。齐桓公依靠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对外扩张，还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所谓“尊王”就是尊重周王室，承认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攘夷”则是联合中原各个诸侯中的力量，共同抵御北方游牧部落的进攻和阻遏楚国向北发展的势头。当然，这实际上是利用天子的名义来号令其他诸侯，以称霸于中原。齐桓公通过举出“尊王攘夷”的旗号，果然奠定了齐国在中原地区的霸主地位。
《左传》看似是对历史事件的客观描写，但在描写当中又参杂着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总结与经验教训，为人们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在个人方面，用理性去看待问题，用逻辑去征服他人。在《烛之武退秦师》中，秦晋联合攻郑，烛之武说秦伯，刚开始是把郑国的存亡问题放在一边，先对秦、晋、郑三国的利害关系进行着重的具体说明，其次叙述保存郑国对秦的好处：“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最后在述说晋国的狼子野心与对秦国的忘恩负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一步步地叙述，把秦、晋、郑三国的利害关系清晰地摆在秦穆公的面前，最后打动秦穆公，不仅使得秦国退兵，而且还留了秦将杞子三人帅军助郑守卫郑国。
一个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可以运用严谨而周密，委婉而多姿的逻辑思维去熄灭战火，更何况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呢。现在的中小学，往往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相关的某某因为打架而受伤住院或者残废，这都是因为一点小小的摩擦而导致的。有时候不妨换个角度，打架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要学会运用理性的观点去看待问题，用严密的逻辑去征服别人。
在教育方面，循循善诱，有足够的耐心去对待每一个人。在《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中，庄公一生下来就被其母武姜所厌恶，而他的弟弟则一直被其母偏爱，先王在位之时，其母就想要废除庄公而改立段为王。庄公上位时，其母又私地下各种阴谋来阻挠庄公持政。段因受其母的偏爱而骄纵无忌，大臣们害怕段会酿成祸害，纷纷请旨想除去他，庄公却泰然处之。其实庄公不是不明白段和其母的祸心，只不过他的略是令其养痈为患，“多行不宜必自毙”。终于，段被庄公宽容的假像所迷惑，利令智昏地率兵伐京，最终被庄公所灭。
其实庄公如果能够对段有一定的教育，或许段也不会养成骄纵无忌的性格。老师是教书育人的伟大职业，它对学生有很大的启蒙作用，甚至会影响学生的一生，但有的老师却对一些性格比较恶劣、老师的劝告不听、漠视课堂纪律的学生采取自由放养的方式，认为老师的话你现在不听，那就等到到了社会由法律制约吧。其实，对于学生来说，他调皮只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只要老师抓住学生的心理，有足够的耐心，循循善诱，那么一定可以让学生认真起来。
在国家方面，杜绝腐败行贿之风，建立高效廉洁、勤俭节约型政府。《臧哀伯谏纳郜鼎》中，宋庄公因为杀了死马孔文嘉以及宋殇，为了取得鲁国的支持，把郜国的大鼎送给了鲁国作为贿赂，鲁庄公接受了它并将它置于太庙中。鲁大臣臧哀伯就对此表示鲁庄公这种行为是明示百官可以纳贿，是国家衰败的象征。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这个道理不仅对那时的鲁国有用，即使拿到现在也一样具有普遍意义。就如一个当代的管理者，如果自己不能做到以身作则的话，那么他的下属也同样这么做，那么他的管理可以说是一个失败。同样在我国现在的反腐进程中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我国的反腐要从高层抓起，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治本，哪些地方的官员也就不会腐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糜之风，构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
每一部史书，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内容，只要能用心地去品尝，细细体会其中所蕴含的道理，那么它就是一部好的作品。正如《左传》，它起于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记载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每一个篇章，都揭示了其中所蕴涵的大大小小的道理，对现在的个人、社会与国家都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左传》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偶尔无聊的时候看看史书，尤其是像《左传》这样优秀散文典范，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的，进而完善自己，做一个完美的人，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者称《左氏春秋》，是一部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读《左传》是特别增加我们学识的，是作为文学院的学生必读的书籍，正好有这次机会，将自己读《左传》的想法做如下总结。《春秋左氏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春秋左氏传》的史料价值。有关于当时人民起义、战争、诸侯争霸，制军制改革，著名历史人物事迹的记载以及春秋以前的史料，是研究春秋时期甚至其以前历史的重要史书。
《左传》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民族交往的活跃和民族融和的进程。它大致记载了华夏族和华夏以外的各族的分布以及分支的情况;记载了这些民族在军事上的冲突，政治上的交往和联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以及广泛的通婚，展现出春秋时期各族的大致状况。《春秋左氏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左传》作者重视交待历史事件的原委，注意记录各种历史人物的政治主张，历史见解的宗教观点，《左传》描写人物细致生动，特别重视战争活动的记录，它叙述的不少战役的过程都已成为中国战史的有名战例。
《左传》写战争不单纯地写军事行动，而是着眼于政治、注重战争的性质，争取与国的援助、战争的政治动员与思想准备，表明作者把战争首先看作是政治问题而非单纯的军事行动问题。《左传》在历史表达上以写战争、写辞令尤其突出。如： 僖公22年的宋楚泓之战，先写宋襄公两次坐失战机以至造成宋军大败的恶果;接着又写出他为自己的指挥失误而辩解，说什么“君子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的愚蠢做法。把宋襄公的迂腐固执描写的淋漓尽致。又如僖公28年的城濮之哉，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战役。作者先写楚晋双方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接着刻意写了晋文公派人稳住草、卫二国，命晋军退避三舍以报所谓的“楚君之惠”。最后，写战役的本身：晋军以其下军、上军、中军分别与楚军的右师、左师、中军对垒，最后写晋军先击溃楚国的同盟军陈、蔡的军队，然后一举打败了楚军。作者不仅写出了后发制人的战略思想，而且还写出了多种战术的具体运用，使人有一种历历在目之感。
《左传》在编撰上对编年体有很大的发展，有集中记录一件事的本末原委的，有集中写一个人的活动经历的。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就从郑武公娶妇写起，写出了郑庄公与其母其弟的矛盾的原委始末及事件的历史结局。而僖公十三年则记录了晋国公子重耳出亡的坎坷经历。这不仅丰富了编年体史书在记事、记人方面的容量，也有助于弥补事件经过、人物活动被年代割裂的不足，增强了历史表述的艺术性。
《左传》是一部史学巨著。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长于记述战争。其声律兼有诗歌之美，言辞婉转，情理深入，描写入微，是中国最为优秀的史书之一。但是仍然不可避免的有些瑕疵。首先是较明显地存在多体杂糅。《左传》基本以编年为主干，但同时兼采人物传记、本末记事、以言述史等手法，且于此类人、事、言的记述中常常缺少时间界标以为限制，致使编年体式受到削弱。其次是评论尚未能完全把握历史文体。《左传》评论史事，基本上以礼的违合为标准，“礼也”“非礼也”一类论断充斥全篇，还未能通过编年记事，从历史的变化发展和统治的成败得失来立论，读后使人有诵伦理书之嫌，而少观史策之得。最后是过多地收录奇闻轶事和频繁地使用遥体人情的笔法致使闺房私语、个人独自、密至阴谋之类时有所闻。
《左传》就是这样一部伟大的古典著作，它开拓了中国记事、叙史许多新的方式和领域，是值得我们反复仔细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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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丘明的《左传》作为中国最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它代表了先秦文化和文学的最高成就，晋代学者贺循称之“史之极也”，宋代学者吕祖谦称之“接三代之末流，《五经》之余派。学者苟尽心于此，则有不尽只用矣。”足以可见其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左传》的史料价值是非常巨大的。记载非常丰富，记载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很多诸侯的治国霸业。所以《左传》是我们了解先秦时期的列国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宝贵资料。特别是详细记载了诸侯、王室之间的明争暗斗，这些资料都曾作为后世史学家们的原始参考，如司马迁和班固等著《史记》和《汉书》的时候，都以《左传》为原始材料整理，《左传》的史料价值是得到公认的，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这部史学上第一部编年体形式的书籍，拓宽了我国史学发展的长河，开创了先河。值得一提的是，《左传》中记载的战争非常之多，多达四百多次，其中不乏一些脍炙人口的典故，如城濮之战、鄢陵之战、殽之战等，战争的时间，背景，起因，战争的经验等都记述的非常详实。更值得称道的是左丘明对于战争始终抱着客观的态度，不带个人感情色彩，做到了不偏不倚。我想这些经典的战争也是后世兵家早期研究的对象吧。
我们可能太注重《左传》的史料价值，而忽略了其文学价值。其实，《左传》的文学性同样不容小觑。他能将那么多杂乱的历史事件有条不紊的叙述出来，并且对于历史中人物个性的描写也非常突出，生动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左传》也很好的传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一直以来认为这是对《春秋》的最完美的注解，“民本”的思想显得尤其突出。
它是我们文明古国的文化瑰宝，历代的学者们将其与《史记》并称，不是不无道理的。我们要善于发现这部“历史散文”的魅力。
《左传》是儒家经典之一，宋朝时就已列入“十三经”，是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目。《左传》的文字与历史记录历来为人推崇，我自己读了之后，也觉着这种推崇是不无道理的。不过既然它是儒家的经典，那我们可以想见，它的许多观点，肯定是符合儒家学说的。左传读后感。jpg
我读书功力不够，现在第二次读至“僖公二十四年”时，觉着《左传》借助历史至少体现了三个观点，即，一、治国当以德为先，得民心者得国;二、善恶到头终有报;三、天道已定，人不可违。这三点从我对儒家的了解来看，都是符合的。虽然貌似《左传》作者没有明说自己认可这三个观点，但是《左传》在借它所述的二百多年的历史事件及人物中，多次表述了这三点且基本贯穿于整本书。我简单地从《左传》的记述来表达一下我的看法。
“得民心者得天下”，貌似这是中国人最常挂在嘴边的话。不过我觉着从历史来看，得民心得天下不是完全对的。得民心者不一定能得天下，不得民心者也不一定就会立马便失天下。可能《左传》的意思也不是认为这句话是无条件的正确，因为《左传》中也有一些事情证明，不得民心不一定就失天下。
卫懿公好鹤虽然亡了国，但是他好鹤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卫国人不喜欢他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然而如果不是狄人打进来，他也不一定就亡国了。晋惠公对大臣刻薄寡恩，但是他虽在韩原一战被秦国打败以致被俘，但是最后也还是又被本国人设法给弄回国继续做晋国国君了。卫懿公和晋惠公我觉着应该是那种不得民心的人了，我记着就连《左传》中都记载了有人说晋惠公不得民心这种话。
“善恶到头终有报”这种说法，我觉着是《左传》中最为明显的观点。因为这个道理在我眼里很不靠谱，所以我在《左传》中多次读到这种表述就会印象更深。《左传》在讲到这点时，有时是与“得民心者得天下”配合着的。比如说，某人不得民心，他最终一定是失掉所有的东西的。至于其它例子也很多，不过我暂时记不清具体事例。“天意不可违”这种观点，大概现在很少有人认可了，因为这种观点其实本质上是承认命的。而现在人据我观察，大部分都是认为“人定胜天”的。“僖公二十二年”楚、宋泓之战，宋襄公在表示要与楚国大战一场前，有人就劝宋襄公说“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僖公二十三年”，晋重耳逃亡在楚国时，有人劝楚成王杀掉重耳，成王说“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其它例子还有很多。
这三种观点，不从现在的角度看它对不对，单从《左传》来看，会发现史事都基本上是一一印证了这三点的。所以，就算我们现在不认可它们，但是古人认可它们，我们也应该很能理解的。毕竟他们读到的史书是反映了这些事的。
我现在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古代有皇帝会追求长生不老。从我们现在人的角度考虑，人怎么可能会长生不老?那些皇帝是不是太无知了?但是《史记 封禅书》中有一段我觉着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件事。汉武帝曾问手下人说“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手下人回答说“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从此处可见，至少汉武帝是认为之前有人不死的。那黄帝既能不死，我汉武帝为什么不能呢?
史书的作用，在此处可以说是很完美地展现出来。一件事，当你在对它一无所知时，有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你不信也会信了。如果他有目的地把他想表达的表达给你，把他不想说的又不告诉你，你就会不自然地向着他的观点靠拢，因为从他所说来看，他的表述确实是因果有据的。青蛙坐在井底，它当然只能看到井口的那一片天空。可怕的误导就在此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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