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听了一场关于“政治观后感”的演讲让我们思考了很多，到底该如何写好有关作品名的观后感呢？经常写观后感，可以让自己的思维更加丰富，经过阅读本页你的认识会更加全面！
《政治的道德基础》：【美】伊安·夏皮罗著，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政治的道德基础》这部著作是关于政治中道德层面上的知识以及应用于解决当代问题、现今形势、未来政治发展的介绍性、讨论性、研究性读物。
刚拿到这本书时，翻开目录，我并不觉得里面的词汇陌生，对于学习有关政治知识的专业的我来说，除在课堂上吸取老师所讲的（政治）之外，我还在课外主动涉猎一些作品。细细一看，这本书中的观点很吸引我，其中的章节介绍了很让人生疑和好奇的问题与说法，我迫不及待的想研读一番，看了第一遍，印象不深刻，有些还是不懂，一时琢磨不透，我又看第二遍，写了这篇读后的认识及体会。
本书的导言部分一开始就提出了“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对**忠诚，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拒绝效忠于它呢？”这个政治上的两难问题。我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国家。
我们对于维护我们大多数人的利益的**除多有赞誉外，也不乏针砭其弊，在没有彻底损伤我(民众)的利益和基本生存条件的前提下，这个“我”是绝对不会真正反抗**的，作为国家的一份子，我对未来总是抱有美好的期望。
全书分为八章，分别讲启蒙时期的政治、古典功利主义、权利和效用的并举、马克思主义、社会契约、反启蒙政治、民主、成熟启蒙运动中的民主。初看这些很有政治哲学意味的目录，看完第二章后，我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不叫做《政治的哲学基础》呢？
如果是“哲学”基础的话，那么历史上哲学大家的观念多如牛毛、各有千秋，如何能被社会中的人们以及历史和风俗所共同认可的呢?何况，哲学一定程度上不能有效的改善生活、改善社会、解决很多具体问题，对于个人来讲，则有修生养性之用；对于政治用户来说，这有助于培养治国的大智慧！但我们不能确定和衡量好哲学的作为程度，相反，我们还有着一种担心，那就是现实中有为了哲学而死的人，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很高，还有不在少数的诗人也有自己的哲学，有诗人的痛；一般生活的人们也有自己对于存在的意义，现实如果不符合这大多数人的正当需要，他们就会走向极端，飞蛾扑火。
最近我经历了这样一个体会，“我思故我在”、“我爱故我在”的切身感受，之后我又有了“我在，我思故我在”、“我在，我爱故我在”的感悟，因为如此，我重新拾起对生活本质的热爱和对我自己的期望、以及对爱的理性追求。因为如此，我真正的存在了。对于一个治理国家的机器来说，毫无疑问，必须让每个人时刻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意义，让未来真正光明器来。
这样**不仅要发挥其政治统治以及政治管理的合法性作用（政治合法性），而且还要在道德上让民众和历史认可。
典型的一个例子德国纳粹党统治时期，人们对于政治的狂热远胜于对社会道德的遵循，集中营内残忍的杀害无疑是道德的背叛。政治被泄私愤、争利益的**所利用。
纵观中国历史长河，我们的先人总结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结论。民主是西方政治发展成熟后所提倡的。中国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引入民主和科学已经有一个世纪了。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和实现有不统的看法。
本文从启蒙时期民主的初步探索到最后形成比较成熟的认识，透出迄今民主的量化与质化，肯定边沁的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契约主义作为政治的道德衡量的有意义的基础，这些基础归根到底都是围绕民主的实现。
对边沁来说，功利主义的自然基础植根于人类有机体生存的必然要求：“只要他还是人，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他都要不断地追求幸福”。边沁承认存在着快乐和痛苦的宗教的、道德的、政治的**及制约，但是他坚持认为，他们都基于并且次于快乐和痛苦的生理**及制约。
他把快乐和痛苦解析为四个维度：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和“距离远近”他认为他的幸福原则同样适用于个人与**之间的行为。我的理解是**为了满足人们最大的幸福感，我们可以从这四个方面作出适当的努力。
我们对当前政治的分析表明了这种努力的效果。比如，要采取有效有力的抗灾措施，就要了解自己对灾害的承受能力和感受，减少痛苦。
他具体的观点是，金钱可以作为一种类似温度计的标尺来衡量幸福感。这与道德无直接相关，但我想，他是表述金钱对于人的激励，抑或是反作用吧，这种反作用是不是有牵涉到道德的实例呢？
本文说，以前的功利主义存在忽视残疾人、剥削易受伤害的少数、不真实以及失去自主权等的危险，后来边沁也认识到这些。因此，他对社会网络效用再分配的思考，使上述问题得到了另一个答案。
后面又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不断的**，且放下。
再看马克思主义。
“如果谷物商人真的造成穷人的饥饿，私有财产真的具有掠夺性，那将会如何?”伴随着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传统把剥削的概念视为判断政治合法性的基准。在这些问题上，如剥削的定义、剥削与劳动及经济、政治系统的关系，以及政治制度在消灭剥削上的作用等，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存在实质上的不同，然而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秉持着这样一个最为基本的信条:
任何政治制度，只要允许剥削，就没有合法性；相反，如果它致力于改善剥削——人类自由——的对立，它就具有合法性。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上的每一个政治制度都允许某种形式的剥削。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被认为有可能产生出不存在任何剥削的世界，自从卡尔·马克思提出这一论断以来，历史并没有证实这些可能性，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真的令人期盼，那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社会呢?
无剥削政治是一种道德理想政治。它可以作为政治发展研究中道德判断的基础。但是对于判断剥削，我还存在疑问，我们现在的企业制度，作为公司的白领，有很多都愿意接受剥削，珍惜被剥削的机会，富士***事件不引人深思吗？
高强度的工作带来无尽的压力，最终导致了这场悲剧。
我不由地想起马克思曾引用英国评论家登宁的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保证到处都用；20%的利润使资本变得活跃；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敢于践踏一切人类的法律；以300%的利润，它将敢于犯罪，甚至冒着绞尽脑汁的危险。”
因此，资本剥削有时会轻视道德，违背道德。
最后一个是社会契约。社会契约由来已久，近代社会契约论的观点通常被认为起源于托马斯·霍布斯1651年发表的《利维坦》以及约翰·洛克的《**论》。对于社会契约论者来说，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根源与契约的概念。
最初，关于契约的本质，契约的参与者以及如何执行，这些社会契约理论家各执己见，但他们都认为：被统治者的一致赞同（通过某种方式能被解读出来）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如果国家权力体现了我们都同意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有义务忠于它；反之，我们有反对它的自由(在某种情形下，我们有反对它的义务)。
本文以美国为例，认为其成立是社会契约的结果，是社会契约最初形式的结果。对此我不熟悉，还有待于进一步去了解美国的建国，是不是真的是一种社会的契约?
以上三种“主义”为我们在考虑开篇导言提出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对**忠诚，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拒绝效忠于它呢？”提供解决的办法，尽管这些理论还有很值得琢磨与商榷的地方，但总体来讲，他们的共通之处即要达到注重人的权利、人的自由从而构成民主社会，我个人看后认为，可以将他们综合起来。既考虑边沁的最大幸福指数，又看马克思对剥削存在认定和社会契约表现形式这三种，以期判断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权和社会是怎样一种状态，是不是理想的、真正符合我们的生存条件和公众认为合乎道德合乎人意的形式。
是为读后之感。
2014-12-25 14:27
共识网:唐丽娟
今天的中国要发展、要富强、要文明，就应当尊重历史、以史为鉴，选择符合国情的制度安排，在法治基础上治理国家，吸收全人类一切优秀成果建设中国，促使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最近一段时间，有幸拜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书的字数并不多，读后却感受颇深。钱穆先生主要从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我觉得此书是研究中国传统政治与传统文化的必读书，钱穆先生也强调“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
我认真拜读此书后，对我国传统政治与文化也有了更多了解，对**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都略有感触。钱穆先生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
同时，钱先生认为“每一制度，不当专就此制度本身论，而该就此制度与**其余各项制度之相互关系中来看制度所能发生之功效与其实际的影响。”对于本书中最有感触的是各代的**组织安排了，在此，我想谈谈各代****组织的历史演变。
汉承秦制，汉的****组织便为“三公九卿”制了。所谓的“三公”即为丞相、太尉及御史大夫，共使宰相职权;“九卿”即为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以及少府，这些所谓的“三公”“九卿”是**里的最**。丞相居百官之首，有封驳皇帝诏令和谏诤，选用官吏等权力，俸禄最高，掌佐天子，助理万机，由此可见其权力之大。
九卿照名义来历，也都是皇帝的家务官，隶属于宰相，宰相成了****的领袖。这样，皇帝和首相、皇室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就非常微妙。皇帝的权力似乎在受到相劝的挑战，于是汉代历代皇帝在这两种关系之间，都进行了一番斟酌，试图将政权手归于皇室手中。
发展至东汉，三公的实权则不断变小了，实权几乎都归至皇第手中，政治上没有一个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成为东汉政治制度的一个大问题。
发展到唐代，不得不讲其“三省六部制”。三省分别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吏户礼兵刑工则为六部。唐代**与汉代之不同，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唐代三省最高长官都是宰相，职权彼此牵制，合理划分了相权，加强了皇权。
同时，将尚书省权分六部，这样即限制了地方割据势力的产生和发展又推动部门牵制与机构运转，加强了皇权与**集权，削弱了相劝。唐代**最高机构为政事堂，为宰相议事的地方，最初设立目的是减少三省摩擦，协调其关系，提高工作效率。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度在最初提高了**效率，解决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促进了唐朝的发展，它是中国官职的重大变革，表现的是皇权的加强，此后历代基本沿袭。
但在安史乱后，由于使职的趋重与普遍化，逐渐被分割，故三省六部制在唐中叶以后，趋向名存实亡。
宋朝的政治制度钱穆先生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我们应该从相权的角度出发。宋代也有三省，实际上只有尚书省居于皇宫，又和枢密院同称“两府”，枢密院是管军事的，中书为丞相，地位独重。宋代财政掌握在三个司，分别为户、部，盐铁和度支三司，三司的地位在宋代提高，独立起来掌握着全国的财政。
这样，**书记、枢密书记和三个师就负责了**、军队和财政三大事务。总理的权力被他们瓜分，总理的权力再次被削弱，君主制的权力得到提升。此外，谏诤权在宋之前的历代都在宰相之手，宋代则谏垣独立撤销了长官，谏官脱离门下省由皇帝所亲擢，专门用来纠绳宰相。可见，宋代**学说的集权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为后世的贫弱者埋下了祸根。
汉、唐、宋时期，****的组织分为皇权和相权，明代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明太祖因宰相胡惟庸造反接受历代教训，罢中书省并废止了宰相。之后，中书门下两省都被废除了，只剩下个尚书省，但尚书省没有长官改由六部负责，成为一个多头部门。
此外，创设一个“都察院”专管**纠察，都察院与七六部合称“七卿”，再加上“通政司”和“大理院”则构成“九卿”了。明代“九卿”不隶属任何一个部门，没有首领对他们进行统管，构成多头**，这样一切权力都集中到皇帝手中了。明代的内阁制度也是君主制加强的产物。内阁制是皇帝的秘书处。
它始终不是**一级的行政机构，权力**于君主，对君权的制约作用并不明显，始终屈服在皇权之下，在一定程度上内阁制度也助长了君主**。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对明朝内阁制度做出了详细分析。
钱穆先生认为，清朝是宗族政权下的一种**，其私政更深，清朝君主质更为严重。我们分析其****，则主要从其军机处和六部尚书讲起。清代的六部尚书也是沿袭明制，然清代六部权力要小得多，六部尚书不再是行政首长，六部尚书、侍郎对皇帝都要单独上奏，其中满族成员也是要占很大比重的，这样一来全国大事基本都归于皇帝手中了，皇权独大。
到雍正时期，在内阁之外又添加了“军机处”，作为皇帝处理军国大事的机密之地，清朝军机处实际上也只是一个秘书机构，军机大臣只是提出建议，执行皇帝的决策，最终权力还是在皇帝手中。军机处在以后逐渐代替了清代建国以来所依靠的满洲亲王以及贝勒参政议政的制度，同时也削弱了内阁参预国政的权力，军机处处于“君权附庸”的地位，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封建君主**达到顶峰。
通过分析比较汉、唐、宋、明、清这五代的****组织的发展演变，我们能看到的是皇权与相权的纷争，相权不断被削弱，皇权则不断加强，最终皇权得以独大。尽管如此，这种种制度安排是适应当时社会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朝的发展进步，只是最终都没有得到有效变革。今天的中国要发展、要富强、要文明，就应当尊重历史、以史为鉴，选择符合国情的制度安排，在法治基础上治理国家，吸收全人类一切优秀成果建设中国，促使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李嘉诚的巨大成功，要归结与他的人视野，人胸怀，人境界，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套“富与贵”的哲学?“贵为天子，未必是贵，但是，贱如匹夫，不为贱也。”正如李嘉诚所说：“财富不是单单用金钱来比拟的。衡量财富就是我所讲的，内心的富贵才是财富。如果让我讲一句，‘富贵’两个字，它们不是连在一起的，这句话可能得罪了人，但是，其实有不少人，‘富’而不‘贵’。真正的‘富贵’，是作为社会的‘分子，能用你的会钱，让这个社会更好、更进步、更多的人受到关怀。”物质财富是有限的，文化附加值却是无限的。李嘉诚的“富与贵的哲学”将启迪人们快乐地创造财富，快乐地生活。
当你在工作上有特别表现而受到肯定时，千万要记住李嘉诚给我们的忠告——别独享荣耀，否则这份荣耀会给你的人际关系带来障碍。当你获得荣耀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 与人分享。即使是口头上的感谢也是一种分享，而且你也可以扩大这种“分享”的对象，反正“礼多人不怪”。当然别人倒并不是非得要分你一杯羹，但你主动与人分享，这让旁人有受尊重的感觉，如果你的荣耀事实上是众人协力完成，那你更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2、 感谢他人。要感谢同仁的协助，不要认为这都是自己的功劳。尤其要感谢上司，感谢他的提拔、指导、授权。如果实情也是如此，那么你更应该如此感谢;如果同仁的协助有限，上司也不值得恭维，你的感谢也有必要，虽然显得有点虚伪，但却可以使你避免成为他人的箭靶。为什么很多人上台领奖时，他们首先要说的话就是：“我很高兴。但我要感谢……”道理就是如此。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感谢虽然缺乏“实质”意义，但听到的人心里都很愉快，也就不会妒忌你了。
3、为人谦卑。有些人一旦获得荣耀，就容易忘了自己是谁，开始自我膨胀。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旁人就遭殃了，他们要忍受你的傲慢，又不敢出声，因为你正在风头上。可是慢慢的，他们会在工作上有意无意地抵制你，让你碰钉子。因此有了荣耀时，要更加谦卑。不卑不亢不容易，但“卑”绝对胜过“亢”，就算“卑”得过分，别人看到你如此谦卑，当然不会找你麻烦，和你作对了。谦卑地做人并不会让人看不起，反而会为你赢得尊重。就连被尊为“超人”的李嘉诚都能够做到谦卑，更何况奋斗在商界的凡人呢?感悟和别人分享成功，你所拥有的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不要独享荣耀，否则这份荣耀会给你的人际关系带来障碍。一个有志成功的人，需要懂得感谢、分享和谦卑。
我的理想是经商，而且我一直在为理想储备着知识和经验，通过阅读此书我有很大感想，我要向李嘉诚学习，把人格修养运用到经商之到，所以我要时刻培养自己的个人修养，以便以后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张凤阳的《政治哲学关键词》一书所罗列的二十二个关键词，很好的将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政治生活的重要问题予以涵括，加深了我对于政治的理解。
我认为，人权、自由、民主、共和主义、宪政是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的价值取向，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指标。对于人权的保障与保护、对于现代公共生活自由的落实、对于民主的实行、对于共和和宪政精神的发挥，是至关重要也是势在必行的。
公民一词，在很大程度的意义上，是代表、精英、公共领域、公共责任、契约、程序、协商、妥协、宽容、怨恨、政治动员、治理、合法性、话语、训斥、社会记忆，这二十二个关键词进行了相关的梳理、阐述、研究。
一个文明进步的国家，需要实践维护人权、落实自由、落实民主、弘扬共和主义和宪政精神。
对于人权的保障与保护，不仅需要一个中立、公正、强大的公共机构，还需要实在法的制约，也需要宪政为有效地保障和保护人权进行相关的制度安排；自由是现代公共生活品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衡量指标，而要实现主义的自由，需要**这一必要条件，也需要与自由相容的法律；诉求公民直接参与的民主，是“民主原教旨主义”，为民主机器提供限制性保护的主要装置是宪政，而宪政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又得益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资源供给；“共和”强调天下为公，强调多元制衡，“共和”的温度，堪称健康公共生活的显示器与调节器；宪政将捍卫个人自由作为其价值追求，以有限**、分权制衡和法治作为其根本的制度安排，宪政乃是民主的产物，民主构成了宪政的基石，但不能简单的将宪政视为民主。
公民、代表和精英是政治活动的主体，活跃在公共领域。
从臣民到公民，标志着现代政治的兴起，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是以宪法形式确立公民的国家地位；代表和精英是公民在政治舞台上的两种典型，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公共领域代表着一种以公共权力为内容、以公众参与为形式、以批判为目的的空间；人民对良善生活的需求、人民委托的要求、公民纳税的交换，需要**履行责任，即产生了**的责任，公共责任。
政治活动的发展离不开相关合同和程序的规范；政治活动的共识需要通过相关协商、必要的妥协和宽容来达成。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怨恨的及时“治理”。
当契约的基础不再是当事人的合意，而是社会关系及共同体规范时，契约成为一种以公共责任为硬核的新契约论；程序在现代公共生活中发挥着控权、避害、修正的功能，要尽力实现最低限度公正的程序正义；协商，超越了多远冲突与权力专断，平衡民主过程与政策结果，彰显额个人权益与公民责任；多元价值的存在、有限理性的制约、博弈计算，使得妥协成为必要，而妥协的实现，需要坚守底线共识的基石，遵循合乎法律的边界，遵循自由合意的妥协精髓；人类寻求美好社会的过程中，离不开宽容，当宽容与追求道德真理共生时，宽容将可能发展为政治之善，成为与自由、平等和正义等实际价值的社会之善；作为人类常见的情感，怨恨无不见其身影，其通过动员、转移、隐匿、克制，来进行表达，需要承认与尊重多元化价值，在价值层上构筑良善，展开民间与**对怨恨的治理。
进行适时政治动员，开展相关的治理，是当今政治生活必不可少的。借助政治话语，通过相关的教育和学科建设特定的社会记忆，是政治统治和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治动员在自由民主政体下，呈现出较高的自主性和利益的讨价还价色彩，而在威权政体下，则呈现出忠诚、服从和被道德化的象征感染；治理话语是以多中心治理为核心拓展了民主自治思想，并以宪政改革作为价值实现的保护带，成为保护型民主理论之后政治学知识再生产的选择；真正的实现合法性，应确立宪政架构下的程序正当性，确保**权力施用的社会公正性，确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广泛共识；政治话语是对政治生活产生影响的话语实践，是以一种更强调个体和颠覆性的方式去构建自由平等生活的生存秩序；规训可分为个体规训和社会规训，在某种程度上，其起到纪律和法律的作用；社会记忆的实际是记忆的不同权力主体通过对话语的掌控在整个政治社会领域的博弈，即通过各种记忆手段或者保持其主要地位，维持其传统，反抗敌对记忆。
宋太祖赵匡胤（1927年3月21日至1976年11月14日）出生于涿县。从五代到北宋初年，军事家和武术家，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在位期间，依据宰相赵普的”先南后北”的策略，致力于统一全国。
赵匡胤先后两次”杯酒释兵权”,罢去禁军将领及地方藩镇的兵权，解决了自唐朝中叶以来地方节度使拥兵自擅的局面。
对于这类书，我原本是拒绝的，我跟朋友讲，我拒绝是因为，我想读第一手的史料，不愿接触这类前人咀嚼而再吐出来的东西。我不想读了这类书，duang,自己好好像就成了专家，批评人家两个不对——”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但朋友执意推荐，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翻阅了一遍。
荀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也”.当我读过之后，duang,深为前辈的学识所折服，特别是他们认真的态度，让我辈后生汗颜。
也一次坐好，看着天空和自耻，不多说，直接进入主题。
一带着问题意识读历史
邓小南教授以“问题意识为研究方向”的要求开卷。对我辈小子来说正如醍醐灌顶，道理虽然浅显，人人都懂，但未必人人会做。
我以前看历史，只沉浸于其中的故事权谋，对事件、人物的品评，而忽略了更多的为什么，可谓只见树叶而不见森林，这对历史的研究来讲显然是不够的。更需要从历史的横向、纵向扩展研究，才有助于从历史中了解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比如玄武门之变，我们不能仅看到骨肉相残的人伦惨剧，而应该问问为什么，事件的发生是偶然还是必然？对唐中期的历史影响？作为李渊，他怎么能避免儿子被肢解？
又比如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在为太祖的谋略所折服的同时，更应该问问其中的意义，他为什么会发生？对后代的影响？
这种种问题都是历史研究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西方其实已走在我们的前面，如《旧制度与大革命》、《论法的精神》等著作，都是史学研究的典范，对问题的分析堪称经典。今天，只有多问问题，在浩瀚的史料中徘徊，才能有所收获。
《资本主义人民共和国》片段观后感
纪录片从重庆这个城市为代表，通过访问各个社会工作者，主要为底层包括一些外资企业及个人，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以及探讨了中国这种发展给世界带来的影响，特别是中美两国在贸易上应该是继续加深合作达到双赢。
纪录片触及到底层工作者的生活状态：比如ktv以及酒吧里的一些年轻女性仅仅依靠年轻为资本获得工作机会，同时行业里还存在着隐性暗问题；对应的是老板们解释为什么用这些女孩子做这些工作，就是为了吸引客人，为赚取金钱而忽略了一些社会道德感的问题不言而喻。比如中国农村的一些问题，家庭关系的不和谐，人们就是想要到外面找工作，但是正如影片里面一句话所讲，他们“前赴后继”可以说是向往的工作就是那些工厂里劳动密集性的工作：
无聊、劳累、枯燥……而另一方面他们几乎大部分积蓄让孩子受教育却认为女孩子上学无用，同时他们女儿又有着一个美国梦。这时，我想起了摄影师的说法：他在国内环境中缺乏创作灵感。他提到，中国教育的大罪在于限制中国孩子的创造力。
但同时有时这个摄影家在谈到对某些政府行为的看法时说：“我说我love我的国家，但我没有说我love政府，我信任我的政府。”谈到一些恶性事件没有被报道时，他的观点是他相信政府选择这样的做法一定有他们的理由。
在中功宗教等问题上，这种态度更为明显。我认为这表明中国人民普遍缺乏对民主和政治的足够责任感。但对于民主，一家外资企业的老板说：如果中国现在实行类似美国的民主，那么他在中国的投资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强劲。
我没有直接说的是，正是因为这一制度保障，中国才获得了稳定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滥用民主是不行的，还是得靠深谋远虑的一些人做出整个国家的政策……
从农村一些人生活现状、社会底层岗位上一些人对社会发展的看法，还有对民主、教育、政府、宗教等等问题的小分子讨论，可以看出中国发展中设计的各个问题还是很复杂的，相互牵连，并不是简单的一家之言就能说得清楚的。其中反映中国人群在某些问题的认识还很大差距，现中国社会存在的社会问题还是值的深层忧虑的。而一个持续十几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中国人对于这个国家后五年的发展还是充满乐观的态度的，另外这个国家的政府、人民都在慢慢地朝好的方面变化。
这引出了另一个大的方面：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对中美企业的影响。纪录片谈到了很多外企在中国发富的例子，大部分在中国进行生产制造非技术性的零件之类，有准备把在美国的工厂开到中国来的……由于中国有着丰富的低成本的劳动力，吸引着更多的企业来中国发展。
正如片中一个dvd机生产厂的一个十八岁的女孩说，她每天在加工国外产品的一些零件并进行组装，这些东西出口到国外都很便宜，但是自己却买不起进口产品。更黑色幽默的是，同样的质检，美国和重庆的工资水平相差甚远。而那高档沙发的买主又是中国的某些富人，他们说，国外产品的设计好、细节做得好、质量好，什么可以传给下一代……纪录片提到了重庆繁华街头的高档商品店甚至是奢侈品店，显然远远高于当地普通民众的消费力，这是提供给中国不断涌出的中产阶级的。
也就是说，美国企业在中国加工生产产品，低价进口，然后高价卖给中国人。我一直觉得纪录片中提到的一句话挺值得反思的“不用担心北卡罗来纳州的棉花都都出口了，很快中国人就会把它们加工成衣服、帽子等送来”。正如一位老板承认的那样，他是一位主要的制片人。尽管他必须支付交通费、人事费和管理费，但美国企业仍然获利颇丰。
这是中国企业的窘境，同时也是美国某部分厂家的困扰，比如他们在美国本土招收不到低廉的劳动。
于是，中美合作是双赢的一件事，也是形势发展趋势。记录片中一个外企老板在被问到“如果美国与中国中断了关系……”他显得很惊愕与一瞬间的不知所措，后面的回答也验证了，他一直沉浸在中美的这种经济互补合作方式，压根就没有想过这种关系会中断，更不用说中断之后怎么办。虽说中美合作是大势所趋或者说中美不合作是对谁都没有好处的，但是仍然有一个严重问题，中国不能总是以这种方式参与所谓的“中美合作互利双赢”。
以大量廉价劳动力来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曾经是我们经济发展初期的套路，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变强，我们也应该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更多地选择依靠科技，提高效率，而不是仅仅靠低效率来增加工作机会，就像片中美国爆破一幢旧大楼，而中国靠劳力并因此提供一些繁琐的无聊的工作来赚得小钱。
1. 古德诺的生平与著述
弗兰克古德诺生于1859年，1939年去世，享年80岁。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行政学家、法学家、教育家在政治学、行政学、市政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法学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讲授行政法等课程，用不到20年的时间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声誉。
他学习法律、政治和行政，是美国政治学会的第一任主席。1913 年至 1914 间曾在北京担任中国**的政治顾问，因撰写《共和君主论》，鼓吹帝制而卷入中国的政治漩涡而身背骂名。1914年至1928年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在此期间，他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扩大了学校规模，使学生人数增加了四倍。
他于1900 年出版了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著《政治与行政》一书，他的行政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这本书中。此外还著有《比较行政法》、《美国行政法原理》、《市**》、《市政问题》等书。在《政治与行政》这本篇幅不大的行政学经典著作中，古德诺扬弃了传统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思想，对威尔逊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他认为政治是民意的表现，亦是政策的制定，行政是民意的执行，亦是政策的执行，这种创建对以后行政学的独立研究颇有贡献。
他通过对国家行政与政治、法律、政党的相互关系，行政与立法、司法的相互关系，**和地方的关系以及行政功能与体制的关系等一列重大理论问题的考察和分析，比较系统的阐述了他的行政学思想。正是《政治与行政》这本著名的行政学经典著作奠定了古德诺在行政学研究上的重要的地位，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的基本内容
2.1行政（高级）应负责和执行政治意愿
此外，基层行政**应保持价值中立，即不应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能够为任何具有合法地位的统治者，即任何由政党组成的**提供服务。对于某一特定的政策，允许他们有自己的看法，身为负责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机构的成员，他们有权力提出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不应该有党派色彩，应该忠实地服务于不同党派组成的**。
2.2行政管理更多地体现在一些事务性、程序性和操作性的具体事务上
因此行政对于效率的追求是首要的，。
2.3**职能分为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
从理论上讲，两权分立而不是三权分立，整合了**机构，确立了新的分权制衡原则。
2.4政治与行政的协调是古德诺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核心内容
古德诺在《政治与行政》一书中花了大量的笔墨着重的论述了这一思想，并不是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政治与行政二者是完全分离的。古德诺认为**结构之间的分工不可能像**职能分工那样泾渭分明，政治与行政二分的“二分”是针对**职能这样一个前提而存在的，而在具体的行政事务上和公共事务上政治与行政是不能完全分离的，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古德诺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立，这是政治与行政协调的准备。
三。古德诺对威尔逊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认识与发展
3.1古德诺对威尔逊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赞同：
3.1.1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必要性
古德诺认为，传统的**研究及其行政的思路是一种“由宪法开始又以宪法结束”的政治学方法，这种方法由于过分地关注从政治学的视角上来看问题，抹杀了**及其行政运行的特殊性，不可能设计出高效率的行政体制。因此，行政研究应该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建立在管理的基础上而不是政治的基础上；应当走一条独立于政治学的研究思路，在实践上排除政治的干扰而建立起以效率为目标的行政体制。如果说威尔逊强调行政运行技术的特殊性，那么古德诺对行政职能的定位是明确的，即把行政定位在国家意志的实现上，这为政治与行政的分离找到了功能基础。
3.1.2主张运用比较、历史方法对行政学进行研究
3.1.3**职能分为政治职能和行政职能
3.1.4政治与行政对立统一
3.1.5 对人事行政思想的重视
3.1.6 对行政集权思想的提倡
3.1.7 对行政监督思想的强调
3.2古德诺对威尔逊“政治与行政二分思想”的发展
3.2.1对“行政”范畴的界定
威尔逊认为：行政机关是**最明显的部分，是**在行动中的**，是**的执行者，是**的经营者，也是**最暴露的方面。政治是国家在重大和普遍事务上的活动，而行政则是国家在个别和次要事务上的活动。
可以发现，威尔逊对行政范围的定义比较狭隘。
与威尔逊不同，古德诺从相对主义的角度界定了行政的内涵，认为行政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不仅包括司法，还包括司法。古德诺还对行政中**行政的功能作了进一步的划分，一种是准司法的功能，它存在于司法行政与**行政之间的交界处；第二种是执行功能（执行行政），这体现了行政的主要特征———执行性；第三种是统计或半科学的功能。
行政的各种功能同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其中执行的功能必须服从于政治的功能，其余的很大一部分与政治并无联系。
3.2.2研究目标和管理任务的改进
威尔逊不仅深入分析了行政学的研究方法，而且明确提出了行政学的研究目标。他认为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首先，**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要弄清楚**怎样才能够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和尽可能少的金钱、人力上的消耗来完成这些专门任务”。
任何一个国家的**在从事行政活动之前，都应该首先明确自己的职能和任务是什么，范围是什么，应该管理什么，不应该管理什么。威尔逊在此强调的“适当”，即是指凡公共事务应当由**管理，而其它社会组织不能承担，这才体现“适当”；反之，**统管包揽一切的社会事务，或应该由**承担却不管，均为“不适当”。因此威尔逊认为，行政学首先要研究**能够适当而且成功地承担什么职能任务，行政学应该以行政职能作为其研究的起点，其次是研究**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进行管理来提高行政效率，完成任务，这些构成了行政学各个部分的具体研究内容。
古德诺在威尔逊提出行政学研究的目标与任务的基础上，提出行政学不应该研究政治问题，不应该使用民主的或程序的标准，而应该注重对**的行政效率、使用方法、技术标准节约成本等科学管理方面的研究，更进一步明确了行政学的研究对象。
3.2.3对待民主与效率二者关系的态度
威尔逊指出，民主与效率是一对矛盾的概念。行政效率的提高将以牺牲民主为代价，反之亦然，这也是行政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原因之一。“我们的**正如同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一样，其机能已经得到扩张，其身体已经长大，但同时却在动作上变得笨拙了。随着他的精力和年龄的增长，与他的生活技能相比，他根本没有适应。他变得强壮了，但还没有学会说话和举止。
因此，现在我们已经面临着需要进行更加仔细的行政调整和需要具有更加丰富的行政知识的时刻”。
与威尔逊不同的是，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渗透了当时西方社会传统和工业时代的价值诉求——民主与效率。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既是对当时美国盛行的党的脂肪分配制度的一种对策，也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引起的国家政治制度变迁的一种回应。实践证明，它缓解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民主与效率的矛盾。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通过民主选举和政党政治来保障和体现民主，而公务员则通过政治中立、专业技术和职业生涯来保障效率，因此民主与效率自然是统一的。
3.2.4 政治与行政的协调方式
古德诺对威尔逊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发展的杰出贡献在于他提出了政治与行政协调的主张。虽然威尔逊也承认政治与行政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他没有提出具体的协调方法。古德诺在《政治与行政》一书中，花了很大的笔墨论述了政治与行政二者协调的必要性以及二者之间如何取得协调：
首先是政治对行政的适度控制，为了保证表达出来的国家意志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政治对行政的控制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保证**的民主性和行政的高效性，又不能允许这种控制超过其所需要的目的，所以这种控制必须有一定的“度”，掌握适度原则；其次是行政的适度集权化，美国是联邦制的国家，地方**（州**）有很大的自主权，为了保障国家意志的执行，必须加强行政的适度集权化；最后是法外调节—政党的作用，实现政党对高级**的控制，规范政党的行为，使党魁对政党负责，政党对人民负责，进而达到政治与行政的协调。
4. 国内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4.1国内对对政治与行政二分的质疑
国内大部分学者对政治与行政二分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批评和质疑方面，主张政治与行政是不可分的、是相互联系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学者许华义在《诘问与辩驳：政治行政“二分法”合理性危机》从三个方面来质疑政治行政二分。
(1)在政治与行政的概念中，用“二分法”将其划分，是值得商榷的，政治与行政的外延存在着相互包含关系。在威尔逊那里，政治是“重大而且带普遍性的事项”与行政中“个别和细微事项的活动”二者在理论上似乎可以通过语言描述上的不同把二者区别开来，然而在实际的具体事务中根本无法划清界限。(2)民主与效率的角度。
**制竞争一方面体现民主，另一方面又会造成**工作人员特别是政务**的大换血，这带来的后果是难以培养有效的管理者，中断**运作的连续性，极大地影响**效率。(3)文官制度与价值中立的角度。威尔逊在建立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过程中，呼吁建立一支在技术上受过严格训练的文官队伍，强调公务员文官要保持价值中立，不得参加党派斗争，不得以党派偏见影响政策，然而实践中是难以做到的。
从文官与政务官二者的关系上来看，由于政务官的任命和调动比较频繁，将导致政务官对具体的政务不熟悉，而文官长期从事具体的行政管理事务同样是具有“独立技术型”的**，在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可以向政务官提供或传达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信息，造成二者信息的不对称，客观上造成了文官处于政策之中并且在主要的政策中活动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文官很可能成为政策形成的主要**。
4.2对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拓展
王路《从政行二分法到行政三分制》中指出，在借鉴西方国家政策与执行分开的行政改革经验后，试图用“行政三分”即实行决策、执行和监督相协调的构想来指导**改革，彻底打破以往各部门自定规则、自己执行、自我监督而形成的“权力垄断”格局。行政三分制是在借鉴国外行政体制改革模式上的创新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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