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您的需求我为您准备了以下信息：“万历十五年心得感悟”。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感言，我们在参加一些重要的活动或者仪式的时候。若是有话语深入人心，受到了触动，就可以写一篇感言，感言对于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希望我的观点能够让您对未来有更加清晰的规划！
高拱年岁已长，身体渐衰，是看不到张居正下葬了。虽然张居正在高拱临终前的几个月专程拜访了闲赋乡舍的高老，似乎二人已前嫌尽弃、间隙消弥，尘事尽散，梦渐安平。但高拱可以不见张居正之丧，却不能让张居正安寝于墓中，其一纸《病榻遗言》却致一生荣耀致极的张首辅落得个家产尽抄、褫夺谥号、迫夺御赐、子孙充军;惟没有开棺鞭尸，算多少保全了些体面。高拱的“阴招”之险，古今无人能及。张居正生前观世悟禅自言的“如入火聚，得清凉门”终变成了破败的华梦，真正“入火聚得清凉”的却是他的继任首辅申时行。人性的阴阳、事情的正反，参悟与执迷，事事与非非，尽在眼前身后。这一切正应和了“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
开朝洪武以来的文官制度，历二百年，早已由制度化为骨气，融到了文人的血液里。古怪、清贫而又铁骨铮铮海瑞不得不说是这种骨气的一个典范。一名文官即然为讪君直言可以不惜性命，那官印、荣华又岂能羁绊了骨气。这是一种执拗，也是一种单纯，但却缺少了些情趣。“他的思想不是得之于天赋，而是来自经常的、艰苦的自我修养”，也许固执的海瑞永远无法理解“一个女人如有情趣，那么不论她过去是娼妓、已经结婚或正在怀孕都毫无妨碍”。
戚继光虽有些孤独，但终是生逢时、命合运的，外有倭寇之患，内有首辅之助。他虽然改变不了陈旧的体制，这是他“不可能做到的事，但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最大地适应环境发挥他的军事天才了”。“戚继光的天才之处，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这也许就是戚继光止止堂的座右铭吧!“他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他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
李贽是一个矛盾体，矛盾得让人理不出头绪。“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李贽也走了这条路了，读了经史子集，做了官。可后来却辞了官，寄居于朋友家研究起了史学，要做学问家。这读书是目的呢?还是路径呢?怎么当路径走了一程，转而又变成目的了呢?既然把读书变成了目的，一介儒生，后来为什么又遁入空门，出家了呢?逃离了世俗的羁绊，又去研究世俗的经史，这倒底是出世了?还是入世了呢?李贽终其一生，不过是一个追求个性与自由的孩子。他极度自我，却又没有自我，正如“自我只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他在狱中自裁气绝前写了王维的“七十老翁何所求”来解释他的死因，也是极为贴切的，不知求何所求?他不知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建设些什么，但他从他的阅历与思考中知道，为了得到自由与解放应当打破些什么，只是生命将息，力不从心，无所求了。
这就是万历十五年，自此以后，万历不朝。
历史沧桑，到头来什么也剩不下，永生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起消逝在我们目光尽头。又是一个长假，终于又拿起了读了一半的《万历十五年》，重新翻开读到孤单的将军戚继光，读到首辅张居正，读到万历皇帝。曾有人感叹道：历史竟然可以这么写!是的，在读本书时，我也有同感，这本书不是单纯的描述历史，而是生动的分析历史。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到英文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正是这本书的读到所在，我想本书说到的末端小结也许正是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结证。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由于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长胜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我终于知道，一个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于一些原因。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读到张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戚继光和张居正一样是很有作为的，戚继光发明的战法确实令人惊叹，这让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发明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并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将军炮，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应用，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这一年正值西欧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初读《万历十五年》，幸而，这显然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历史书，作者运用了平和的记叙手法，这点倒是让我想起了曾十分爱看的《易中天》品三国，当然这本书更严肃一点，通俗易懂的文字将我们置身于明朝之殿，以及其错综复杂的利益争斗，人情善恶，和让万历及读者都有些倍感无奈地政治体制，文官体制。
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但就像风暴前的平静，又如同作者黄先生所说：“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万历皇帝10岁登基，在位长达48年，又有张居正这样的能臣亦或是奸雄，这不禁让我想起清朝一位流芳百世的英明神武的君主——康熙皇帝。同样是幼年登基，在位时间冠绝该朝，同样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却为何命运迥异，一个被认为是明朝衰败的根基所在，一个却开创了康雍乾盛世。首先，不得不提对万历有着深远影响的大学士张居正。
在万历年幼时，张居正在危难之际保全了皇室的安全，并进而成为首辅大臣，对于万历的种种事物牢记于心，他是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是他首先意识到明高祖所建立的统治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越发显得不合时宜，他力推改革，成就了万历即位以后第一个欣欣向荣的十年。但我认为，也正是他毁掉了万历，张居正权倾朝野，组建利益集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颇有鳌拜功高盖主的味道，为积弊已久的朝堂埋下了隐患的种子。而万历皇帝呢?对于张居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怀有对前辈的尊敬，还是对他庞大的政治力量有所依赖，有所依仗，还是对于这位朝中具有无可比拟地位的大臣，心生恨意? 张居正去世半年后，因为各种言论，弹劾对张居正的冲击，让这位亲政不久的皇帝感到对他的信任简直就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张居正和冯宝，万历年少时最为亲近的两人，后来都不得善终，这对万历的心理上觉得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难以磨灭的创伤。
另一个让万历变得不死朝政的原因就是让他倍感无奈的政治体制——文官体制。身为九五之尊，也只能是一个“活着的祖宗”。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不仅是正统思想，更是统治思想，本来这是帝王用来喝令权臣，统治天下的思想利器，个人认为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便是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岳飞亦或是《水浒》里的悲情英雄宋江，都未能摆脱这一思想，但时至万历，已经变成了万历想励精图治的巨大障碍，没有统治，只有约束。万历无能为力，只能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朝政，对待群臣所谓的道德压力，于是开始了不理朝政，不思进取的万历年代。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但以秦国商鞅变法为先，统一全国，依法治国的效力可见一斑，但秦国又迅速地覆灭，秦王的横征暴敛，滥用劳力，民不聊生，固然是一方面，但哪个朝代的后半期又不是这样?我认为当时的人文思想没有统一，没有被君君臣臣的思想所束缚住，也是原因之一。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一种人文思想，更是一种统治文化，一种将天下士子的思想能集中统一的利器，是一种帝王之术。古代科举制度的论题一般也以孔孟之道，四书五经之类为题，而一般不以时事政治，怎样具体的治理国家为题，因而这种道德至上的风气一直伴随着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重德轻法的弊端便是许多行政，经济，管理问题变得政治化，道德化，上纲上线，难以以统一的数字化标准来衡量好坏，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作者也在书中评注道：“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万历虽也曾有雄心壮志，但终究还是一个悲情皇帝，思想道德上的束缚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虽在位长达48年，但长期不理朝政的他还是留下的骂名与非议。 当我们徘徊于王朝的兴盛与没落之间，我们是否能够回归历史，正视历史。本书留给我们的最大思考，便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显然万历的悲剧说明了以道德代替法律荒谬之极，但反观当今社会，我们拥有了比那时健全的多的法律制度，名目繁多的法律多到直接催生了律师这一职业，但显然道德的缺失又成为了一大问题，道德问题无法通过规章条例来硬性规定，如同小悦悦事件的冷漠路人，他们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如果受到法律的制裁，是否也是一种悲哀?是否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精神?那怎样才能找回社会所应具备的基本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这又是一个当今社会继续思考的问题。
当我们行走与历史与现实之间，我们是否能以史为鉴，哀之鉴之。万历的悲剧我们不会重演，但我们应积极思考现代社会给我们带来的问题，避免成为下一个悲剧。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 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 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同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在分析、对比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可以篡改历史)，不同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同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符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一定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己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可以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可以自保，冯保可以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同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下面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这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而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面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但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对比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但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后来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因此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角色。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可以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老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己的老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己的老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因此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同阶层不同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只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面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DSbJ1.coM 读书笔记吧）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但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一本书，让我们看透了历史的博弈平衡，看到了明代的政治家与官僚的相同于不同，也看到了现代发展的启示。所以，必须要感谢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要感谢当年明月，他引导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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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年岁已长，身体渐衰，是看不到张居正下葬了。虽然张居正在高拱临终前的几个月专程拜访了闲赋乡舍的高老，似乎二人已前嫌尽弃、间隙消弥，尘事尽散，梦渐安平。但高拱可以不见张居正之丧，却不能让张居正安寝于墓中，其一纸《病榻遗言》却致一生荣耀致极的张首辅落得个家产尽抄、褫夺谥号、迫夺御赐、子孙充军;惟没有开棺鞭尸，算多少保全了些体面。高拱的“阴招”之险，古今无人能及。张居正生前观世悟禅自言的“如入火聚，得清凉门”终变成了破败的华梦，真正“入火聚得清凉”的却是他的继任首辅申时行。人性的阴阳、事情的正反，参悟与执迷，事事与非非，尽在眼前身后。这一切正应和了“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
开朝洪武以来的文官制度，历二百年，早已由制度化为骨气，融到了文人的血液里。古怪、清贫而又铁骨铮铮海瑞不得不说是这种骨气的一个典范。一名文官即然为讪君直言可以不惜性命，那官印、荣华又岂能羁绊了骨气。这是一种执拗，也是一种单纯，但却缺少了些情趣。“他的思想不是得之于天赋，而是来自经常的、艰苦的自我修养”，也许固执的海瑞永远无法理解“一个女人如有情趣，那么不论她过去是娼妓、已经结婚或正在怀孕都毫无妨碍”。
戚继光虽有些孤独，但终是生逢时、命合运的，外有倭寇之患，内有首辅之助。他虽然改变不了陈旧的体制，这是他“不可能做到的事，但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最大地适应环境发挥他的军事天才了”。“戚继光的天才之处，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这也许就是戚继光止止堂的座右铭吧!“他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他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
李贽是一个矛盾体，矛盾得让人理不出头绪。“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李贽也走了这条路了，读了经史子集，做了官。可后来却辞了官，寄居于朋友家研究起了史学，要做学问家。这读书是目的呢?还是路径呢?怎么当路径走了一程，转而又变成目的了呢?既然把读书变成了目的，一介儒生，后来为什么又遁入空门，出家了呢?逃离了世俗的羁绊，又去研究世俗的经史，这倒底是出世了?还是入世了呢?李贽终其一生，不过是一个追求个性与自由的孩子。他极度自我，却又没有自我，正如“自我只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他在狱中自裁气绝前写了王维的“七十老翁何所求”来解释他的死因，也是极为贴切的，不知求何所求?他不知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建设些什么，但他从他的阅历与思考中知道，为了得到自由与解放应当打破些什么，只是生命将息，力不从心，无所求了。
这就是万历十五年，自此以后，万历不朝。
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的《万历十五年》今天终于读完了。一部历史书竟能让我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读完，连我自己都感到些许诧异。一部书只写了一年 —— 万历十五年，写了几个人，写了几件事，场景不可谓不小，正如该书作者黄仁宇所言：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凡听人言，大师就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比起许多鸿篇大作，《万历十五年》实不能算是大作，但作者在看似平淡的一年中，却浓缩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兴衰成败，以小见大，知微见著，将整个中国历史映照在平淡而普通的一年，仿佛读完这一年，顷刻间便能在读者的脑海中建构起清晰的历史脉络一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以知一叶而知全秋的写法，将整个中国历史映耀脑海。同时黄仁宇先生的文学化写法，使读者丝毫感觉不到干巴枯燥、索然无味的历史书，而是在品味小说，鉴赏诗词般，一泻千里地读完。读完后还感觉唇齿留香，余香满颊。细细玩味着，浅浅尝茗似的，在脑海中回味，咀嚼，消化。简直就是在品尝一道大厨精心制作的文化大餐。
当我们品味这道美食时，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深刻洞察力。中国是一个有极强文化传统的封建王朝，在秦统一中国，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以来，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发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统一，思想上的统一，精神上的统一引导中国的发展。众所周知，先秦哲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可到了汉代却独尊儒术，这并不能归咎于生物的随机选择，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这在以土地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封建王朝是非常重要的。
钱穆先生曾说，中国的国家是国与家的结合，上至君主下至户主，在自己的管理范围内是具有绝对权威的。这便是儒家所推崇的“仁”。家庭内户主具有权威是生理中产生的，而君臣关系则是一种社会关系，儒家的“仁”很好的调和了个中矛盾，使得家国一体。家是一国，国是一家。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万历皇帝是具有绝对权威，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但在儒家思想的拘束下，张居正、申时行等代表的士官阶层对皇权却是一种无形的钳制。这与西方的三权分力是不同的，三权分力讲究平等，而一士官阶层对皇权的钳制则是不平等的。士官对皇权要尽忠、尽孝、尽义，是为了辅佐皇帝，而在道德上给予的拘束。这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士官对自己也是从良心上，道德上要求自己。这就造成了重礼轻法，重道德轻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围了。每个文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有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从这里看，张居正死后被谏，乃至于被鞭尸，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讲究尊上敬祖。尊上为忠，敬祖为孝。自古以来，忠孝占据着封建王朝的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儒家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中的礼可以用于治国，孝可以上升为忠。观其《万历十五年》一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哪个不是先强调家，再来治国的呢？
《万历十五年》展示了一幅封建王朝的全景图。它就是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饕餮怪兽。它要吃人，它将人变成怪兽。张居正死后被吃，海瑞被吃，申时行被吃，戚继光被吃……还有无数人都被这张沾满鲜血，腥臭无比的大嘴吞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这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社会。
万历四年，1576年，朱翊钧收到了一举报信。辽东督查刘台，举报张居正。刘台罗列的七大罪状，这也都是疾风骤雨改革中常有的事，虽然每件事情本身问题不大，却是其中的张居正的要害，首辅怒了。
在明朝，官员之间互相举报和弹劾，本身明朝特色，为何首辅对此事怒了呢？是因为他怕是吗？非也！关键是举报他的人，既非他的上司，也非政敌或同僚，而是他心血栽培、一手提拔的学生。
一个人要想成功，考取功名只是一小步，而有人支持那才是王道。而刘台得到了首辅大人的支持，因为张居正的提携。他在高中进士后仅仅两年，就成为辽东督查，那他为什么要这样黑老师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老师以前一直给他鸡蛋，忽然有一天没有给，他不高兴了，因为他忘记了这个鸡蛋本来属于谁？辽东将领事李成梁，打了大胜仗，刘台眼红，抢先写了喜报邀功，这种事是犯禁的，按制度应该降职惩罚，当然作为首辅的张居正也可以低调处理，大概是想教育一下学生，以儆效尤，首辅法人就对刘台予以公开训斥、通报批评，这下鸡蛋没吃到，学生不干了，黑了老师。
其实这样的弹劾在明一朝，不算新鲜事，但是抛开事情本身来说，却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在以尊儒礼制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下，连自己的学生都起来反对自己，这是多么挂不住面子的事情啊！为此，首辅提出辞职，未果。加之首辅本身的私德并不是多好，后来的清算，从个人到制度，将本来可以振作起来的明朝，重新带回了死亡之路，首辅的心血也成了回光返照。以道德治人、整人，这在明朝也是极为推崇的一件事，任何事情，只要和道德关联，死亡概率大大提升，道德要不要讲？那肯定是要讲的，但是讲什么，是要有选择的，每次看到宣传孝道的“二十四孝”图时，后背就发凉，那些手法极端、思想错误的尽孝方式原封不动的示众并加以宣传，是懒啊？还是没有甄别的能力？
一个王朝也罢，家庭也好，亦或个人，好多东西是相通，但我们自身轨迹运转一段时间之后，必然形成惯性，有些东西是好的，应当予以坚持，但是对于那些不合时宜，与历史潮流逆向的东西，一定要摒弃，予以革新，这也算读书的一点浅薄收获
历史沧桑，到头来什么也剩不下，永生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起消逝在我们目光尽头。又是一个长假，终于又拿起了读了一半的《万历十五年》，重新翻开读到孤单的将军戚继光，读到首辅张居正，读到万历皇帝。曾有人感叹道：历史竟然可以这么写!是的，在读本书时，我也有同感，这本书不是单纯的描述历史，而是生动的分析历史。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到英文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正是这本书的读到所在，我想本书说到的末端小结也许正是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结证。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由于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长胜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我终于知道，一个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于一些原因。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读到张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戚继光和张居正一样是很有作为的，戚继光发明的战法确实令人惊叹，这让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发明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并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将军炮，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应用，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这一年正值西欧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当我们经历某些事情和场景时。感言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去表达这些难忘的想法，怎么写出一篇优秀的感言呢？值得一读的“万历十五年心得感悟”文章幼儿教师教育网的编辑强烈推荐给大家，您在阅读本文以后相信有所收获吧！
前几个礼拜看《大国崛起》，其中有一集是讲关于英国如何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励志图强，锐意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英国如何通过光荣革命，逐渐走向现代工业社会文明的历程叙述。而我的手中，正捧着一本《万历十五年》。
1587年，就在西班牙从海洋出兵准备攻打萌芽中渴望成长的英国的前一年。我们的泱泱帝国，大明王朝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散发出腐烂的气息。
1587年，没有特别的大事，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一年，在作者看来却隐含了很多后来诸多历史事件的伏笔。
六个人，六个主要故事，多声部手法，犹如历史的长镜头，探讨一个深刻而尖锐的问题：中国是如何从唐、宋强盛后，逐渐地失去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机会。是什么样的体制和力量在从中作祟?又是什么样的传统惯性和现代科学的缺失，让我们的帝国丧失掉革命的机遇?
作为皇帝的万历;两位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守时;古怪的模范官员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和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他们是是历史剖面，是一系列的象征。
虽然贵为皇帝，但当时的体制，皇帝也不过只是一个排位，万历从小即位，却在母后、张首辅和宦官的包围中成长。当他独自执掌朝纲时，他既不能摆脱不了烦人的经筵，也改变不了国家的运行机制。当他明白，事实上，他活在死去的祖宗的限制时，他对自己的地位迅速失去了兴趣。他把自己的在位变成了漫长的怠政年代。
张居正为改变政府作风，增强效率，防止贪官污吏，不遗余力。但他没有明白，他想改变的是落后的生产力和现实政治的平衡。在信息不发达和行政管理手段落后的前提下，只能通过抑制先进生产力，保护落后经济的方式，来达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综观中国历史，这样的历史场景，不胜枚举。在经历了漫长的十年改革后，伴随着张居正的去世，改革的努力最终化为乌有，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诽谤和复辟，中国社会的现代商业元素和经济元素，最终覆灭在强大的文官体制中。
作为后来者，申守时使文官体制达到了控制国家运行轨迹的高处。文官们，不关心经济发展，不关心国家前途，只关心利益团体。整个国家表面的稳定，掩盖了内部发展停止的事实，迅速地走向空心化的过程。向衰败的深渊走去。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方式，即使是在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后，相似的历史选择，再次重演。历史既是分时的，又是共时的，何其让人感叹!
在大多数关于好人和坏人的情景剧中，无论怎么说，清官海瑞，还有爱国将领戚继光都是百姓喜欢的人物。但如果抛开忠孝节义的道德评判，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热血沸腾的激情，而是冰冷的现实：
理想和期望的社会现实，跟真实的现实成反比：我们期望清官，就说明腐败已经司空见惯;我们呼唤英雄，就说明这个时代真的缺失正义。
社会的道义，需要英雄来支持。但是，对于国家的强盛来说，则过于单薄，无济于事。《万历十五年》是六个社会精英人物的命运和缩影：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中挣扎、逃逸，饱受煎熬。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中，没有人可以功德圆满。
看《万历十五年》，让你觉得原来历史可以这样看：历史是有延续性的，你不能把某个时间指定为封建社会，现在也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投射在我们的现实之中，根本无法剥离或回避。你也不能用唯一的道德审判来让大家闭嘴，不妨让我们放眼4前，抽丝剥茧，从各个细节还原历史的真实，这才是用历史认识现实的价值。
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是指：以一个时间基点为原点，前后各推一段时间，梳理整个大历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终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观感”。具体到万历十五年，即为1587年为基点，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明清两代为中国封建制度画上了一个句号。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从明成祖设立内阁，到清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明清政治达到专制顶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庆新政和张居正改革为后世治国者所称道。经济上，从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开始，到清代中期的摊丁入亩政策，农业人口激增，农业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农耕文明达到极盛。
在江浙一带，则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制造业、纺织业等成为解决地方人口就业的重要产业。军事上，统一多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边防矛盾呈现由内向外转移的过程。行省制度得以完善，中国疆域空前辽阔。
北方诸镇的边防措施——万里长城得以修复，火器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军事领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装在镇压内部起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学高度统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选拔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也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感受：那就是被主宰的悲哀命运。我觉得这句话适用于这本书里面的每一个人。
黄仁宇的这本《万历十五年》，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读起来有如在读一本小说。他的文字虽然通俗，文笔也不失生动，却在深入浅出中演绎了深刻的道理，字里行间充满了微言大义，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开辟了一块新的天地。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人都会觉得，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是只有历史书上才真正灵动、有趣。
读到张居正时，我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当时，张居正搞经济体制改革，在道德立国的环境下，试图改变文官系统，以效率代替道德伦理对官员进行绩效管理，却得罪了全体官员，招致死后两年被抄家。申时行试图建立和谐社会，希望通过诚意感化官员们道德的一面，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却因为立太子一事被迫辞职。海瑞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却仅凭一人之理想，干预境内的农田所有权，同时损害了地主和农民的经济利益，而被迫辞职。戚继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采用现代军事理念管理军队，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张居正倒了，戚继光也跟着被革职。李贽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提倡功利主义，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最后选择了自杀。作为他们的统治者万历皇帝，实际上也失败了，虽然贵为皇帝，他并不自由，他不能出皇宫到各地视察，不能将自己喜欢的儿子立为太子，甚至不能决定死后和自己喜欢的嫔妃葬在一起，于是他三十年不理朝政。
从他们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整个明代社会在发展，但是国家管理系统却保持原样，而且一切改革都被视为异端。所以那些历史人物虽然努力想作出改变，但在整个一成不变的体制面前却只能碰壁，帝国也就走到了尽头。
以史鉴今，通过读《万历十五年》，我们了解到，法治与德治在中国自古就是一对矛盾，当今中国正进入社会转型期，改革所产生的利益的重新分配，需要我们居安思危，时时去拨开安定的表象，看清这个时代的脉络和架构。这也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不要片面了解历史的一部分内容，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每个人物与每个朝代又为何会发展成这样。
——我们无奈与幽暗，也尽量做到让幽暗无奈于我。
《万历十五年》，名头很大，总觉得自己之前读过，即使没读过，也考虑到曾经读了《明朝那些事》，或许没必要专门去读《万历十五年》。
也是这次读书会，促使自己真真正正坐下来好好读一读这本书。读了之后才发现，这本书包罗万象，有很多值得我学习和思考的地方。
一方面是黄仁宇独特的写法，似乎能证明科学与艺术是相伴相生的。黄先生虽然是研究历史的，但不得不说他写这本书的方式方法是典型的工科做法，或许这也是搞研究的科学方法吧。首先他选择了一个科学研究最标准最典型的方法——排除干扰法，选择最平淡、无其他因素干扰的一年——开始研究大明王朝，或者说研究封建王朝，探询王朝兴亡的本质。其次他选择了不同个体比较的方法，从七个不同的人物视角描述了巍然耸立的王朝内部细节。最后是他选择客观真实地记录“实验”结果，不掺杂个人主官意志。尤其是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描写没有张居正的王朝运转日常，表现出黄先生很喜欢也很善于用侧面细节描写反衬主题主线。总之，黄先生的写法让我感觉到，不管文科还是理科，研究问题的方法是一样的，最终两者终能殊途同归。
另一方面是申时行的生平，好像在说读书就能够读出个宰相来。我们承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也承认每个读书人的职业生涯规划“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目标就是当宰相，但我们也要承认有很多人追求的是宋朝赵恒的《劝学诗》中写到的那样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因此，读了“首辅申时行”的章节，我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读书就能做大官？申时行是靠读书读出来的，是在张居正的提拔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只知道他考上进士，进了翰林院，后来当了首辅。他被人评价“老成”，是因为编撰整理了本朝的历史，其实可能就是眼界开阔些，经验丰富一些，但他处理事情的能力不得不说还差一些。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毫不影响他的仕途晋升，毫不影响他拿几千年来的经验稳住当时的王朝。真真的应了《圣经》里那句话“太阳之下没有新鲜事”。
第二个问题是京官就能管天下？这一章节里也介绍过，申时行之前的大多数首辅，都是终身在京为官，从未到地方上去任职，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没有基层经验能够管理好国家吗？且不说我们现在常常提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拿秦朝和宋朝来说，商鞅是变法前实地查看了秦国的风土人情，王安石年轻时不愿做京官只愿做地方县官，莫非这只是谋划改革、胸怀大志的官员的特质？
第三个问题是个人人生规划到底应该是什么？不得不说，我们现在的国家体系比封建王朝完备许多，当然也还能看出不少以往传统的痕迹，毕竟我们的历史上下五千年，还是要有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所以，个人的人生规划，还是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同时要把握现实需求，真正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如说我个人，作为研究所行政管理的一员，如果仅仅停留在以往的“身份管理”上，学习晋升级别的政策制度，必定跟不上时代，必须看到现在是人才引领发展的时代，沉下心来到科研一线看看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才是正确的成长途径，才能找到正确的管理方法。而且，黄先生已经教了我们方法——从不同的人物视角探寻单位运行的细节——下面要做的就是用实践检验真理了。
最后呢，还想跟大家探讨交流一个问题，万历皇帝是“活着的祖宗”，而我们目前的单位，尤其是企事业单位，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祖宗呢？面对这样的祖宗我们又能够采取什么办法呢？而这样的祖宗的存在，到底预示着什么样的王朝发展局势呢？
明史有“税重民穷”之说。如果意在说明当日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同期英国税收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等。“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辽阔，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类似“潜水艇肉夹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制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
张居正精明能干试图经济改革，申时行中庸诚信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奉行儒家传统道德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实干主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李贽清高矛盾试图打破儒家的一元宇宙观，结果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名裂。就连九五之尊的万历皇帝，本有中兴之愿，但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形象反转，天子家事又屡被臣下干预，眼看死后都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并肩长眠，早已厌倦在各种典礼上充当木偶的他也终于心灰意冷，怠政三十多年。
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其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
单一意识形态体制所造成的困局还表现在，它不能承认自己自己存在问题，因为怀疑终极价值，就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如此往复，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执行者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必然是掩盖之。在这个体制之下，因为终极价值理论上的不可怀疑和体制事实上的漏洞百出，整个体制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形式：人人都在用阳的一面，也就是终极价值来掩盖自己的阴的一面，也就是个人私利。当社会日趋参差多态之时，体制所要求的单一化，同质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齐划一的集体开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其必然碰壁。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态。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既无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距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职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做标准，则前后想通。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考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去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技术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底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而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气地理关系的影响。
自小读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的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为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机构作为行政基础。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中国儒家学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它国家低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中国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
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进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额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为基点，和日本的大名政权，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中国立国以来以贫民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
今日中国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为司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中国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中国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发夹、到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成能亦成为可能。
总体而言，《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可分割，也不变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
历史沧桑，到头来什么也剩不下，永生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起消逝在我们目光尽头。又是一个长假，终于又拿起了读了一半的《万历十五年》，重新翻开读到孤单的将军戚继光，读到首辅张居正，读到万历皇帝。曾有人感叹道：历史竟然可以这么写!是的，在读本书时，我也有同感，这本书不是单纯的描述历史，而是生动的分析历史。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到英文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正是这本书的读到所在，我想本书说到的末端小结也许正是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结证。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由于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长胜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我终于知道，一个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于一些原因。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读到张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戚继光和张居正一样是很有作为的，戚继光发明的战法确实令人惊叹，这让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发明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并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将军炮，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应用，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这一年正值西欧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万历四年，1576年，朱翊钧收到了一举报信。辽东督查刘台，举报张居正。刘台罗列的七大罪状，这也都是疾风骤雨改革中常有的事，虽然每件事情本身问题不大，却是其中的张居正的要害，首辅怒了。
在明朝，官员之间互相举报和弹劾，本身明朝特色，为何首辅对此事怒了呢？是因为他怕是吗？非也！关键是举报他的人，既非他的上司，也非政敌或同僚，而是他心血栽培、一手提拔的学生。
一个人要想成功，考取功名只是一小步，而有人支持那才是王道。而刘台得到了首辅大人的支持，因为张居正的提携。他在高中进士后仅仅两年，就成为辽东督查，那他为什么要这样黑老师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老师以前一直给他鸡蛋，忽然有一天没有给，他不高兴了，因为他忘记了这个鸡蛋本来属于谁？辽东将领事李成梁，打了大胜仗，刘台眼红，抢先写了喜报邀功，这种事是犯禁的，按制度应该降职惩罚，当然作为首辅的张居正也可以低调处理，大概是想教育一下学生，以儆效尤，首辅法人就对刘台予以公开训斥、通报批评，这下鸡蛋没吃到，学生不干了，黑了老师。
其实这样的弹劾在明一朝，不算新鲜事，但是抛开事情本身来说，却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在以尊儒礼制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下，连自己的学生都起来反对自己，这是多么挂不住面子的事情啊！为此，首辅提出辞职，未果。加之首辅本身的私德并不是多好，后来的清算，从个人到制度，将本来可以振作起来的明朝，重新带回了死亡之路，首辅的心血也成了回光返照。以道德治人、整人，这在明朝也是极为推崇的一件事，任何事情，只要和道德关联，死亡概率大大提升，道德要不要讲？那肯定是要讲的，但是讲什么，是要有选择的，每次看到宣传孝道的“二十四孝”图时，后背就发凉，那些手法极端、思想错误的尽孝方式原封不动的示众并加以宣传，是懒啊？还是没有甄别的能力？
一个王朝也罢，家庭也好，亦或个人，好多东西是相通，但我们自身轨迹运转一段时间之后，必然形成惯性，有些东西是好的，应当予以坚持，但是对于那些不合时宜，与历史潮流逆向的东西，一定要摒弃，予以革新，这也算读书的一点浅薄收获
早就耳闻过《万历十五年》，不断很猎奇，终究是一本怎样的好书呢!但是自己才识短浅，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又不甚感兴味，整天只做些个打发时间的无聊之事，并无意志可以沉下心来拜读大作。近日，机缘巧合，我终于有幸可以跟着黄仁宇先生一同去走向那个年代，用一种完整不一样的目光来审视那段历史和那段历史中的人物。不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情不自禁，也然世之传言--这着实是一本可以并曾经在海内外产生宏大影响的好书。
《万历十五年》，英文名1587,A Year of No Sign if icance。正如作者自译的这个名字一样，1587，相关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发作过无数大事情的国度来说，这一年真的安定静了。但是作者却凭仗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治学成果率领我们从这个毫无大事可记的年份中发作的一些小事看起，去俯瞰整个明王朝的衰落的背影，进而剖析整个中国在近代衰落的缘由。
1587，始于万历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的一个谣传，终于皇帝要对前宰辅张居正调查。期间作者洋洋洒洒数万言，尽述万历皇帝的悲苦而又机械的终身。万历并非像我们原先想象中的一样是个昏庸无能的君主。他也有理想，小时也很机警，也想成为彪炳千古的一代明主，到最后都想做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是那个急需一个明主的时期，却恰恰是一个容不下明主的时期，于是万历终于从文官集团整天拿来教育人，管理社会的虚伪的封建道德礼教的桎梏中心灰意冷下来，对朝事日趋淡漠，对人华诞趋失去希望!当他最终在立储这件事中屈从的时分，他也就成了真正的活着的祖宗。他具有高高在上的皇权，但是他又决断不了任何大事。他悲剧的终身，他有似工具的终身通知我们的是这个时期的带给人的无尽的痛苦。
1587，间隔首辅张居正过世曾经五年了。固然他早已不在人世，但盘绕他的风云并未随他而去。此刻万历正在重新认识这个他昔日的教师，他绝对信任首辅!但是，在文官集团的集体支配和诽谤下，理想通知他的是，这个他绝对信任和尊崇的人却是一个实真实在的伪君子。从昔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具有绝对权威的首辅到如今为万人鄙弃的伪君子，我们仅仅感慨于世态沧桑似乎还不够。张居正在位的时分，为国办了不少好事，他想成为相管仲乐毅那样的人物，他想匡扶社稷，解救苍生。他要辅佐8岁的皇帝成为新的彪炳史册的贤主明君，创始万历盛世。但是他越是努力，却越成为众矢之的。他当然能够凭仗其一时的势力和万历的信任而暂时安稳，但是当其一旦失去这种势力和信任的时分，他也就摔的越重。历史的开展趋向是他所不可以左右的，即便是生为人君的万历也迫不得已，因而他的这种抗争也就成了一种痛苦的悲号!悲号过后，他也就随着黄土一同走进了历史，留与后人或是或非的评说!
1587，此时正是首辅申时行当权的时期，他已在这个位置上面四年了!申时行和张居正一样，也是万历的教师，深受万历的信任。他早年受张居正选拔而能位列大学士。但是他这个人极会为人，虽得张居正选拔，却可以在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中免受牵连，最后还能身居首辅。由于亲眼目击了前几任的种.种结局，他深知当时文官集团的权力之大。即便是人君万历尚且拿他们毫无方法，更何况与他呢。于是，他就充任起了和事佬的角设，凭仗其过人的目光和出色的政治才干去化解各种隐伏的危机，他要调停皇帝与文臣的矛盾，他要调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他还要调解各文臣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和事佬，以致后人在归结其功劳的时分尽无事可记。要晓得虽然是被人辱骂的其前任张居正都有不少让人们不得不供认的功劳啊!但是正是这种无功劳恰是他的最大的功劳，他很好的完成了在那中社会条件下一个首辅所可以做的事情--调和矛盾!但是，生于那个时期，他即便有再高的才能，也免不了最后丢官归家的命运!
1587，还有传奇人物海瑞的谢世，孤单将领戚继光的分开，思想家哲学家李贽的剃度为僧。他们都免不了悲剧的命运。正如作者在书中末尾写道的一样：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外表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践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曾经走到了它开展的止境。在这个时分，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专制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发明或者习于偷安，文官的廉洁营私或者贪污作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激进，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通通不能在事业上获得有意义的开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读到此，我们也就初步了解了作者所鼓吹的大历史观了。正是作者以广博的学问构造高屋建瓴的解读那段历史，为我们提供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对待历史的目光。他着眼事情虽小，但反映的时期和历史却很大。见微知着，处处表现着认识的聪慧。
大历史观，需求我们跳出当前的视野局限，把眼光放到愈加宽广的时期背景中去理解历史，正视理想，创始将来。
初读下来，已让我堕入深深的考虑当中了。
初次接触书名，给我的直觉，无非是写万历十五年那一年发生的历史事件。该书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之呕心力作。最早在美国出版，该书的英文名字翻译成汉语就是平淡的1587年。大明立国近三百年，我国封建社会近两千年，但但摘取这一年，能写出什么样的历史?读史可以明志，读史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去解读那深邃沉淀的历史。我细细翻来，每天读那么一小段，合上书本之后，又再去慢慢回味。瞬间，那种弥漫着焦虑，挣扎，痛苦的人物，一个个活生生起来。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和事佬申时行，思想家李贽，军事家戚继光，清官海瑞，以及万人之上的万历皇帝，没有一个不是生活在痛苦之中，他们现实的遭遇和治理天下的宏大理想，都有着无法弥合的冲突。这些人都没有善终，甚至于抄家罚没。这是一本以平淡的1587年为基本支撑点，然后让人物陆续施展自己的政治包袱，现实与理想的碰撞，失败后的毁灭。
作者以一斑而窥全豹的方式，一丝一缕的分析，视野直指上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基本上都是以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来统治天下。历朝历代，都是通过庞大的文官集团，实行郡县制，来统治全国。隋代以后，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这些文官从小就饱读经书，满脑子的孔孟思想，都以仁政爱民为基本的做官准则，时刻要体恤民情，以民为本。这些封建社会的官吏，薪俸很低，要维持自己家庭的生计，享受锦衣玉食，根本无法实现。然后就行成了一套官场的历史潜规则。一方面道貌岸然的宣扬孔孟之道，一方面又鱼肉百姓，实现自己小团体和大团体的利益最大化，为自己的贪x腐坏找到更合理的借口。在封建社会，历代帝王，都是宣传以德治国，没有健全的，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即使有相关的法律制度，也被历史潜规则打破。同时官员为官的行为，又缺少及时的监督和制约，这就造成了官员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完全为自己的小九九做打算。官员的脸只会向上看，只对上级负责，又怎么会对百姓负责?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的尴尬和不安，也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接受的官场潜规则。当文官们在扪心自问和尴尬之后，聪明的大脑很快就会适应这样的官场潜规则，搜刮起民脂民膏，哪里还会有怜悯之心?
在这一制度下的悲情人物，首推海瑞。海瑞是个清官，是个楷模，正是因为寡而鲜，才能成为模范，满朝文官都是海瑞，何来楷模?当海瑞在孔孟思想的熏陶下，立志做为一个清官的时候，他的私人道德其实已经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公共道德，或者说官场潜规则发生了冲突。很多文官，都知道自己去贪x腐坏是不对的，但是，你要想在这个圈内生活下去，你就必须去贪x，去随波逐流，否则，只有头破血流。儒家思想的道德体系，给予了海瑞无穷的力量，让他无所畏惧的站在反对贪x腐坏的最前沿。可是，整个文官集团，都满足于现状，并安于现状的时候，他们所接受的孔孟之道的思想，就发生了根本的质变。一方面认识到遵守道德体系要丢官罢官，一方面又要宣扬道德体系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就会表面装作清廉的样子，背地里哗哗的数银子。越是高调的文官，越是最大的贪官。道德以阳的一面存在，而私欲则以阴的一面存在。当道德给他做了一个幌子的时候，私欲就可以无限制的膨胀。当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国家的时候，文官集团里的官员，则会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自己的私欲，每个人从骨子里并不鄙视海瑞，甚至是仰望海瑞，但是，没有人愿意做海瑞，这就是封建社会文官集团的现状。
对于孔孟之道的作用，历代皇帝都极力推崇。他们和他们的文官集团想用道德的力量，来统治他们的疆土和人民。用道德体系来保障乡土秩序，而不去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在1587年，万历领导下的文官们在勾心斗角的时候，西班牙人带着他们的坚船利炮，发动了对英国的全面战争。西方也拉开了全面的工业革命。历代皇帝都会被推崇为人的楷模，上天之子。万历从懵懂无知的小皇帝，到励精图治的精干皇帝，再到颓废无为的慵懒皇帝，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在年轻的时候，多么的想建立一个强盛的大明帝国，而且亲身去实行各种礼仪规范。来实现以礼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可是，当他在看穿了这些文官们的阴阳两面以后，思想发生很深的变化，开始了消极怠工。他的消极怠工，不是针对个别文官，而是针对整个道德礼治体系。在传统戏剧里，皇帝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了解了万历的遭遇之后，也明白过来，皇帝并非可以随心所欲，皇帝只不过封建帝制里的一颗最大的棋子而已，而且始终受着道德礼教体系的压抑和控制。
励精图治，呕心沥血的万历首辅张居正。他几乎开创了万历盛世，把明朝多年的积弊，表面上一扫而光，国库充盈，而实际上他为明朝的最后灭亡埋下了最大的祸根。他死后遭遇清算，其实与万历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他的性格造成的。从小就接受孔孟之道教育的张居正，身居首辅之后，一心只想把大明江山，打造的秀美绝伦。他所实施的改革制度和现行的文官制度格格不入，他没有从根子上发现，一次大改革措施，要从根本上能让绝大多数文官相安无事，否则理论上的完美，最终也是以惨败收场，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也是如此。他的死后被清算，甚至他生前所提拔的官吏受到牵连，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败，当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官体制上有缺陷的时候，他以个人之力，想改变整个时代，则是多么的渺小无奈。以至于后来的首辅申时行，好像看透了其间玄机，做起了和事佬，成了一个万历皇帝和文官之间的缓冲剂，为此不惜牺牲原则。他们二位的做法，初衷都是好，都是想让大明帝国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起来。可是张居正的缓冲剂失效了，造成了他死后的被清算。在文官集团和万千小民之间，明朝所采用的就是以礼和道德来维持国家秩序，也可以理解为，明朝并没有真正以《大明律》来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礼教，而道德和礼教又是比较抽象的一些准则，在私欲面前，不堪一击。正是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悲剧。
历史就是这样的神奇，透过历史能读懂未来。历史总是在创造匪夷所思的故事，相同的历史，由不同的人去描述，就会有不同的历史观。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不同的人发现的细节不一样，所得到的感悟就迥然不同。《万历十五年》所表达的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绝对大多数的人都穿了件绚丽的外衣，那就是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万历十五年》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著作，他的作品不但通俗易懂还带有哲学和社会见解。用形象的文字和意味深长的伏笔让这本书的内容升华，成了一本受众人喜爱的好书。
张居正的名字想必学过历史的应该无人不晓吧。这位身居首辅之位，当太子老师的人一生以节俭朴实，安定国家为初心的忠臣自始至终受人尊敬，但他的改革新政却引起了以先贤之训为守则的文官的不满，像文官这样保守且饱读天下书籍的人怎会对这种改变古人做法，树立新风气，标新立异的人置之不理呢？很快他就受到俗称“反张派”的人各种人身攻击和谣言，果不其然在他死后，他的名声一落千丈，就连皇帝都对他老师死后败露的“丑事”与一生所希望的背道相驰而失望。所以如果想要有一个安定的国家，就要搞好内部关系，因为你身居高位，你的一举一动都惹人眼目，如果你无法服众的话，你的单位组织就会受到民意降低，至而导致连索反应，每个朝代大都是栽于“朝庭”这个组织的失败领导，让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秩序的平衡破碎。
海瑞是我国的著名清官，以刚正不阿，和机智守法出名，关于他的佳话并不罕见，但官场风浪大，这样一根“眼中钉”怎能不除掉呢？于是海瑞多次被罢免官职，被人遗弃，他为国家甚至连皇帝都骂了一次，这样不惧威的爱国忠臣终究受到赏识，此外他还是个有骨气的人，对普通的职位提出抗议，可国家领导人却不敢惹他，因为他的重要性和他的品质已让全国人民敬仰。
这真是一本好看的书。
说实在，我这次很认真地看这部书，还因为我想找找这部书到底有没有明显地参杂个人的观点。历史学家罗克齐就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在我读历史，都要很小心、很谨慎地去读了，半信半疑，生怕中了圈套。
后来还去知网上查了相关的文献，确实，发现了这本书中的不足之处。一下我来简要说一下我读这本书的感受。
作者在这本书小心翼翼地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和一般的历史著作不同，由于作者试图通过他的“大历史观”来描绘历史，所以这本书的叙事风格与小说非常接近。作者给读者娓娓道来地讲述了一个历史上有据可考的故事，书中充满着文学性与小说性的色彩。怪不得喜欢历史的我看不下这本书，因为这是一部“非虚构性的历史小说”，而我看不下小说。
比如书中开篇这一句：
“这一年阳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
与二月河开篇：
“顺治十八年正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刚过完年,一群一群的叫花子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又开始沿街乞讨。北京城哈德门以西的店铺屋檐下、破庙里挤满了这些人。”
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书中描写人物的心理环境、夹叙夹议等等，都有小说的色彩。
我在阅读过程中就感到了一股压抑的气息。作者这种尽量还原历史的叙事风格、多种故事、人物关系的交错描写，在我看来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必然的结局。特别是张居正改革又被废除、海瑞不得志、戚继光晚年凄凉等悲剧性结局，另我感到满满的宿命。又如文末叙事的戛然而止：“当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四海升，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他发展的尽头。”有种余韵悠长的感觉，就好比我看《百年孤独》的时候那种感觉一样，一瞬间《万历十五年》书中的场景在我脑海中重现，有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感觉。
作者所写如此悲剧性结局的故事，有他的目的。正如前文所说，作者认为古代中国以儒家的道德原则代替法律，所产生的悲剧结局便是必然的。他主张否定文人治国，推动法治、经济、商业与科技的发展。
但是现实如何呢?当今中国的法治、经济、商业与科技相比于数十年前已然有巨大进步，但是当今中国人的人文精神与之相比却是缺失的。而且作者对儒家的批判与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其的批判是相同的，否认儒家，强调摒弃。但是现在学者对儒家的态度已经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了。所以还是有偏颇的。
当我们对生活有了新的计划和感悟的时候，那么不妨用文字来写一份心得体会吧。心得体会中，并没有内容要求和条框约束，怎样才能写一份优质的心得体会呢？我们特地为大家精心收集和整理了“万历十五年心得感悟”，更多相关信息请继续关注本网站！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600字心得体会：
伟人和政治家，谁更值得敬仰？你又想成为谁？张居正太善良，太残忍；太聪明，太愚蠢。张居正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意识到改革必须以摧枯拉朽般的力量摧毁原本的一切，在废墟上重建。他剑指文官作风，甚至过于严厉。他想要富国强兵，百姓安康。他之所以要辛苦钻营，权倾朝野，是因为不做一个杀伐决断的首辅，改革必然受到阻碍。即便在这过程中他谋取私利，那么试问做到内阁首辅的位置想要敛财何须至此？
太善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何须大动干戈推行新政？太残忍，想要根除陈腐做派必然会在当时造成损伤。太聪明，出身贫寒要有多大的才能和城府能坐上首辅的位置，又是怎样的深谋远虑能找到国家运行的软肋？太愚蠢，耗尽了自己的一生，却落得了满朝文武的批评，死后甚至成为了攻击的符号。
所谓错误，“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张居正从来都没有错，只是成为一个伟人和得到善终，中间横亘着最遥远的距离。
申时行，大智慧的典范。申时行是处理人际的高手，“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为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老，他就担任这样的角色，至于别人的评论如“首鼠两端”，就只能付之一笑。
申时行是机器运转的润滑剂。这个世界需要伟人竭心尽力将光明带到人们眼前，更需要有这样的人拼尽全力将黑暗挡在背后。申时行是太极高手，懂得怎样协调皇帝与文官，以及文官之间的关系，保证思想的传承和国家的有序。更令人惊叹的是，做完了这一切，他能够全身而退。然而，出色的政治家和伟人之间，仍然横亘着最遥远的距离。
然而，世间没有张居正，那么时代永远不会进步；世间没有申时行，那么国家将会陷入混乱。为人若如张居正，无愧于心，却不得善终；为人若如申时行，左右逢源，却无所作为。
这两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
这本书——《万历十五年》是无意间发现，起初是以为与大明王朝一样，是小说，是演绎，后来却发现不是这个样子，如作者所言，这本书既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报，也不能算严格意义的商业产品。
作为一个多年旅居国外的华人，文字的写作风格已经深受影响，中国人做的史书多数很隐晦，虽不至于像段子里讲的，中国的史书里除了名儿是真的，情节全是假的，但是读起来总感觉悬在空中，纪传体由司马迁发明，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武侠小说的起源。这本书的文风平淡如水，婉婉道来，但是这水不是清流急湍，而像泡老了的带着茶末的水，总感觉沉沉闷闷，但是又说不出哪里有问题，就如同书里的那些主角一样，在大道德的规范下，都低着头，弓着腰，不能突破，也不敢突破，就像头顶一层厚厚的云层，这就是这本书整体的感觉。
作者的大历史观，要放到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历史的变迁，王风起于青萍之末乎？还是客观的事物规律有其必然解决，这本书里对于现状我看不到解决的方式，太多的无奈可奈何，太多的无能为力，最终只能被历史的洪流推动着，最终被碾为粉剂，唐宋元明清，秦皇汉武，唯独这个明的味道有些特殊，逻辑思维有几期节目讲的就是这个大明，有意思，可以看，这本书，也值的一看。
最初对这个书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作者黄仁宇的传奇人生，我是赞同人生要有不一样体验的。所以一个当过军人的学者，一个颠沛流离远走异国的历史学家，这本身对我就是有吸引力的；二是因为评论说这个书和我们以往看待历史的视角不一样啦，研究的很深入啦什么的。能从和我不一样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也是很吸引我的。
我对这个书最大的感受，还是从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看到的，吴晓波说，仅有经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美丽，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说实话，我认为对于离我们远的历史，我们需要更多的细节，因为抽离和宏观天然就多。可是对于激荡三十年这样的书，仅仅才过去三十多年，当事人都还在，这种时候细节就显的不是很重要，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视野和宏观上对历史规律的把握才是最难得的。在这一点上我有些苛求了）.
黄仁宇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源于他对历史第一手资料的潜心研究，这种态度在此刻浮躁的年代越来越少了，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代人。这个书语言平实生动，并没有晦涩之处，所以一般人都看的明白。可是其中所表现的逻辑却不像他的语言那么简单。我读历史也不算少了，可是我对这个书最多明白了六成。如何去认识历史，怎样去认识历史，这个东西我此刻也还不明白，但黄仁宇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感觉，让我们觉得这样也能够啊。我觉得这个书是扎实的，也是趣味的。
三国演义的第一句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此定下了三国的基调。万历十五年的开头，也定了这本书的基调，就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从事情的微小发端，从而进一步能预见到之后的演变，这就是读史明智的缘由，这也是基于对长期历史演变的深刻理解而提炼出的历史性规律认识。读历史的确是明智啊。
万历当皇帝其实挺失败的，想做的事情一件没做成，不想做的事情却得天天做。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皇帝的日子久了，增加的也仅仅是不做不想做的事，想做的依然做不了。这也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决定的，文人集团过于势大，程朱理学深入人心，那个时候什么最大，不是皇帝，是礼法是制度，任何人都逾越不得。
张居正有多优秀自不待言，可是生前如此风光，死后却如此萧索，这其中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得不出能够一句话总结的原因。可是我想到了俾斯麦，他在位时纵横捭阖合纵连横，让德意志始终处于最主动的外交地位。但他一退休，他的那套体系土崩瓦解，德国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由此导致了一战。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不能建立一套长久的体制和政策或者在政治体制中找到适宜的接班人呢，总是政治过渡的这么不顺畅。以儒家的观点就是没有以德服人，还是不够优秀的。
反观申时行，不似张居正那般锋芒毕露一手遮天，但申时行是懂得进退为人为官之道的。他们最大的差别不在本事上，在为人之道上。我其实最佩服的是汾阳王郭子仪了，那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人物的典范啊。
还有两个人的比较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继光，虽然他们是一文一武毫无关联。我想比较的其实是海瑞的不合实际和戚继光的实事求是。海瑞和社会政治现实格格不入，我们能够敬服海瑞的高洁，但我仍质疑海瑞的做法对社会有什么进取作用。而戚继光呢，在明朝军制如何落后的情景下，充分的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现实，从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实事。明朝有此名将，军事上却难有进取，不得不说，中华历来被外地入侵都是内部不团结的时候。武将有好下场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来还是得读书啊。
至于李贽，我没什么想说的，以前小时候看到李贽估计会说一些肤浅之言，可是这次看了之后，我却不敢说什么了，以后看了他的书或者有更深刻的了解再说吧。
这个书挺好的，以后有机会还要重读。
最近看完了《万历十五年》，明朝万历年间的重臣，张居正、戚继光、申时行、海瑞……无一不以悲剧收场。甚至万历自己，在这种文官集团体制之下，也只能无为而治。由此可以看到一种强大体制惯性所带来的悲哀。他们每个人都各有特点，亮光闪闪，也试图做出改革，但最终失败，大部分人还落得个革职、入狱、自杀的下场。一群文官为了整个集团的平衡，国家的武备、科技的革新、商业的发展都陷于停滞。
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是指：以一个时间基点为原点，前后各推一段时间，梳理整个大历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终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观感”。具体到万历十五年，即为1587年为基点，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明清两代为中国封建制度画上了一个句号。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从明成祖设立内阁，到清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明清政治达到专制顶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庆新政和张居正改革为后世治国者所称道。经济上，从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开始，到清代中期的摊丁入亩政策，农业人口激增，农业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农耕文明达到极盛。
在江浙一带，则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制造业、纺织业等成为解决地方人口就业的重要产业。军事上，统一多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边防矛盾呈现由内向外转移的过程。制度得以完善，中国疆域空前辽阔。
北方诸镇的边防措施万里长城得以修复，火器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军事领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装在镇压内部起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学高度统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选拔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也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下部书准备看看《彩色欧洲史》。
我曾经以为《万历十五年》会是一幅宏篇巨构的历史，就算不满眼艰涩的文字，也该是难逃作者的主观臆断落了下乘(这也是我不喜欢读历史评论的原因，作者有所偏好，不够客观)。但显然，是我胡乱猜测了。
这本书初读显得琐碎，你甚至不觉得它多有文采，就平淡无奇的讲一个故事，甚至有点无聊。
但到了后面，你开始被它吸引，于平淡中跟着作者不慌不忙的一路过去，竟有点欲罢不能。
看书喜欢窥探作者的三观，企图找出作者的狭隘和洋洋自得。然而这次只看到作者对历史的悲悯、清醒的目光以及高远的视野。这丝毫不夸张的文字，突然让我怀疑：是作者没有斐然的文采，还是不屑炫技，只想安安静静地讲好一个故事?
再说故事。
我们总宣扬人定胜天，认为这样才算英雄，作者却让我们看到到历史的偶然与必然：历史大车轮下，很多人物被裹挟着前进，根本无力反抗。真要反抗未必会失败，只是难如登天!自动开启hard模式，何苦?
历史人物也是人，不是历史课本里的寥寥数语，万历皇帝，海瑞，戚继光，张居正，他们未必没有争过，没那么高尚，也没那么不堪，但最终也未能扭转历史的潮流。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黄仁宇一生经历了太多，对历史有一种天生的悲悯和冷静，者注定了这本书的成就：很多人写史读史，却最终陷入偏见，客观是最基本却最难做到的。黄的高度，黄的经历，足以让很多人说一声佩服，让很多人汗颜。
至于人物各自的故事，突然没有了兴致，罢罢罢，不讲了。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在这看似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书中着重写了万历皇帝、改革家张居正、调和者申时行、清流海瑞、武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六人的事迹和思想，从正面或侧面描绘了该王朝的面貌，让今人读来，能够感知那个年代，也对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
对明王朝道德的认识：
明王朝没有西方一样强大的宗教力量，他们只有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规范着帝国的道德，儒家文化是明王朝的根本，成为指导人们的唯一的道德标准，进而成为治国标准。道德规定着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的行为和思想。地方乡绅自治用传统道德为标准;官员判案以“四书”为准绳;皇帝欲废长立幼也要受到伦常的制约。道德纲常为国之根本，它不仅可以指导判案，甚至可以替代法律。用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治国，缺乏“公正性”。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替代行政。没有了“公正”的法律，用“人治”的方式，社会的腐败容易滋生，腐败者本人，多数为人治的执行者。
对明王朝政治的认识：
尽管明王朝的皇权在历朝中已经非常强大，但是书中则反复强调文官集团和皇权的博弈，文官集团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万历皇帝坐姿不雅，他们会立马批评，万历皇帝喜爱书法，他们会加以限制，万历皇帝欲立三皇子为太子，他们则坚决反对。以至后来万历仅为皇权的象征，其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官的制约。万历本人可以免去或诛杀冒犯他的文官，但却对整个文官集团无能为力。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因缺乏调和者而导致万历长达二十年的消极怠工。
《万历十五年》给予我的启示：
1、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2、一个国家体制僵化，发展停滞，没有活力，必须改革。成功则兴旺发达，不彻底则江河日下，不改革或改革失败则坠入深渊。
3、人有两面性，阴面和阳面，人是自私的。明朝一直依靠儒家思想、四书五经的原则来管理人民是行不通的。
4、历史自古就是强者的天堂，弱者的地狱，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
5、当皇帝也有当皇帝的无奈，万历皇帝虽然为一国之君，但其实活的也很不自在。
海瑞其人——他的身份作为一个传奇比他活生生的本人更为有血有肉。面对这个污浊的世界，海瑞以为只有自己看到了黑暗，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
然而他是糊涂的，事实证明，徐阶看到了，高拱看到了，张居正也看到了，他们不但看到了问题，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海瑞唯一能做的，只是痛骂而已。当他回顾他的做官史，他还是一个小小教谕的时候，面对知府的视察，他拒不下跪，因此得名“海笔架”。纵观他那没有一丝灰色收入的一生，可以称其为“自然经济的忠实拥护者”。当他成为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他敢于直接向皇帝上奏，说他一意修炼成仙;竭尽老百姓的脂膏，滥兴土木;二十多年不临朝，法规纪律松懈。官吏贪赃枉法，胡作非为，老百姓无法生活，水旱灾害时常发生，盗贼四起而且越来越厉害。
陛下试想当今的天下，是什么样子啊?连嘉靖看了都连连摇头，说：“这个人大概是比干吧，可惜我不是纣王。”看到了帝国的黑暗，只是一个义愤填膺的勇士，却不是一个好的执行者。他的身份作为一个传奇比他活生生的本人更为有血有肉。从始至终，他只是一个传奇的榜样，和一件好用的工具。
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作者是扎扎实实地从史料走中来，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才会拥有独特的见解。在后记中他这样解释他历史观的来源：“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
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可见这本书不是一个仅局限于书本的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经历和感受的作品。在书中，作者常常批评“道德代替法律”这一点。
明朝时，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高峰，废除丞相制度，文官集团日益强大，但是军队建设却极其落后，依靠多次翻修的城墙巩固国防，待倭寇入侵才开始培训新兵。天下的奏折，评判的标准则仅仅依靠仁礼道德，没有强而有力的法制建设，文官集团越发强大，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最终走向灭亡。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古以“礼”为尊的国度，从民风淳朴的先秦、百家争鸣的春秋、诗词盛行的唐宋，甚至是大部分民族的传统文化已失传的今天，传统道德的渗透力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就像是手表中的齿轮，在历经时光岁月的磨损之后，终于在运作中发出了不和谐的噪声。
生活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感言， 感言是关于生活和人生真谛的精妙呈现，一篇感言要怎么才能写好呢？您是否了解“万历年心得感悟”幼儿教师教育网的编辑为您整理了一些相关信息，供大家借鉴和使用，希望大家分享！
曾经有同事和我讨论《万历十五年》，问我“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你愿意做哪一种人?”我说哪一种都不做，因为他们都是失败者。
张居正是万历首辅，他的初衷很好，激进而大刀阔斧的推行万历新政，国库确实充实了很多，明朝也出现了一些暂时的新气象，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但是他推行的清丈田亩脱离实际，不符合当时的情形，推行不下去的时候，他不仅不会从技术的层面来思考其中障碍，反而刚愎自用，强行推广，结下了很多仇怨，加快了他后来下台的速度。
张居正从小聪明过人，十六岁考中举人，饱受传统教育，他把道德放在首位，按照申时行的说法，认为人的欲望有“阴阳”两面，阴的一面是人自己内心的、不可告人的私欲，而阳的一面就是可以公示于人的表现。所以作为首辅，张居正理所当然的赞同节俭，也要求官员节俭，这是他“阳”的欲念。另一方面，他出生于一个秀才之家，从未大富大贵，一旦高居显位，就极度奢靡，在他看来，自己作为首辅，劳心劳力，享受一下是可以的。政策上的刚愎自用，个人生活的阴阳两面，成为了张居正被人攻击的原因，以至于死后都不能入土为安。这让我想到了在竞选制的国家，在审查竞选资格的时候，竞选人的财产也要被列为参加竞选的条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万历年间文官不睦，是申时行上台后着重要解决的问题，他以“和事老”的姿态出现在万历年间的政治舞台上，认为大明的最大事务就是缓解文官之间的矛盾，大明王朝能够在平衡状态下得以运行。他之前追随张居正，亲自目睹了张处理文官不睦的方法，是主观上控制或者严禁文官之间的不睦，当然他也见证了张居正最后的结局：一次偶然的病就让他莫名其妙的死去。
申时行要吸取他前任的教训，他的经验就是：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习惯是否相悖，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是空中楼阁。尽管如此，三派文官对他还是不满：搜刮自肥的人认为他太假，甘守清贫的人不满于他对贪官的温和，而大多数人认为他没有是非观念.....，所以一旦机会来临，他也被众人踩在脚底下。
海瑞是大明王朝的异类。和他的同僚不同，海瑞不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然后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的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他尊重法律，按照最高限度执行，但是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他认为人的行为可以简单的分为“善、恶”两个范围，甚至在一些不能决断的案件上，也可以凭借善、恶来裁决。他认为君子为官的动机，无非就是恻隐与义愤，所以他的信条和个性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其悲剧性的结局说明了以个人的道德之长，仍然不能弥补组织和技术之短!
张居正的美好初衷和强硬手腕，开创了万历新政，但是并没有让他成为流芳百世的不朽，由于主观能动性过大，反而是落到了死后几乎被挖出来鞭尸的地步。申时行一生奉行“周而不比”的处世原则，最后让自己成为了所有文官的敌人。海瑞的执着与坚守，一生的仕途阴差阳错，他的死，让很多人叹息：这个人终于死了!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评价很高的书。暑假中读后颇有感触。下头分几个部分谈一谈。
一、先说说黄仁宇先生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以往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之后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我独特的思考。
他在自序中提到他与明史的联系，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运。为了写书、做论文，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明实录》133册，再加上写书的时间，一本不厚的书竟用了7年的时间!如此严谨的态度，坚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为他的治学作风才有可能写出如此精彩，有影响力的巨著。
二、谈谈这本书。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有的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而黄仁宇先生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明朝采取极其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并不着眼于提倡辅助先进的经济以增加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书中有如下论述：“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它每年要向27个不一样的机构缴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一千两。与其相似，全国布满了这段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齐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有书中可见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犹以为甚，乃是明朝衰落的症结。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不得善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及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
三、谈一谈引申出来的思考。就以中的海瑞为例。海瑞作为一个御史，尽他的职责，直言敢谏，甚至冒着杀头的风险直指皇帝的过错，实为清正。而他的作风不但皇帝看不惯，连朝中百官都人人对他的行事习惯有怨言，其中不乏许多忠良之士，原因何在?
海瑞的信条和个性固然令人尊敬，却没有一人按照他这个榜样来办事。原因就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了另一套为大众所理解的形式方式。海瑞的行事方式乃是正道，而这正道上已是人迹罕至。
举一例说明：当时朝廷上派遣钦差到各地巡查。名为巡查，实则捞油。每到一处必是明里或暗里的向地方官员要好处。而地方官员也正好趁此机会送钱打点，一则为自我官场升迁打基础，二则能够保住官位，在所辖之地横征暴敛而不被处理，两厢情愿，心照不宣，何乐而不为?而两袖清风的海瑞可不管这一套，青菜豆腐招待上官，钦差几次暗示却反被海瑞参奏一本，引得人人自危，就怕自我的那点事儿也被揭发。
按理说海瑞的做法并无不妥且是极为正确，可在当时的规则之下必定是要引起惊涛骇浪的。何也?是时此种上下官员的交易方式已经不再是地下的受贿而似乎有正大光明的趋势。系统之中的每个个体已经在此制度中找到了自我的平衡点，找到了晋升的途径和维持生计的办法，习惯成自然，只要人人都能够得到自我想要的，灰色交易市场已经构成，为什么要改变呢?偏偏就在此时，海瑞半途杀出，非要搅个天翻地覆。一旦当前的系统被颠覆，每个个体都必须重新定位去适应新的规则和关系，此刻的既得利益到时候就不明白能否找回，谁愿意去改变呢?海瑞的行为就像一个印第安部落里闯入的欧洲人，无异于砸天下所有当官的饭碗。习惯了一套能够让他们获益的规则的人们会在有人想颠覆它的时候奋起反抗的，习惯和利益是罪魁。海瑞正是所以被碰得头破血流，赋闲在家，晚年凄惨。制度造成了这一切。
《万历十五年》是我寒假读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红楼梦》，我在读完《红楼梦》之后，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本书留给我最初的印象，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而更多的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而读罢《万历十五年》，我又不得不为黄仁宇深刻的思考所触动，中国社会的管理过多的依赖道德而不是法制，这哪仅仅是明朝所特有的呢？殊不知，在接下来的清朝一直到如今，社会上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或轻或重的管理问题。
《红楼梦》是小说，尽管有许多内容是虚构的，但是毫无疑问，小说的情节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的，是生活的再现与升华，所以里面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我接下来论述的凭据。
余秋雨在《千年一叹》中提到过：中国人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这一点在《红楼梦》里体现的淋漓尽致。或者说《红楼梦》当中的人物关系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展开的，随便举一两个例子，比如黛玉刚进贾府，一个“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一方面反映了黛玉的心思缜密，深谙人情事理，但更反映了在当时社会上人与人交流与相处存在的一种隔阂；又比如众人讨贾母的喜欢，泼辣的王熙凤、“佛爷”似的王夫人、正经而又严肃的贾政还有那宝玉这些自不用说，单说贾母给宝钗庆生辰请邢夫人、尤氏和惜春，一个“不敢不来”已经将伦理体系的大家长所具有的威慑力体现出来。
《红楼梦》里面还体现出了一种强烈而又自然的“脸面观”。在《红楼梦》当中，我们能经常听到婆子骂丫环，或是主子骂奴才，而其中经常出现的词就是“上了脸了”，毕竟在奴才或是丫环的心里，脸面与身份是对等的。“上了脸了”，其实一方面是由于身份对他人脸面价值的内心的不认可，而另一方面是对脸面的有无并且多少与地位的直接挂钩深表赞同。
以上所详述的身份、脸面都是建立在儒家道德的基础之上的，而贾府被抄家，同样也是由于道德，即在道德层面上社会的不认可。而贾家在道德上的失败，归根仍旧是道德治家的的缺陷。
由家上升到国，这种问题就更加深刻并且以新的形式地暴露在社会管理层面，这在《万历十五年》中有较为详尽的叙述。
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以历史上极其普通的1587年切入，从波澜不惊的表面深入剖析了时代背后涌动的暗流，而这股暗流，即社会的发展与传统的文官制度之间的矛盾，即将浮出水面。作者在《万历十五年》中分析了这种文官制度的“顽固性”（姑且称之为顽固性）。尽管有身体力行，得到皇上支持且努力想变革，更确切地说，改善各种制度的首辅张居正，但是以一己之力对付“全天下的读书人”，结局可想而知，并且由于张居正侵害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最后死后落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尽管有清楚地认识到文官的双重性格，并且努力地折衷调和的申时行，但是作为首辅的他，承担着文武百官的表率以及与皇帝最亲密的大臣双重身份，一旦不能够履行好其中之一尤其是前者，他将自然为统治者或大臣所不容，所以在最后他对立储的立场被公布之后，自然而然地为百官踢出。以上两位首辅一则自起炉灶，希望行政效率的提高，却适得其反，由于严厉的政策导致的高压气氛最终使文官集团破裂；二则从中调剂，恕道待人，来补救文官之间的空隙，但是单单纯粹的补救永远也挽不回这座欲塌的高楼。他们都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试图来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然而文官制度像固执的一头冲向悬崖的牛，虽然这种制度已经愈发暴露出它的弊端——财政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军备的效能极低，腐败问题严重……国家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但是只要人民能安分守己，这种得过且过的日子，文官们并不准备拒绝。
宋朝的这种文官制度的思想基础是建立在“四书”上的，而“四书”则是这一个庞大帝国的圣经。“四书”被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所诵习，朝廷通过科举制度选出优秀的“‘四书’学习者”，组成文官集团，而大大小小的文官，他们所共通并且共同恪守的信条就是“四书”的训示。毫无疑问，一个人并不可能时时刻刻恪守这些信条，纵然有也不会被时代所接纳，举出海瑞的例子，海瑞在大部分的人心中是一代清官，没有错，他一生为官廉洁，死后只留下白银20两，他是令人尊敬的，但这也恰恰反映了文官集团并不是一个团结的共同体，相反的，内部才会出现像海瑞这样的道德模范。说海瑞是道德模范，是因为他也是文官制度的产物，并且拥有恪守所有道德准则的信念与勇气，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为官时并不被大家所喜欢。最初制定这一信条的统治者，希望依赖这文化的传统来维持和运转整个国家，但是这种文官制度随着时间慢慢变质，而变质的原因，便是因为人具有阴阳两个不同的方面同时又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而仅仅凭借儒家一些简单、粗略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法有效实行的原则来束缚人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还有一样事物能够弥补以上所有的不足，那便是法律。如果百官恪守的是法律而不是简单的信条，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潜力还很大，但情况并不是这样，法律并没有成为国家被治理的依据，相反地，法律在这个帝国的体现简单而又粗略，一些简单的民事纠纷只是由乡间的仲裁来判定，只有刑事案件由官府审理，而官府对于这些案件都有固定的规则，如“杀人偿命”等等。而导致这一情况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整个帝国实质上是由大大小小的乡村集合起来的集合体，所以如果以法律为本，实际运行中就会遇到操作繁琐、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等问题；其二是因为现行的法律制度是为文官制度服务的，司法从属行政，那么政府的统治便可以实现一元化，归根结底，这有利于巩固文官的统治地位——这也就是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表为公仆实为主人。所以，帝国的一点烛光并不能带领这个帝国走出黑暗。
然而，并不能就这样否定文官制度存在着巨大弊端，毕竟，它曾作为治国的政策并且取得不错的效果，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么这种制度的维持，必定是再也不能为时势所容许，但是许多社会管理问题依旧会存留。
文官制度的实质即为道德治国，回归到《红楼梦》中贾府抄家事件，其中的皇上并不曾正面出现，但我们不难感受到，皇上的喜怒决定着贾府的荣衰。试想元妃省亲之时，家父是何等的荣耀，但在道义上被皇帝否决之后（这一点不难从西平王在转达的皇帝旨意：“贾赦交通外官，依势凌弱，辜负朕恩，有忝祖德，着革去世职。”），家族很快便衰败了。岂止是贾府，社会上所有家庭都处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处境之中。这不难反映在人治社会中，财产权无法得到保护。反过来说，就是家庭需要法律与契约的保护梅因在其著作《古代法》中提到：”所有社会的进步运动，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而从不平等到平等，从等级制度到平等契约，正体现契约精神即法治精神。从《红楼梦》中体现出的“家”的困境，到《万历十五年》中体现的“国”的困境，我们不难看出道德立家与立国的弊端。由此，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以依靠道德为主要途径来感化他人的道路上，而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利用法律进行社会管理，必将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万历十五年》，名头很大，总觉得自己之前读过，即使没读过，也考虑到曾经读了《明朝那些事》，或许没必要专门去读《万历十五年》。
也是这次读书会，促使自己真真正正坐下来好好读一读这本书。读了之后才发现，这本书包罗万象，有很多值得我学习和思考的地方。
一方面是黄仁宇独特的写法，似乎能证明科学与艺术是相伴相生的。黄先生虽然是研究历史的，但不得不说他写这本书的方式方法是典型的工科做法，或许这也是搞研究的科学方法吧。首先他选择了一个科学研究最标准最典型的方法——排除干扰法，选择最平淡、无其他因素干扰的一年——开始研究大明王朝，或者说研究封建王朝，探询王朝兴亡的本质。其次他选择了不同个体比较的方法，从七个不同的人物视角描述了巍然耸立的王朝内部细节。最后是他选择客观真实地记录“实验”结果，不掺杂个人主官意志。尤其是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描写没有张居正的王朝运转日常，表现出黄先生很喜欢也很善于用侧面细节描写反衬主题主线。总之，黄先生的写法让我感觉到，不管文科还是理科，研究问题的方法是一样的，最终两者终能殊途同归。
另一方面是申时行的生平，好像在说读书就能够读出个宰相来。我们承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也承认每个读书人的职业生涯规划“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目标就是当宰相，但我们也要承认有很多人追求的是宋朝赵恒的《劝学诗》中写到的那样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因此，读了“首辅申时行”的章节，我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读书就能做大官？申时行是靠读书读出来的，是在张居正的提拔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只知道他考上进士，进了翰林院，后来当了首辅。他被人评价“老成”，是因为编撰整理了本朝的历史，其实可能就是眼界开阔些，经验丰富一些，但他处理事情的能力不得不说还差一些。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毫不影响他的仕途晋升，毫不影响他拿几千年来的经验稳住当时的王朝。真真的应了《圣经》里那句话“太阳之下没有新鲜事”。
第二个问题是京官就能管天下？这一章节里也介绍过，申时行之前的大多数首辅，都是终身在京为官，从未到地方上去任职，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没有基层经验能够管理好国家吗？且不说我们现在常常提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拿秦朝和宋朝来说，商鞅是变法前实地查看了秦国的风土人情，王安石年轻时不愿做京官只愿做地方县官，莫非这只是谋划改革、胸怀大志的官员的特质？
第三个问题是个人人生规划到底应该是什么？不得不说，我们现在的国家体系比封建王朝完备许多，当然也还能看出不少以往传统的痕迹，毕竟我们的历史上下五千年，还是要有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所以，个人的人生规划，还是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同时要把握现实需求，真正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如说我个人，作为研究所行政管理的一员，如果仅仅停留在以往的“身份管理”上，学习晋升级别的政策制度，必定跟不上时代，必须看到现在是人才引领发展的时代，沉下心来到科研一线看看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才是正确的成长途径，才能找到正确的管理方法。而且，黄先生已经教了我们方法——从不同的人物视角探寻单位运行的细节——下面要做的就是用实践检验真理了。
最后呢，还想跟大家探讨交流一个问题，万历皇帝是“活着的祖宗”，而我们目前的单位，尤其是企事业单位，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祖宗呢？面对这样的祖宗我们又能够采取什么办法呢？而这样的祖宗的存在，到底预示着什么样的王朝发展局势呢？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 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 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同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在分析、对比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可以篡改历史)，不同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同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符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一定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己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可以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可以自保，冯保可以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同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下面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这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而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面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但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对比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但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后来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因此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角色。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可以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老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己的老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己的老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因此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同阶层不同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只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面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但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一本书，让我们看透了历史的博弈平衡，看到了明代的政治家与官僚的相同于不同，也看到了现代发展的启示。所以，必须要感谢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要感谢当年明月，他引导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角度。
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是指：以一个时间基点为原点，前后各推一段时间，梳理整个大历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终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观感”。具体到万历十五年，即为1587年为基点，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明清两代为中国封建制度画上了一个句号。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从明成祖设立内阁，到清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明清政治达到专制顶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庆新政和张居正改革为后世治国者所称道。经济上，从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开始，到清代中期的摊丁入亩政策，农业人口激增，农业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农耕文明达到极盛。
在江浙一带，则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制造业、纺织业等成为解决地方人口就业的重要产业。军事上，统一多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边防矛盾呈现由内向外转移的过程。行省制度得以完善，中国疆域空前辽阔。
北方诸镇的边防措施——万里长城得以修复，火器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军事领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装在镇压内部起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学高度统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选拔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也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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